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沈启无:被周作人逐出师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2 次 更新时间:2018-05-30 0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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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登山 (进入专栏)  

   1939年元旦,在北京八道湾十一号的周宅,发生枪响。据周作人回忆:“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么?’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跟在后面,一把把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这一枪虽打中周作人,但仿佛命不该绝,子弹为毛衣铜扣所阻,并未伤身;而沈启无弹中左肩,子弹无法取出,在医院疗养一个半月方才出院。

   这次刺杀事件,主谋者众说纷纭,学者多人认为是“抗日锄奸团”所为,其动机原本是要阻止周作人下水的,但周作人却误认为是日寇所为,反而在卖国求荣的道路上急速滑坡,终于在1940年12月就任了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当了汉奸,从此“走向深渊”,再也无法回头。这不禁使人想起白居易那著名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周作人若死于元旦的那一声枪响,他的一生只有“功成名就”,而不会有“寿则多辱”之叹了。但毕竟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说到沈启无,据学者黄开发《沈启无——人和事》一文的考证,祖籍浙江吴兴,1902年生于江苏淮阴的一个地主家庭。1923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读了两年预科。1925年转学北京燕京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就是这一年,认识了他非常崇拜的周作人。

   上世纪30年代,沈启无与周作人过从甚密。他与俞平伯、废名(冯文炳)和江绍原并称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在1 933年版的《周作人书信》中,收入周作人给他的书信25封,数量之多,仅次于给俞平伯的。另外沈启无为人所熟知的,还有编选了一本非常有名的晚明小品选本《近代散文抄》,周作人为该书写了两篇序言。

   周作人当时在课堂讲授各时代的“散文”,须得有一“选本”。沈启无编选明清小品文成册,正合其意。因此他称道 “启无的这个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但难得受人家的理解和报酬。”又说:“启无这部书并非议论,只是勤劳的辑寻明末清初的新文学派的文章,结果是具体的将公安、竟陵两派的成绩——即其作品和文学意见结集在一处,对于那些讲中国文学的朋友供给一种材料,于事不无小补”;又“实为德便”,即“在近来两三年内启无利用北平各图书馆和私家所藏明人文集,精密选择,录成两卷,各家菁华悉萃于此,有一部分通行于世,寒俊亦得有共赏的机会,其功德岂浅鲜哉”。

   学者黄开发指出,《近代散文抄》是以周作人的手眼来编选明清小品的。其编选过程肯定也有周作人或多或少的参与。周作人在其1932年3月24日致沈氏的信中,曾提到借给他祁彪佳的《寓山注》。沈启无在文章中每每提及自己在读书作文方面所受周作人的影响,也经常引用周作人的话。显然,《近代散文抄》的编选意图并不仅仅是提供一个晚明小品的普通的读本,而是要张扬一种文学观念,并且具有强烈的论战性。俞平伯就曾明确地把《近代散文抄》看做是支持周作人文艺理论的作品选。这样,有理论,有材料(作品选),师徒几个披挂上阵,回击左翼文学,又有林语堂等人的理论和作品以为策应,于是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晚明小品热和言志派文学思潮。

   1932年至1936年间,沈启无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教授,同时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文系讲师。1937年7月,北平沦陷。当时周作人坚决不走,并劝沈也不要离开北平。1938年,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成立,院长是黎子鹤,后换为张凯,中文系主任是王厦材。沈启无任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和大一国文。

   1939年秋,伪北大文学院成立,周作人任院长,沈启无当中文系主任。

   沈启无是北平沦陷区文坛的活跃分子。1942年9月,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他任该协会评议员。后又担任“中国文化团体联合会”筹委。1943年6月,“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北京成立,沈启无任主任理事。1944年9月,“华北作家协会”改选,他任执行委员。

   1942年11月3日,周作人派沈启无去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回北京后,沈启无应新民印书馆编辑长佐藤源三之约,主编不定期杂志《文学集刊》。

