李宗陶:周作人之“苦”——止庵谈周作人的国事与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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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陶  

“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至于“两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纵观他的一生,或可借用黑格尔评价浮士德的那句话:他无法抹去他所做的一切,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寿则多辱”

1945年12月6日,北平,刚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政权的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当晚,国民党宪兵队包围了八道湾11号周寓。军警用枪指着周作人,命他就捕。周作人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

据周作人外孙杨吉昌回忆,是夜搜查的情形并不粗蛮。周作人晚年在《监狱生活》中写道:“我这里没有其他宝贝,只有一块刻着‘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章,和摩伐陀(Movado)牌的一只钢表,一总才值七八百块钱,也被那带枪的特务所偷去;幸而他们不要破砖瓦,所以那块凤凰砖和永明砚总算留下了。”他称国民政府的接收为“劫收”。

1966年8月24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11号,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两天前已有小将上门,砸了周母的牌位——在鲁迅博物馆,同一位母亲的相片仍供瞻仰。红卫兵命81岁的周作人跪下,老实交代罪行,并用皮带抽打他;接着,周作人之子周丰一被拉来陪斗,情状更为惨烈。从这天起,周作人写了六十多年的日记停笔,而高大的周丰一,一条腿从此微瘸。批斗过程中,一位小将向周丰一索要他的手表,然后戴在自己手上。这一次,周作人未置一词。

周作人之孙周吉宜当时16岁,是北京男四中学生。红卫兵驾临时,他正在翻书架,清理“封资修”。周吉宜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全家住在八道湾11号院第四进院子的北房里,7个房间是连通的。他住在靠东头的一间,西头的三间是祖父的书房、厅堂及卧室。红卫兵开始没理他,过了一阵返回东屋问明“你是谁”,便将他轰出去了。

等他再回来时,发现家中已被翻了个底朝天,无从落脚。他睡的那张竹床像滑梯一样倾靠在墙上,床面已被拆散、折断。祖父则倒在屋前的地上。“他始终侧着身,用胳膊肘撑起上身,撑不住了就换另一边,我从没见过他仰天躺着。”周作人以这样的斯文不肯扫地,在地上待了两三天。

下雨了,周吉宜的母亲张菼芳恳求红卫兵,让虚弱的老人进屋接受“专政”。红卫兵不准。后虑及“不能让他死了,得留着交代问题”,才允许周作人被抬进浴室。那是一个半日式的浴室,进门有一个约三十公分高的狭小的更衣台,铺有木板,周作人在上面待到秋冬。浴室潮湿寒冷,没法过冬,才又被准许挪进厨房。厨房从前没住过人,年久失修,已经倾斜,四处漏风。张菼芳忙着堵窗户,填补墙上的裂缝,用长条木板搭了一个地铺,上面简单铺上被褥。

此后,就有鲁迅博物馆叶淑穗等几位看到的一幕:“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

周吉宜说,从抄家那天起,祖父的三间房就被贴上封条,再不许家人进入。直到1968年7月他去北大荒插队,那三间房依然上着锁、贴着封条,只是不时有人来开锁、撕下封条、进屋、取走物品,再重新封门,从不作任何说明。区别只是,有的是骑自行车来拉走东西,有的是用汽车来运走东西。周吉宜据此判断:来者不只是一家单位的。他说,在抄家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有陌生人或者附近的邻居结队前来“参观”,踩着一室狼藉,从东头走到西头。当两年后他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时,看到三间房里的全部物品,包括家具、文具、书籍、手稿、书信、收藏品以及生活日用品都已消失得干干净净,屋里住进了不认识的人家。

1966年岁末,友人孙旭升到访,“在我进去的时候,知堂已经从炕上起来,穿着黑色的短棉袄裤,帽子也不戴,俯着头默默地站立在炕那边的地上。我从他的样子可以看得出,他一定以为又有什么人来找他麻烦了,所以预先做出‘挨斗’的姿势,默默地站立在那里。……我看他脸容黄瘦,精神萎顿,像是正害着不轻的病……”

此前,周作人写过不止一封信给周恩来。后来,他几次在皱巴巴的四百字红格稿纸上写下请求“政府颁布安乐死卫生条例”的“呈文”,着儿媳避开红卫兵送去派出所。“呈文”里都提到:“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的人道主义的。”这与60年前他自雨果小说中认领的清新的人道主义已有天壤之别,它沉重到只是一个人求死的根据。

红卫兵给周作人定的生活标准是每月10元,周家老保姆是15元。他们吩咐粮店,只许卖给周家粗粮。周作人一日三餐是玉米面糊糊就酱豆腐。由于营养不良和长时间躺着,他的两条腿很快浮肿。

红卫兵还抄走了周家的菜刀。张菼芳去街道“革委会”求情:这没法做饭啊,我们可不可以拥有一把菜刀?后来,就有了刀——一把掉了木柄、又小又钝的刮鱼鳞刀。周吉宜告诉记者:“因为属于‘牛鬼蛇神’家庭,煤铺不卖给煤,也不卖给木柴,我们就找点煤粉自己摊煤饼做煤球,把抄家损坏的家具劈开当柴烧。我跟姐姐们下乡后,家里的炉子不见了,也没做饭的大人——要上班,还要参加学习班,我9岁的弟弟就在屋檐下用砖搭个灶,支上锅,在院子里没人的时候捡些树枝当柴烧,煮菜烧饭。城市的院子里能有多少树枝可捡呢?又不敢到外面去捡。弟弟后来告诉我,他常常仰头望着院里的大树,盼望刮风,好多掉下些枯枝。院里的孩子们常在他的锅里洒沙子,或者撒尿。”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被发现“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态很不自然”。张菼芳闻讯奔回家,发现公公已经凉了。家人估计,他是正要下地时猝然去世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上。周作人的骨灰,没能保存。

