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 李宗陶:什么历史因素造成了今天的我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0 次 更新时间:2018-07-17 09: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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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 (进入专栏)   李宗陶  

   2012年初秋在台湾中研院见到的王汎森先生比四年前消瘦许多,他失掉了一些体重,增添了一些责任,比如,两年前由中研院历史最久的史语所(1928年由傅斯年创建)所长而成中研院副院长。他主要的学术职位包括中研院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

   访问之前,我们有幸参观了史语所的文物陈列馆,看到了珍贵的“居延汉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古现场的复原景观,以及发掘的牛、鹿鼎等青铜器的一部分。横跨数千年的器物庄严、缄默,静静坐卧在这个设计精良、恒温恒湿的所在,成为文明一页。

   王汎森在云林县北港镇长大。据说,当国小校长的父亲教子有方,异常严厉。王汎森台大历史系毕业后在中研院工作两年,随后负笈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恰遇刚从耶鲁转来的余英时先生,成为继田浩、黄进兴、康乐、陈弱水、吴展良等人之后的余氏一大弟子。因其才气纵横、文笔畅达、文章义理高、考据深,常有精妙幽微的洞见,被誉为“小余英时”。

   关于王汎森的文采,一位著名媒体人在编《美洲中国时报》副刊时最有感受:他可以同时交出十几篇文章,署着不同的笔名。王汎森告诉我,他曾用过一二百个笔名,但不包括“王浩”――不知哪位好意在Wikipedia为他写了一篇短传,传播这个笔名。

   关于王汎森的用功和博览,普大教日本史的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Jansen,《剑桥日本史》主编,日本史大家,2000年病逝)颇有发言权:这位来自台湾的学生曾在课上指出荷兰东方学者高罗佩(Van Gulick)一处误译。王汎森说,当时他看了一眼附注的汉文原文——“强圉大荒落”,便知出自《尔雅·释天》,真正的意思是该文的写作年代,而不是强大的敌人正从边境进犯。王汎森也是当年少数几个每周把日本史指定书目真正读到六、七成的学生。詹森尝对同僚言:尤喜之。

   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深造的吴以义(现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告诉我,王汎森在美国读书时,连厨房里的盐瓶与糖瓶都分不清楚,现在则是弄不清两个儿子的年龄。但是,吴以义说,他被认为是最得余英时真传的弟子,大学期间师徒二人同抽烟斗,神形皆似。中研院院士、现任史语所所长黄进兴称这位师弟“英雄出少年”,中研院院士陈永发形容他是一位天才型学者,而许倬云先生评之:现在已经不凡,将来能成大器。

   王汎森的成名作是硕士论文《章太炎的思想》。博士论文《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得益于史语所馆藏的第一手资料,200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签约之后,他看清样看了近十年之久。这个症状从小学时开始,带给他非常大的困扰:不怕读书,不怕做研究,就怕看稿,因为他喜欢不断改写。这本书的中译本不久前能在内地面市,拜他“没有看过”。

   有许多年,他专注于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书的研究,几乎能背诵《孟子字义疏证》中的字字句句。虽然始终不曾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他强烈感受到从太过抽象的“善”出发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那些“善”的理想如果过度脱离物质或现实生活,会更具危险性――他基本上是个悲观的人,他的看法染有同样的特质。

   章太炎曾说,学术里也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分。政务官是部长、政务次长,他们负责政策方向;其他人是事务官,主要做专门领域的事情。而傅斯年,是一位典型的政务官。也许受这两位精研对象的影响,也许放眼东西方学界打量了一番,王汎森将自己的学术疆土由事务拓展到政务,志在“做意义的思考,做整体的、前瞻性的把握”,志在“拔高学术层次,开拓新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占用了他不少的时间,也令一些学术中人持保留态度。

   然而,不管多少事务缠身、劳形,王汎森的神态之间没有一般日理万机者常有的骠急,他依旧一派斯文、谦虚有礼,既现代又传统,言行之间流露出一种读书人向内的、自恰的圆融。

  

  

   什么样的历史造就今天的我们?

   李宗陶:70年代,您在老家后院第一次从收音机里听到大陆“文革”很吃惊,当时台湾也在经历“白色恐怖”,想听听您对二者的感受?

   王汎森:我当时住在南部的一个以宗教有名的乡镇里,对“白色恐怖”的了解只是来自传言:一个是北港出过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政治犯叫苏东启,我小时候就听人家讲苏东启被逮捕,关了几十年;还有一个印象深的是每逢选举,他的太太带着全家在十字路口一跪,就高票当选。很有意思的是,近史所也有同事做这段时期政治犯的课题,我发现他讲苏东启的部分跟我小时候听到的传言非常接近。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谣言/传言是怎么一回事――我从未亲眼目睹什么,可能有些细节不对,但是大体轮廓居然接近。

   第二个印象深的是:因为我父亲当校长,他有一些做校长的朋友,大概其中有一位是在白色恐怖期间被逮捕,于是不断有消息传来。这两件事情都是来自听闻、传言,我感受它们带来的震慑的力量。

   听到“文化大革命”,第一个觉得就是,哇,如火如荼,规模如此之大,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虽然国民党的宣传不无夸张。当时学校组织我们去看了很多这一类的宣传片纪录片,《港澳浮尸》之类,去年我去香港才听他们讲那是讲当年广西的武斗。那种宣传片看起来太可怕了,所以我有很多年不敢再看。还有一个《青年战士报》,是军队办的报纸,都贴在教室后面,也会报道一些,斗争啦,交心啦,批评与自我批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啦。我当时的想法是:何以至此?