   1943年8月,应日本“文学报国会”约请,沈启无参加了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会中日本作家,也是“ 文学报国会”的成员——片冈铁兵,提出一项名为《要求中国文学之确立》的提案,危言耸听地声称“有一特殊之文学敌人之存在,不得不有对之展开斗争之提议”。他指出此敌人“即目前正在和平地区内蠢动之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而此敌人虽在和平地区之内,尚与诸君思想的热情的文学活动相对立,而以有力的文学家资格站立于中国文坛。关于此人的姓名,余尚不愿明言,总之彼常以极度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对于诸君及吾人之思想表示敌对。”片冈铁兵的矛头指向显然是周作人,并指责“彼为在全东亚非破坏不可之妥协的偶像,彼不过为古的中国的超越的事大主义与在第一次文学革命所获得的西洋文学的精神之间的怪奇的混血儿而已。”

   片冈铁兵的发言刊载在日文版《文学救国》第三期上,周作人最初没有看到,自然也不知情。直到年底,周作人看到《中华日报》上胡兰成的《周作人与路易斯》一文,开头就说:“听朋友说起,片冈铁兵新近在一个什么会议上提,对于中国某老作家,有甚高地位,而只玩玩无聊小品,不与时代合拍,应予以打击云。据说指的是周作人。”被胡兰成一点明,周作人这才借来杂志,读完文章,他首先敏感到在片冈铁兵背后,似乎有人在搬弄是非,否则并不认识汉字的片冈铁兵何以知道他的文章呢?还有,片冈铁兵发言中说他“嗤笑青年的理想”,又是什么意思呢?

   1944年2月,北平出了一种小小的周刊《文笔》(关永吉编),其第一篇,题为《杂志新编》,作者署名“童陀 ”,文中攻击“中国老作家”,口气与日本作家林房雄及片冈铁兵如出一辙。如说“办杂志抓一两个老作家,便吃着不尽了。 ”“把应给青年作家的稿费给老作家送去,岂不大妙?”等等。其中还特别点到《艺文杂志》的老作家,而在该刊上写文章而又称得上“老作家”的,只有周作人和钱稻孙,其中内容又排除了钱稻孙,那就非周作人莫属了。而这个作者“童陀”,周作人一望便知:就是沈启无。

   沈启无和周作人的关系原是密切的,即便周作人落水后,沈启无也鞍前马后,为周作人谋官出了不少力。甚至后来周作人罢了官,他还四出活动,为周作人当上“伪国府委员”及“伪华北政委会委员”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原指望周作人上台后,能够提拔他当上教育总署的秘书长,或者北大文学院院长。然而周作人碍于种种人事纠葛,仅任命其为北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兼北大图书馆馆长,这让他心生不满。1943年春日本作家林房雄作为“文化使节”来北京访问,可能出于认为他也是“ 转向”的作家,中国文学界对他似乎不大热情,按周作人的话说:“在北方的往日本留过学或是知道日本文学情形的中国人对于某甲(注:指林房雄)都不大看得起,因此即使没有明白表示轻视,也总不能予以欢迎”,而只有沈启无“竭诚地招待他” ,在北京中山公园召开文学茶话会,由林房雄与河上彻太郎讲文学创作论,林房雄在演讲中开始攻击“中国的老作家”。19 43年3月,沈启无在林房雄的支持下,想一人主编《艺文杂志》与《文学集刊》两个刊物,为此与他人发生冲突,向周作人求援,周没有支持他,大概当面对于这位不安于位的弟子也有所批评。我们看到,夜里,周作人还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启无来,至十一时才去,哓哓论刊物事。……虚浮之事无益徒有损,惨言之亦不能了解也。”沈启无从此对周作人怀恨在心。