他的手迹、译稿和著述留存,正在各处彰显各异的价值。周作人在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今年2月,包含这些对话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出版。今年5月,由周作人手撰、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出现在嘉德2012春拍“唐弢先生藏珍”专场的拍品名单上。

巴金曾评说:“有了唐弢先生的藏书就有了现代文学馆的一半。”唐弢的藏书在“文革”中未受冲击,而据记者了解,他的后人目下“比较缺钱”。此次拍品中最重要的有两件,一是沈尹默《忆鲁迅》手稿——沈尹默后人亦质疑其来源;另一件就是《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

开拍前,周吉宜代表周家后人致嘉德公司以律师函,指认手稿为“文革”抄家中丢失的物品,要求停拍,物归原主。但嘉德公司要求周吉宜提供证据——相关的抄家清单或确权证明。

周吉宜说:“文革时红卫兵抄我家,实际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义,公然入室打砸抢,哪里有人给开清单?我目前拿不出‘确权证明’。我问嘉德为什么不要求拍卖者提供合法性证明,得到的回答是这是行业惯例。这真让人难以理解。”

这份手稿最终以184万元落槌。

周吉宜告诉记者,手稿被查抄之前没有外传过,他小时候也曾见到大人们就鲁迅与祖父的不同风格谈论过这份手稿,何以落入他人之手,又为何拿出来拍卖,这是他想要弄清楚的。

就在本文刊印之际,周家的起诉书正在递往朝阳区人民法院。同时,周家在申请商务部的回函。

“铁的温雅”

八道湾在北京旧城的西北角,11号周寓是一个低洼所在,从外院过二门后要下四级台阶才到里院地面。二三十年代,里院有棵很大的白杨,哗哗作响,在友人眼里,“好像在调剂寂寞似的,院子里老觉得是秋天。”院子里还有一棵大杏树,开花季节,周作人每从树下过,却不知花开,鲁迅说他“视而不见”。

这是周家变卖绍兴祖产购置的院落,三房共有,周作人住里院。梁实秋记:“(里院)正房三间,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个八个木书架,都摆满了书,有竖立的西书,有平放的中文书,光线相当暗。左手一间是书房,很爽亮,庞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竟不像是一个人勤于写作的所在。靠墙一几两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来挂着一个小小的横匾,‘苦雨斋’三个字是沈尹默写的……”

这斋名由雨漫书房而来,后也称“苦茶庵”。1937年北平沦陷后,坚留在八道湾的周作人改称它为“苦住庵”。这本有文人雅意的“苦”字,竟缠了他一生。

文人喜闲章,拈几枚来看:一方印“江南水师出身”;一方长方形寿石章“忍过事堪喜”(杜牧诗句);常用一方曰“知惭愧”;八十岁刻成“寿则多辱”。

周櫆寿生于1885年,是大清朝气数将尽、西潮新学勃兴的年代。追随年长4岁的兄长周樟寿(树人)从绍兴到南京,又到东京,櫆寿更名“作人”,先学海军,又习建筑,由翻译入手,渐入文坛。借张中行所见,“四部九流,无所不读,尤喜笔记,旁及谣谚、笑话”。

借钟叔河评语,“于学无所不窥:魏晋六朝,晚明近世,妖术魔教,图腾太步,释典儒经,性的心理,印度日本,希腊罗马,家训论衡,狂言笑话,无不从人类文化学的宏观,以中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的思想,妙言要道,鞭辟向里”。

张中行说,“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杂,是想了解‘人’。他读书的诀窍有三:勤,实是谦词,不妨说是‘上瘾’;快,由勤而来,看多了,懂得分辨吸收,必然快;善记,说到某书某处,仿佛刚刚读过。”

周作人通日语、英语、古希腊语、世界语;与章太炎一起学过梵文,仅听两课就停止了;有意学习俄语,未如愿;欲学法语,被鲁迅劝阻,“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兄弟俩早年的译介,既为理想,也为谋生,“留学费是少得可怜,也只是将就可以过得日子罢了,要想买点文学书自然非另筹经费不可,但是那时稿费也实在是够刻苦的,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而且这是实数,所有标点空白都要除外计算”。

周作人还记着:“他(鲁迅)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待,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弗(寿棠)赶来劝开了。”

从东京到北平,从“新村”里的武者小路实笃,到北大的故友新知、弟子学生,到新中国与他交道的编辑文人,许多人描写过周作人的“样子”,指向大致同一。而到了1960年代,来访者望之:“一看,就是斗争性不强。”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写道:“周氏的为人和容貌态度十分温和,是一种阴性的、女性的性格。那透明般的清白的脸色,贵族式的端正的五官,细细的眼睛,说话时低着头不看对方的样子,非常流畅的、发音准确地道的日语,以及安详的、低声缓慢的说话方式。”

温源宁写下:“他有一种超然不群的气度——是冷酷呢,还是有礼貌的轻视?——把人放在适当的距离之外,津津然以旁观者态度去看他们。他在应对仪节上的那份谦和,正是拦阻人跟他过分亲热的一道屏障……”

周作人说:“老实说,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地难。”

弟子废名道:“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这个态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

周作人自己说:“我不喜欢旧剧,大面的沙声,旦脚的尖音,小丑的白鼻子,武生的乱滚,这些怪相我都不喜,此外凡过火的事物我都不以为好,而不宽容也就算作其中之一。我恐怕我的头脑不是现代的,不知是儒家气呢还是古典气太重了一点,压根儿与现代的浓郁的空气有点不合……”