   这两个东西加起来让我对近代的威权政治有了一个了解。尤其是后来觉得,“文革”的影响是深入到人的内心/私人世界的,这个无所不在的威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去年因为清理“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篇长文,我突然觉得,我的一部分研究主题其实带有自传性。在我年少时,台湾正围绕传统与反传统进行激烈争辩。当时中西文化论战虽已落幕,但余烟袅袅,所以我便间接受到这个气氛的感染――《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这两本书与此有些关系。近代中国“主义”昂扬,台湾解严之前,宣讲“主义”是一件顶热闹的事,我的两篇长文《“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即与此有关。去年3月在香港做“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的题目《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则与大陆的“反右”、“文革”有关。

   李宗陶:您写过《批评与自我批评》。

   王汎森:对。套用谢觉哉的一句话“心光光的”,然后接受一套新东西。

   李宗陶:很少在您的著述里看到自我抒发的部分,这里,就有了。

   王汎森:两地有很类似的东西。但台湾是有一个抓一个;“文革”是尽量把所有的人卷进去,我就见识到集权的两种不同形式。

   在我刚进入历史这个专业时,最感兴趣的课题是“近代集权主义的兴起”,尤其是那种用一种抽象理想箝制一切的政治运动,我很想了解它的根源。这个野心在许多年后彻底幻灭――1980年代的一个夏天,我在美国一个小学院的图书馆里偶然看到大半架与近代集权主义相关的书,立刻悟到这个领域恐怕是太拥挤了(而且我慢慢发现学界对这类沉重的问题并不感兴趣)。但我的兴趣还是在了解:是什么历史因素造成了今天的我们?这就牵涉到近世中国。我的“近世”从明代中期一直到1950年代。

   我一直对反传统的思想心态,以及那种只有一条道路的、总揽一切的意识形态,在近世中国是如何兴起的这类问题感兴趣。它慢慢将我引向几个议题:从士到知识分子的转变;从公理到主义的转变;从新民到新人的转变;等等。

   李宗陶:研究历史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

   王汎森:读历史有什么用,或者为什么要读历史,这是我演讲的很重要的题目。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的:第一个当然是要喜欢,历史也是审美,是读取故事的意义。

   李宗陶:故事的意义跟当下发生关联会不会更有意义?我读您的《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真是论论惊心。

   王汎森:当然,这是一种乐趣。除此之外,我觉得历史是教养的学问,为什么19世纪德国像德罗森这些人,会把历史教育看成是教养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因为它把生命经验的有限性打开。精神或心灵上的经验是德文教养(bildung)训练的重要部份。他们认为只有如此,心灵才得以从卑微的形体中提升出来,才得成其伟大,成其为具有人性的个人。读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的扩充,前辈史家柳诒征一再说读历史是为“扩充心量”,是同一个意思。我们不可能亲历刘邦、拿破仑、蒋介石经历过的事情,那么通过读历史,那些经历也成为我们心灵资源库的一部分。此外,读历史让我们有长程的视野,而且对事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一种掌握。有一些科学家,他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没有很深的历史感,看得比较简单,比较原理性,而忽略了它跟实际发生关系时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

   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读史帮我形成一种视野,对任何事物(包括我现在做一些行政的事情)都采用比较宏观跟长程的视角,不会局限于当下的一个点来设想。

   学历史,也使得我对传统的事物有一种珍惜。现在常常在想的一个问题是:一般的人,如何从历史里获得价值跟勇气,当然不是很机械地获得。20世纪的史学非常专业化,到最后常常是一般人没法读,或是与现实不发生任何联系。我觉得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来好好思考、论证和梳理这个问题。近代史学有强烈的“去人格化”趋势,总是以历史写作中不见人或不见个人为高。此外,目前新的史学论述,大多以能联结千门万户的原因或现象为好,可是究竟何者才是该负责的?何者是有能力的发动者?何者有能力担负?历史教训原先承诺的是给“人”以历史教训,可是在新史学风气之下,没有个人,甚至也很难有教训了。现在美国一般百姓,老先生、老太太看的史传,几乎都出自非专业史学工作者之手,专业史家不大愿意碰这一类主题,这与19世纪George Bancroft等史家不同。将来史学界面临的问题是:专业史学家写的书究竟有何功用。

  

   领导人必须要有人文素养

   李宗陶:这也是今天想向您请教的主题之一。儒家有经世济用的传统,想请您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讲它在近代的演变。

   王汎森:西方汉学界一度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译成英文叫Statecraft。我记得早年在美国开一个“经世”研讨会的时候,有一些治欧洲史的学者来,他们不理解Statecraft这个词。我在美国念书,感觉美国也没有那么强的读书人经世济用的理念,大部分是追求自己的兴趣,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扩充到极致,忠于自己的职守,对整个社会就会有用了。

   儒家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是经世济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一个可贵的资源,但同时也是一个负担。一方面大家觉得要对社会负起责任,一方面很多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以前的社会相对简单,大家都读四书五经,用费孝通对自然知识和规范知识的划分,四书五经属于规范知识。西方也是一样,培养领袖人才,以人文学培养人才的时候,也是读类似的典籍,古希腊的,罗马的。这是培养性格、判断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的学问,跟儒家的四书五经一样,都是规范知识,是一种教养式的学习,而专业知识是要在此基础上再去扩充、发展的。关键是要透过这样一种陶冶对事物有一个好的、基础的、一般的判断。

这一套传统之所以现在好像面临危机,很重要一点是社会变得非常厉害,规范知识跟自然知识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以现今的政治来讲,经世济用需要的自然知识多到不可胜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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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史学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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