   周作人把这些蛛丝马迹串连起来之后,似乎恍然大悟,于是他“老吏断狱”地认定是沈启无在幕后兴风作浪。他推断片冈铁兵的发言得之于林房雄,而林房雄又得之于沈启无。他说:“在片冈破口大骂的时候,有这老作家的弟子正在洗耳恭听,不但此也,似乎供给骂的数据的也就是我的弟子”。于是,周作人在1944年3月23日的《中华日报》上发表了《破门声明》:“沈扬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授业弟子,相从有年。近年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详细事情如有必要再行发表。”所谓“破门”,是日本人的用语,也就是“逐出师门”。

   逾四日,周作人又上书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久米正雄局长,要求明示所谓“反动的老作家”“是否即是鄙人”,且要片冈铁兵“以男子汉的态度率直的答复为要”,若是,“则鄙人自当洁身引退,不再参加中国之文学协会等,对于贵会之交际亦当表示谨慎”;并指陈沈启无说:“沈启无为鄙人之弟子,非普通之所谓学生,继承鄙人贫弱的学问一部分,至今未能一步出此范围,在此十余年间又在鄙人指导之下担任职务,乃近一年来行动渐见不逊,遂至以文字见攻击,对于恩师反噬之徒不能予以容忍,因即宣告破门矣”。

   声明之后,周作人又在同年4月10日的《中华日报》发表《关于老作家》一文,文中毫不客气地断定:别的学生在毕业以后再有来信,“或为朋友关系,不能再说是师徒了。沈扬则可以算是例外。他所弄的中国文学一直没有出于我的国文之外,……还在用了师傅的手法与家伙做那些粗活,当然只好承认为老木工的徒弟。依照日本学界的惯例,不假作谦虚地说一句话,我乃是沈扬的恩师。总之这回我遇见沈扬对于恩师如此举动,不免有点少见多怪,但事实已如此,没有什么办法,只好不敢再认为门徒罢了。我自己自然不能没有错处,第一是知人不明,第二不该是老作家,虽我只可承认老,并不曾承认自己是所谓作家。”这一番话,摆出“恩师”的威势,给叛变的“小徒”施以千金重压,使其毫无申辩的余地。三天之后,周作人又在该报发表《文坛之分化》一文,一方面再次点了沈启无的名,并历述了与沈启无交恶的经过,指其:“这一回因为想要领导文学运动,主宰文学刊物,似乎不大成功,以为这因为鄙人的障害,便二次三番地劳动外国人演说攻击。末了自己出手来打…… 觉得徒弟要吃师父,世界各国无此规定,我也未便再行作揖,只好声明破门完事。自此以后完全断绝关系,凡有沈扬参与的团体或事业及刊物,鄙人一律敬谢不敏。”其中他还笔锋一转地说,“平时我最模糊,不喜欢多事,这回却觉得不能再不计较,虽然这事听了使人寒心,以教书为业的尤感到不安”,又显出忠厚长者迫不得已的苦衷,不仅博得了读者的同情,沈启无也无再置一词的可能。学者钱理群说,周作人在此使出“绍兴师爷”的老辣笔法,区区沈启无哪有招架之力。后来沈启无在4月2 1日南京的《民国日报》上发表《另一封信》,声明片冈铁兵的演说与己无关:“我发现事实不符,绝非有意歪曲,周先生自己既未参加大会,唯凭传闻,有些事情自然难以辨别清楚,一时又为流言所入,生出误会,也是免不了的。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不是流言可以转变的,也不是笔刀可以抹杀的,所谓事实胜于雄辩也。同理,经验也必须根据多方面的事实才靠得住,自以为是的主观经验,有时是非常危险的,可不慎欤。”周作人马上在5月2日《中华日报》上发表《一封信的后文》,认定:“ 沈某攻击鄙人最确实的证据为其所写文章,假如无人能证明该文作者童陀并非沈某,则虽有林房雄片冈铁兵等人为之后援,代为声辩,此案总无可翻也。”沈遂无言。

学者黄开发认为,尽管始终缺乏确凿的证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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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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