二三十年代,银元需换成铜币流通,时价1:460。友人偶然谈及,周作人坚持说是1:两百多,因为佣人是这样兑换给他的。众人都说他受了骗。周作人考察了一下,发现还有大米整包被“运”出去的。于是鼓足勇气,请来佣人,委婉地说,家道不济,希望高就。佣人忽然跪倒,周作人大惊,赶紧上前扶起,“刚才的话算没说,不要在意。”

有同道来访,请到书斋,喝清茶,对坐闲谈,细声细语,从不臧否在世的人物。偶尔“天命的另一面闯出修养的围墙闪动一下”,不过是“Y公有才,可是不写;Z公无才,可是好写”之类的评语。

张中行懂辩证:“一团和气的温厚,来源是天性加学识的厚重。北大故人赵荫棠说,有天生的圣人,那是须带憨气的。周作人是修养的圣人,是知且智者,周作人自己曾说,自觉有时脾气很坏,‘如果作了皇帝,说不定也会杀人’。”

在周作人一生中,有些小概率事件,譬如他对弟子沈启无的破门声明乃至“赶尽杀绝”,令不少人为之侧目。温源宁提醒说:“周先生还有一面我们仍不可忘记。他身体里有多量的铁。那毛刷子下的两片紧咬的嘴唇,便暗示着果断。他不大高兴管闲事,可是一旦高了兴,谁拦了他的路该谁倒霉……周先生在这一点上,正像一艘铁甲舰:他有铁的温雅。”

还是武者小路比较懂得:周作人有着不一般的荣誉心。破门事件发生后,武者小路曾致以长信:“你和我一样都有一种外柔内刚的倾向。世上的人往往太小看我们,所以,时而展示一下自己的真正价值也是必要的……”附逆期间,周作人不止一次提到过“我的价值”。

据说鲁迅曾有感:像周作人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人们因而视其为“淡漠”,更追溯到他是“老和尚投胎”的传说。周吉宜则向记者讲述了幼年沐浴到的祖父拙朴的慈祥:“上小学之前,我有时爱到祖父的房间去,有一次也许看我没有可玩的,祖父就拿出几张日历纸,用小竹勺舀一点浆糊堆在纸中间,递给我说,给你一个小蜗牛,让我用来粘糊做手工。那一小团浆糊圆润光滑,祖父还指着一个小突起说这是蜗牛的触角,我说蜗牛应该有两个触角,祖父说那一个它收回去了。后来,‘要一个小蜗牛’就成了我和祖父之间的‘暗语’。有时,在我接过时他会问:看看这回有几个触角?”

不少研究者认为,周作人是一个不习惯也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在他闲适恬淡的样貌、文字背后,有不失为激进的思想和难以抹去的苦涩,二者是相关联的。

张中行说:“他的闲适是违背时义的。因为闲适必须高高在上,而时义认定,人是不应该高高在上的。至于世间能否允许一个人高高在上地闲适,或者闭户消沉,要看是什么世。”

“我们都是祖先的鬼的重来”

周作人经历过思想混乱、无所归依的阶段:“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和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和科学的例证……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地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品店了。”他最终认定的精神上的祖先,不是以程朱为代表的正统儒家,而是一条隐没未彰的线索:汉代王仲任、明季李卓吾、清代俞理初,构成他“疾虚妄”、“崇真”、“有常识”、“唯理而有情”的思想核心。而这些人,都是各自时代的异数。

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丹麦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英国古典人类学家弗雷泽以及思想家、性心理学家蔼理斯,也都对他思想的成型起过重要影响。

周作人对“五四”的评价在当时颇为左翼所激愤——

“旧的与新的迷信割据了全国的精神界,以前《新青年》同人所梦想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但不见到来,恐怕反已愈逃愈远:复古与复古,这是民国的前途。我们翻历史,不禁不杞天之虑:我不信神而信鬼,我们都是祖先的鬼的重来,这是最可悲的事。

“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中国此后也不会有,将来舞台上所演的还是那几出戏,不过换了脚色,衣服与看客。五四运动以来的民气作用,有些人诧为旷古奇闻,以为国家将兴之兆,其实也是古已有之,汉之党人,宋之太学生,明之东林,前例甚多,照现在情形看去与明季尤相似:门户倾轧,骄兵悍将,流寇,外敌,其结果——总之不是文艺复兴!”

对“五四”失望,对“北伐”失望,对青年的失望,对自己蔷薇色梦的失望……令周作人不断感想:“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既然“教训无用”,于是“闭门读书”……到了知天命之年,周作人作打油诗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而他追随多年的兄长的姿态是: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看起来泾渭分明,实际上一脉相承。这一点,胡兰成像是读懂了:“我以为,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至于“两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

他早年提倡的国民文学有着鲜明的个人主义立场,同时盛载理想:“我不知怎地很为遗传学所迫压,觉得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无论是好是坏,所以保存国粹正可不必,反正国民性不会消灭,提倡欧化也是虚空,因为天下不会有像两粒豆那样相似的民族,叫他怎么化得过来。现在要紧的是唤起个人的与国民的自觉,尽量地研究介绍今古的文化,让它自由地渗进去,变成民族精神的滋养料,因此可望自动地发生出新汉族的文明来。”

文学在他的总结中,是“无一可言”。“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文学无用,它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但这左右两位是有用有能力的。”

“我想文学的要素是诚与达,然而诚有障害,达不容易,那么留下来的,试问还有些什么?……知道了世间无一可言,自己更无做出真文学来之可能,随后随便找来一个题目,认真去写一篇文章,却也未始不可,到那时候或者简直说世间无一不可言,也很可以罢。”

他拒绝文以载道,那“大的高的正的……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

“我喜欢知道动物生活、两性关系、原始文明、道德变迁这类闲事,觉得青年们懂得些也是好事情。”1926年,张竞生主编的《性史》第一辑由光华书局正式出版。一时间举国哗然,张竞生被讽刺、谩骂,并冠以“性学博士”。周作人却公开表示支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或错谬,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未必失色发抖,一把夺去淫书,再加几个暴栗在头上。”

他的反传统的基石是“伦理之自然化”。“我这伦理的生物学的解说不管它的好坏得失如何,的确跟了我一辈子,做了我一切意见的根底。”止庵说:“他的意思是,整个传统都需重新审视,观念和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定规,它必须适应人的生活。最能代表他这一思想的两篇文章《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写得都很平和,但其中的思想是非常激进的。”

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周作人,称其为“汉奸文艺”的代表。到了1949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向毛泽东请示时,主席说,周作人应当公开检讨他的错误;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对他就宽大了。宽大,就是许他搞翻译。

从64岁到81岁,17年里周作人一共翻译了400万字,写作200万字,这在他的同代人和下一代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们出自一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不时要到派出所接受传问和写思想汇报的管制对象,一个始终缺钱、又时常为病痛所困的老人之手。

据家人回忆,周作人的书房总是窗明几净,书桌上井井有条摆着笔砚、稿纸;参考书和工具书用完必归原处;他每天伏案工作10个小时以上,自己研墨,用毛笔写正楷;极少打底稿,总是考虑好了才下笔;他埋头翻译时,常脱下深度近视眼镜,用放大镜查考字体细小的外文资料。

他也为香港《新晚报》写文章。代为约稿的曹聚仁来信说:“写得愈通俗愈好,因为我们是无法适合读者要求,写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总之,不是人写稿,而是稿写人了……我的意思,一切只能迁就现实,每天写点短稿,总有办法可以送出去的……”周作人并未完全按照曹聚仁的要求去做:“兄前信嘱务为浅近,如对中学生讲话才好,奈此事颇所不能。”这些文章的总汇,就是后来周作人较重要的作品《知堂回忆录》。

舒芜曾说,周作人的文章都具有思想文化上的意义,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没有人能超过他,没有人能代替他,“其文”是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

舒芜与钱理群,是1949年后较早研究周作人的代表,他们当年对“其人”的述评和批判不可避免带有时代的烙印。钱理群近年有反思:“周作人对我来说,原来只是因为鲁迅研究深入不下去,非得换个角度不可,所以才去做。之后对我就产生了两个影响,一个影响是,周作人又唤起了我早年在家庭影响下,所接受的那套民主自由思想。”

1997年,钱理群在北大开课《话说周氏兄弟》,着重分析周作人和鲁迅的思想在1990年代中国的现实意义,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沈启无曾向胡兰成慨叹:和鲁迅分离,于周作人的影响甚大,鲁迅的死于他更是一种损失。“因为鲁迅在时,究竟是他的一个敌手,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敌手,没有了鲁迅,他是要感觉更荒凉的。”

钱理群认为,个体的精神自由,绝对是周作人和鲁迅共同追求的东西。但周作人过分强调个人和人类的观念,忽略了国家、民族、社会的观念,这是后来周作人附逆的一个最基本原因。“鲁迅在去世之前,特地叫他的弟弟周健人去关照一下老二。当时面对日本侵略,知识分子草拟了一份《救国宣言》,很多人都签名了,独独周作人不签。其实鲁迅也认为签名没什么意义,他能理解周作人为什么不签。但他认为,作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面临日本的侵略,你不能没有一个态度。”

“还有一个区别是,在对现实达到同样深刻的认识以后,知识分子该采取什么态度?在这一点上,鲁迅是继承儒家传统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周作人有道家的味道,‘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但周作人也不完全消极,他是做好自己的本业,做学术文化建设。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周作人对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是有很大贡献的。虽然我自己偏向鲁迅,但是我觉得做专业的知识分子,也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在《周作人传》的基础上,钱理群有了新的见解:“周作人把个人主义和精神自由给学理化了,这是他的重要贡献,对我的影响很大。周作人对我的另一个影响是性格上的。我本来是比较急的人,气质上比较接近鲁迅,但受周作人影响,我变得比较宽容、比较温和。周作人的悲剧,也使我对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采取比较复杂的态度。”

木山英雄的评价是:“周作人这位反政治的文化主义者以这样的方式(附逆时期试图以“人的文化”战胜异族政治、经济、军事等等“物的文化”的幻想式努力),艰难曲折地肯定了最终无法超脱政治的清末民族主义所培育的那个自己。”周作人曾比较过自己与生于民国的弟子兼盟友俞平伯的区别,就在于对政治的心热和民族主义基因。再看同时代人,生于晚清的蒋介石、毛泽东、胡适、鲁迅……无一不是民族主义者。

在附逆的曲折里,尽管周作人有许多至今成谜的难言之隐,但事实已就。如钱理群所说:“不管周作人主观上是否另存大志,客观情势规定了他。”或可借用黑格尔评价浮士德的那句话:他无法抹去他所做的一切,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关于汉奸问题、兄弟失和问题,周作人的思想形成、局限所在,以及当下意义

从1986年起,识其作品,研究其生平思想,书写其传记,直到今年2月首次全面推出11卷《周作人译文全集》,学者止庵浸淫苦雨斋主人已二十多年。周作人的着译将近一千万字,他说,反复读了好几遍。

他试图走进周作人的世界,发现有5大难处:日记至今没有完整印行;上万封书信只见数百;档案材料不曾全部公布——除了南京审判那一段之外,1949年以后周作人不时到派出所书写的交待材料思想汇报始终未见;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尤其是日本部分)也没有汇编刊行;还有,不同年代各色人等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

更有一层,对于“兄弟失和”、“附逆”等重要事件,周作人效倪云林之“绝口不言”,因“一说便俗”。所以细读《知堂回想录》而深感不满足者大有人在。他的态度则近乎狷介:世人如何解密、评判、阐发,请便。但无论人们怎样调查考证,能得到的不过是事实的片断,其中涉及主人公复杂的心理、思想活动的部分,注定成谜。

种种这些,令人们至今无法读到一部翔实可信的生平与思想相融的周作人传记。同时,在一代代特征各异的解说者——或持道德优越感,或偏好戏剧效果,或对历史惯持倒推式的后见之明,或因爱慕其文而吞吞吐吐——那里,周作人生命中的某些篇章早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鲁迅亦然。

“日本人爱美,但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

人物周刊:有种说法,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好感,是导致他附逆的原因之一。

止庵: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周作人亲近日本文化,想以它来替代中国文化。

从1906年去日本到1945年,40年里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言论都在那儿。这里面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他也认为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有优势,但这优势体现在文化本身,从来没说过体现在政治上。“七七事变”前他写的4篇《日本管窥》,还有两篇《谈日本文化书》,讲到日本文化有两种代表,一种是“贤哲”,另一种是“英雄与无赖”,他对于前者很推崇,而对于后者则从来没有好言语,譬如“英雄者实在乃只是一种较大的流氓”。

他并不主张以文化研究的结论来概括一个民族的一切。他说:“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现,往往是一时而非永在,是少数而非全体的,故文化的高明和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他也说过,“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但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现在所有的几乎全是卑鄙龌龊的方法,与其说是武士道还不如说近于上海流氓的拆梢。”即使在华北伪政府任职之后,他喜爱的仍然是日本的民间艺术或文人画师的作品所体现的那种文化。这种态度延续始终。

人物周刊:您在《周作人传》里说,1938年以后周作人的想法和做法跟汤尔和有很大关系,说汤是周作人除了鲁迅以外惟一甘愿追随的人。此话怎讲?

止庵:要理解周作人,汤尔和至关重要。他比周作人年长7岁,早年留日留德,学医,加入过同盟会。他当过北京医科大学前身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创始人。我在孔夫子网上查过,当年诊断学、解剖学、组织学、外科学、内科学、妇科学、眼科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等医学教科书,都是他一个人编译的。他还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他对学界有左右之力,陈独秀当年因为“私德不修”离开北大也跟他有关。他跟日本人的关系也比较深。

汤尔和在1937年4月到7月办过一本《舆论周刊》,总共出了15期,周作人因为给这刊物写稿,开始跟他有往来。最近藏书家谢其章送我一册《舆论周刊》的影印合订本,上面有汤尔和4篇文章。光从这些文章看,汤尔和的主张比较接近胡适,态度比较平和,但还是能明辨是非的。

其实后来出任伪职的人,立场还是存在着某种差异,并不一概都像给日本天皇写“八纮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这路诗的王揖唐那样。不过通常认为,对于一总被归入汉奸之列的,再做区分似乎没有意义。

(按:据木山英雄提供的材料,对于日本人来说,汤尔和与周作人是两个“威严决然不同”的中国高层官员。汤尔和是“行”或“不行”十分清楚的人,且颇有骨气,有时会令日本人有一种被其威严所压倒的感觉,这一方面是难对付,一方面也令日方尊重;周作人则很少参与行政,且态度暧昧不清。)

人物周刊:论真正交往,汤周也是在1937年之后,“追随”二字如何成立?

止庵:1937年底华北伪政府成立,汤尔和是中心人物之一;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他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没了多久他就死于肺癌。周作人接替了他的职务。

这就要说到1980年代中期沈鹏年发掘的、后来引发轩然大波的一些新材料。材料都是关于周作人出任伪职的事,涉及当时中共地下党有没有动员周作人“出山”,以阻止更糟糕的人选(指缪斌)上任。在我看来,尽管其中许宝骙针对“口述”另写文章,而王定南先是签字确认后又加以否认,他们俩的说法一致又不一致,其实并未超出周作人1949年7月致周恩来信中那句“大家觉得有占领之必要”一句所涵盖的范围,只是在“大家”都包括哪些人、哪些政治势力,而这些人或势力愿不愿意认账上,存在差异而已。但是最终是如周作人自己所说,“我考虑之后终于接受了”。

(按:钱理群认为,其中某些当事人的意见与活动,“一方面确是个人所为,并不是出于任何一方组织的正式决定,但又确实代表了各方政治势力的利益与要求,不仅是国、共两党,也包括美国一方在内。……周作人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棋盘上的一粒棋子。)

我比较看重的是两份手写材料:一位叫陈涛,当时是伪临时政府教育部直辖编审会中方副编纂,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回忆编审会第一次开会时,“日方总编纂即提出教科书中应加入‘新民主义’(注:日方操纵的反动政治组织新民会所宣扬的‘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荣’等奴化思想)的问题。我当时立即以种种理由表示反对意见”,“最后由汤尔和表示教科书应以传授知识为主,最好不要把有倾向性的政治色彩的东西装进去,加入‘新民主义’事可暂不考虑”,“汤病故后由周作人继任教育总署督办后,也没有旧事重提”,“伪教育总署对教科书的编辑方针及态度毫无变化,基本上与汤尔和时代是一致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也承认“华北教育不曾奴化”。

另一位叫高炎,也是中共地下党员。1938年4月到1942年6月,他是《庸报》北平支社采访部的记者。高炎说,他曾以《庸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1938年2月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注:通常被视为周作人附逆的开端)。现在关于此事唯一史料来源是《大阪每日新闻》3个月后发的报道,高炎则讲了他作为当事人所看到和听到的,虽然当时他做的记录在会议结束时被日本陆军特务部的人没收,但根据他的回忆,周作人在会上说的是:“日本文化自有独立的价值。但是,不容讳言,日本文化是以中国文化及西洋文化为根本则是事实。其中年代最久、影响最深的是汉文化的影响。”“30年来确实研究过日本文化,最近感到研究的结果是不懂。过去从文化上艺术上所了解的日本,和现在好像不是一回事。只能说,越研究越不懂。所以,今后只能不谈不写了。”“现在两个国家在外交上、政治上、军事上都糟到如此地步,我的看法是,不妨让文化仍旧保持她的清白,留作将来的余地罢。”

1941年1月至1943年2月,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而高炎从1940年11月到1942年6月兼任伪督办秘书,也就是跟周作人有一年半的上下级关系。高炎在回忆中也说,周作人继任后,基本上沿袭汤尔和对教育的方针和态度。

“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并不是说还是出吴三桂好”

人物周刊:但是周作人确曾在电台里代表伪政府广播,访日时还去慰问日本伤兵、进出神社。

止庵:其中“进出神社”一点,只是1941年4月15日发行的《庸报》报道的日方为周作人一行安排的前一天的“行程”之一。但据倪墨炎《苦雨斋主人周作人》,当日“计划没有实现”,周氏一行未去靖国神社。(按:因为火车误点未能成行,偶然或必然?)周作人4月16日参拜过汤堂,即孔庙。关于周作人在伪教育督办任内的一系列职务行为——包括出席或召开会议、参加招宴、率东亚文化协会评议员代表团赴日、前往外地视察、作为汪精卫的随员访问伪满洲国、发表讲演和广播讲话、举办培训班、参加新民会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成立大会并任副总监等,我在《周作人传》中已经说过,“责任均应由职务人承担”。

周作人一生的思想我认为主要是两条: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传统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他认为这两条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人物周刊:这是不是意味着,为了事功,为了那个结果,道义是可以牺牲的,手段可以是无所谓的?这确实是近代以来的思维方式。

止庵: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是说:道义要落实于事功,事功体现道义,但事功不能取代道义。我们得把这主张放到那个时代里去看,他是有针对性的。1933年他写《颜氏学记》,从颜元“严重地责备偏重气节而轻事功的陋习”得到启发,提出:“生命是大事,人能舍生取义是难能可贵的事,这是无可疑的,所以重气节当然决不能算是不好。不过这里就难免有好些流弊,其最大的是什么事都只以一死塞责,虽误国殃民亦属可恕,一己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他说:“那种偏激的气节说虽为儒生所唱道,其实原是封建时代遗物之复活,谓为东方道德中之一特色可,谓为一大害亦可。”

周作人谈到文天祥的死:“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自然这并不是说还是出张弘范或吴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国另外出些人才,是积极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他对古希腊斯巴达首领勒阿尼达思率三百将士守温泉峡,最后全部战死的事迹是很推崇的。他反对的其实是以气节逃避责任的人。庚子事变后期李秉衡受命率军抗击八国联军,当时主战主和两派都寄望于他,可这主帅刚到战场,也就是北京通县张家湾,就自杀了,写下遗书说“天下事从此不问罪臣”,结果全军不战自溃。我说:这是以最负责任的方式,造成最不负责任的结果;满足的是一己的道德完善;国家,百姓,职责,和自己所被寄予的期望,都可以成为代价。

周作人对于“气节”的认识,跟他反对“三纲”的思想是一致的。他说,“君与臣的关系,则是援夫为妻纲的例而来”,妻子须为丈夫殉节,所以臣民要为君王殒命。在他绍兴的周氏家族里,太平天国时期忠臣节妇都出过。“若在中国则又略有别,至今亦何尝有真气节,今所大唱而特唱者只是气节的八股罢了,自己躲在安全地带,唱高调,叫人家牺牲,此与浸在温泉里一面吆喝‘冲上前去’亦何以异哉。”

周作人对国民政府的不满也在这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其间有6年时间,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入侵华北乃至整个中国一点不做准备。“九一八”事变后,他对记者说:“咒骂别国的欺侮,盼望别国的帮助,都靠不住,还只有自己悔悟,自己振作,改革政治,兴学,征兵;十年之后可以一战,但是大家阿Q式的脾气如不能改,则这些老生常谈也无所用,只好永远咒骂盼望而已。”他对中国的现实是绝望的。

人物周刊:于是他释褐,去追求他理念中的“事功”。

止庵:周作人的“道义之事功化”,可以追溯到青年时代初读佛经的感悟。比如他读了《投身饲饿虎经》,被其中“美而伟大的精神”所感,认为大禹和墨子是有这种精神的。他说中国古代圣贤喜欢讲尧舜,讲得多半玄远,他说还不如大禹,较有具体的事实。

1938年底,周作人与住在上海的沈尹默唱和,我觉得各有一首诗很值得重视。周作人的诗是:

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

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

沈尹默读之“怏然”,回寄一诗:

一饭一茶过一生,尚于何处欠分明。

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

周作人说沈“指点得很不错”,但自己“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周作人的诗表现出对现实的关切,是入世的;而沈尹默则认为所发生的一切和你没有关系,不必管它。说句老实话,我能够理解周作人,但更倾向于沈尹默。

不过根据木山英雄披露的史料,当年劝诱周作人出马的日本人都很意外,桥川时雄事先预估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一”,并说,“若是我的话不会出马的。”在日方的估计里,周作人“恐怕不会放弃高蹈的文人生活而进庸俗絮烦的官场”;如果他坚辞,他们也没打算勉为其难。但没想到,他答应了。对此谷崎润一郎也曾写文章表示不同意见。但周作人考虑过了,决定了,就不再改主意了。

有一次跟一位朋友对谈,有记者问:如果1937年你们留在沦陷的北平,会不会做汉奸?朋友开玩笑说他会。我说我不会,我有个榜样,就是废名,当时他去湖北老家山区去当小学教员,等到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顺便说一句,废名对周作人一直很尊敬,在抗战胜利后公开着文说:“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他有火一般的愤恨,他愤恨别人不爱国,不过外面饰之以理智的冷静罢了。……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不过,他看到周作人在督办任上翻修了八道湾的房子,也曾流露出不满。

兄弟失和不是因为什么

人物周刊:我读了您《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最新文章,如读侦探小说,依然“不知究竟”。

止庵:朋友中也有人这么说,看样子这八九千字我是白写了。我向来反对臆测、演义,对于周氏兄弟失和,这样的臆测和演义已经太多了。我所做的,是将目前掌握的有关这件事的所有材料按照逻辑一一列出,把推论的空间留给读者。我至多只能说,兄弟失和不是因为什么——我可以明确地说,不是因为经济原因。

周氏兄弟失和的过程,鲁迅和周作人的日记里都有记载,但他们可能考虑到后人会看到日记,所以有些话可能是故意那么说的,这就造成了前后抵牾之处。至于不想让别人看到的,就像周作人所做的:将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之前,在最关键处剪去了十个左右的字。

我们要考虑到有关此事的文章多是出自更接近失和的一方即鲁迅的人所写,而且又写在周作人“落水”之后,这可能会带有一点倾向性;有些更晚出的材料,甚至是“文革”中出现的,就更要打个问号。举个例子,对俞芳1981年出版的《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我是深表怀疑的,所以从没采用过。

有人根据周作人晚年日记中记载的羽太信子“易作”,来推断1923年7月17日周作人日记里的“池上来诊”是给癔病发作的信子看病。但细看周作人的前文,医生池上其实是来给时年6岁的周鞠子(注: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女儿,也叫马理子)看病的。学者应该培养一点逻辑思维的能力。

人物周刊:羽太信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子?有没有人研究过她?

止庵:羽太信子在某种程度上被妖魔化了,这包括许寿裳1948年出版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和许广平1961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就目前的资料来看,第一个公开提及她的是郁达夫,广为流传的是他1939年发表的《回忆鲁迅》中的一段话:“据凤举(注: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但紧接着这段话,郁达夫还说:“不过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痛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君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史料有时候是根据需要被裁剪了的。

据我所知,迄今没有关于羽太信子的专门研究。我也不认为羽太信子在周作人的一生中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按:周吉宜提及,2006年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岸阳子女士曾与他见面,表示有意做羽太信子的研究。)

女子能独立,才有自由恋爱

人物周刊:周作人对兄长鲁迅、弟弟周建人私生活的评价,看起来有点不近人情,他明知道他们的婚姻不幸福,尤其是鲁迅,包办婚姻。

止庵:这里面有许多原因。从1906年周作人写《孤儿记》起,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成形,而他对于妇女格外同情,觉得女子多半处在弱势地位。后来周作人又参加了“进德会”(注: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汪精卫等发起,蔡元培大力提倡而成的学者团体,有不赌,不嫖,不娶妾三条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五条选认戒),所以对在他看来是“纳妾”的兄与弟始终不肯谅解。

1923年春,就《晨报副刊》有关离婚的争论,周作人说:“世间万事都不得不迁就一点;如其不愿迁就,那只好预备牺牲,不过所牺牲者要是自己而不是别人:这是预先应该有的决心。倘或对于妻儿不肯迁就,牺牲了别人,对于社会却大迁就而特迁就,那又不免是笑话了。”这话是讲在兄弟失和、鲁迅南下之前。

钱玄同是包办婚姻,夫妻关系不好,但钱玄同说:“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注:指“三纲”)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要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这与周作人的立场一致。

还有刘半农,也是家庭做主的旧式婚姻,但他教夫人识字,并带到法国。1927年10月,他跟周作人都上了张作霖的通缉名单,到一个朋友家避了一个星期。据周作人回忆,“有一天半农夫人来访,其时适值余妻亦在,因避居右室,及临去时乃见其潜至门后,亲吻而别,此盖是在法国学得的礼节,维持至今者也。此事适为余妻窥见,相与叹息刘博士之盛德,不敢笑也。”

鲁迅和周作人之间真正以笔墨相讥,始于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后。1930年,周作人在文章中说“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都指向鲁迅。鲁迅的《两地书》出版后,周作人也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周作人书信》,并在序中说,这不是情书,没什么好看的。

1925年起,周建人离家,跟王蕴如在上海同居,周作人同样持反对意见。他后来去信:“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你所说的自由恋爱只能应用于女子能独立生活之社会里,在中国倒还是上海男女工人搿姘头勉强可以拉来相比,若在女子靠男人畜养的社会则仍是蓄妾,无论有什么理论作根据。”他把女子独立、尤其是经济上的独立看作是自由恋爱的必要条件,因此始终站在朱安和羽太芳子一边。

人物周刊:周作人对母亲到底怎样,他为什么总称母亲为“鲁迅的母亲”或“鲁迅的老太太”?

止庵:周作人首次提到“鲁氏老太太”,是在1948年南京狱中写的《呐喊演义》,化名“王寿遐”,送到外面发表,文章中还有意隐晦作者身份。他在1949年以后写的关于鲁迅早年生活的文章,同样回避或尽量弱化自己的真实身份,所谓“鲁迅的母亲”就是这么出来的。至于对母亲的感情,可从1943年鲁瑞去世不久他写的《先母行述》体会:“作人不能为文,猝遭大故,心绪纷乱,但就记忆所及,略记数行。凡为人子者,皆欲不死其亲。作人之力何能及此,但得当世仁人,读其文而哀其心,则作人之愿不虚矣。”

鲁瑞也不是一位寻常妇人。据周作人记述:“先母又尝对她的媳妇们说:‘你们每逢生气的时候,便不吃饭了,这怎么行呢?这时候正需要多吃饭才好呢,我从前和你们爷爷吵架,便要多吃两碗,这样才有气力说话呀。’这虽然一半是戏言,却也可以看出她强健性格的一斑。”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鲁瑞在周家拥有很大的权威,这从她包办鲁迅与朱安的婚姻可见,她与两个儿子合住,却对兄弟失和无所干预,这是为什么?

周作人的是与非

人物周刊:今天反观周作人的某些思想,会生出些不满足——如果他再追问下去、思考再进一层,也许就不会那么“苦”了;反观他的作品,跟《战争与和平》,跟《日瓦戈医生》相比,也总觉得缺点“感动”——这缺憾恐怕也是由思想而来的吧?

止庵:周作人在《我的杂学》里基本上勾勒了自己的形象:爱智者,拥有各种学问、知识,对中国文化有深厚修养和独特认识,对古希腊和日本文化有浓厚兴趣和较深了解。苏雪林第一个称他为思想家,我觉得在中国思想界的语境下这是成立的。鲁迅和周作人都是有思想的文人,不过倾向稍有差异罢了。

但如果跟西方哲学家相比,必须承认他们对形而上的东西没有兴趣,甚至连思辨的思维都不完全具备。他们的思想并不特别深刻,他们更关注的是有关历史、现实、人的生存的常识——这倒是与中国传统比较一致。先秦思想里,讲的都是生存哲学或智慧,没有一家想过本体论/存在论的问题。但也正因为如此,周氏兄弟以及胡适等才有那么大的影响,如果他们是真正的哲学家,恐怕就没那么受关注了——在中国的任何时代恐怕都是这样。

人物周刊:周作人的思想照进今天的现实,有什么意义?

止庵:他的思想中仍有很多极具价值、今天依然没有过时的东西。

第一,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从1906年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就确立下来的。他早年追随鲁迅,可以说两个人吸收的营养差不多,但对严复的《天演论》,他跟鲁迅的看法就很不一样,也许是他们区别的起始之点——鲁迅1898年读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很激动,但周作人不同,他那时读佛经,也读了雨果不少作品,参照《悲惨世界》、《死囚末日记》写了小说《孤儿记》,他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质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向的那个结果,提出特别关注竞争中弱势的一方,对他们的命运深表同情。他后来对女性和儿童问题的关注,也是从这里来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今天仍为大家所信奉。但是一个社会过于倾向强势一方,不加任何节制,恐怕不妙。相比之下,西方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还会兼顾社会的平衡;西方对富人的高税收政策,也是抑富济贫的意思。

第二,对群众的怀疑。他所质疑的“群众”是什么人呢?“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他说:“中国本来没有一定的阶级,绅士与平民也只是一时的地位,不是永久的门第的区分,但在地位不同的时候却的确是两个阶级,有两个人生观,虽然随时可以转换……”,又说这两个阶级“只是经济状况之不同,其思想却是统一的,即都是怀抱着同一的资产阶级思想。……贫贱者的理想便是富贵,他的人生观与土豪劣绅是一致的。”他对打着群众旗号的一切主义和运动都有所怀疑:“群众还是现在最时新的偶像,什么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应民众之要求,等于古时之奉天承运,就是真心做社会改造的人也无不有一种单纯的对于群众的信仰,仿佛以民众为理性与正义的权化,而所做的事业也就是必得神佑的十字军。这是多么的谬误呀!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他还提出:“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固然应该反对;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也是应该反对的。”

第三,关于宽容与自由。周作人主张要允许少数人说话,他一生都反对思想专制。1922年,他写过一篇很短的小说《统一局》,描写某地一切均须统一,有姓名统一局、行坐统一局、饮食统一局等等,各司其职。有一天饮食统一局颁布命令:“目下收入充足,人民军等应该加餐”,“不得折减,违者依例治罪。”他的深意在于:人有可能被“善意地”纳入某一秩序从而丧失包括思想自由在内的所有自由。他尤其反对“以思想杀人”。

这些思想放到今天,我觉得还是颠扑不破的。但看起来,“教训”依然“无用”,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又生出更大的荒谬和危险。遇到过一位小我十来岁的作家,他说,拆迁就该像现在这么办,没钱的人就该搬到城外去——这番话讲得理直气壮,我很诧异。我们祖祖辈辈讲到今天,讲的不就是“把别人当人,别人也把我当人”的理吗?不就是社会要稍微公平一点吗?这是简单的常识,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它确实是一个新思想。问题是,他们当年讲的这些对于21世纪的中国仿佛还是新道理,这就令人悲哀了。(对话经止庵修订,按语为记者所加。)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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