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文革”中周扬为何会抵制毛泽东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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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 (进入专栏)  

“大事记”中,记载了周扬挨了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原因,那就是对这场批评采取的是抵制的态度。周扬何以会抵制?“大事记”也透露了原因。——这件事在前台运作的是秉承毛泽东旨意的江青,而周扬根本拿江青不当回事。

毛泽东1951年严厉批评周扬:政治上不开展

第二次批评: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

1954年9月,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批评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9月30日,《文艺报》半月刊第18期转载此文时,由主编冯雪峰加了按语,说:“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又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第24期又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

10月16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李希凡、蓝翎所写的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他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两天后,中国作协党组开会,传达了毛泽东这封信的精神。

从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发表到毛泽东写下这封信,周扬对李、蓝的文章中对俞平伯的批评,是采取了不以为然的态度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联合编辑,1967年5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中,透露了这一过程:

9月《文史哲》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判了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形式主义和繁琐考证的方法,把《红楼梦》说成是曹雪芹自传,抹煞了这本书反封建主义的积极意义。

9月毛主席看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后,给以极大的重视和支持。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同志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说明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邓拓一伙竟然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种种理由,拒绝在《人民日报》转载,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竟敢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保护资产阶级“权威”。

9月江青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之后,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阻挠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指责《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很粗糙,态度也不好”,林默涵、何其芳则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文艺报》转载,加了一个“编者按”,依然采取保护资产阶级“权威”,贬抑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恶劣态度。这条按语是冯雪峰写的,经旧中宣部批准,林默涵曾赞扬,“这样比较客观一些”。

10月毛泽东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斗争,以及检查《文艺报》的工作,多次作了重要的口头指示。毛主席指出,“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他尖锐批判周扬等人的“投降主义”,指出,“有人说,一受到批判,就抬不起头;总有一方是抬不了头的,都抬头,就是投降主义。”他严厉批判了周扬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又强调说,“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他指出,“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小人物’提出来的。青年志气大,有斗志,要为青年开辟道路,扶持‘小人物’。”

……

10月16日毛主席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问题的一封信》……

“大事记”中,记载了周扬挨了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原因,那就是对这场批评采取的是抵制的态度。周扬何以会抵制?“大事记”也透露了原因。——这件事在前台运作的是秉承毛泽东旨意的江青,而周扬根本拿江青不当回事。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前,周扬对毛泽东的指示是不遗余力地执行的。而毛泽东的指示,有时候则通过江青先透露出来,周扬则对江青的话往往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江青当了电影处处长,在电影艺术委员会也负一定的责任,经常发号施令,说话口气很大。周扬说,他和部里的一些同志也搞不清江青的话,哪些是主席的意思,哪些不是。有次见到毛主席时,还谈了这个问题。周扬说:五十年代,有一次,我去看主席,主席问起江青的工作情况,我告诉主席,江青很能干,看问题也很敏锐。就是有时候她说的一些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毛主席“哦”了一声后问,有这样的事情?随后,主席又说,江青很聪明。(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有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第一夫人”在自己手下工作,一般人不难明白,周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谁领导谁?当然,如果周扬是个趋炎附势的人,这一问题似乎也不难解决,听江青的话就可以。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就与江青熟悉的周扬,对江青并没有什么可以尊重的。除了毛泽东之外,似乎不把江青放在眼里。长此以往,周扬与江青的矛盾必然产生。当然,周扬后来是明白了江青的为人。他对周迈说过这样一番话:

批斗我,也许江青起点坏作用……她在中宣部工作时,有时发表意见口气很大;有时我们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我们只能按组织原则办,不能听她的,可能得罪了她。

江青把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就让江青转告《人民日报》转载。所以才有“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到《人民日报》的举动。

周扬干涉此事并非超越权限多管闲事,而是出于一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因为当时《人民日报》社的文艺组是由报社总编室和中宣部文艺处双重领导的,而且尤以后者为主。文艺组每个季度的评论计划,都要拿到中宣部文艺处讨论,最后再由分管文艺处与科学处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亲自审定。因此,在报社集中力量大力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势下,出于对报纸版面的考虑,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周扬不同意在《人民日报》转载一篇“并不成熟”的学术文章,乃是情理中事。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江青,明明知道《人民日报》的文艺组主要由中宣部文艺处领导,却不找分管文艺处的周扬转达毛泽东的指示,反而直接跑到《人民日报》社去找邓拓,显然是她痛恨周扬并试图避开周扬以达到预期目的而采取的一种不正常的行动。

周扬的阻拦,使江青就不得不面对面地与周扬进行交涉了。显然,直到与江青面对面时,周扬仍然“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所以他们当然“只要按组织原则办,不能听她的”。周扬态度的坚决,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他对江青经常“拉大旗作虎皮“的反感,也透露了他对江青超越职权在文艺宣传部门指手画脚瞎指挥的抵制态度。由此亦可看出,周扬在平时处理自己与江青的工作关系时,并没有将她当作“第一夫人”特殊看待,更没有利用江青的这种特殊身份作为自己往上爬的阶梯。在周扬身上,还有中国传统文人良好品质的闪光的一面。

在这次特殊的交涉会上,周扬没必要说出自己之所以阻止江青的深层原因。因为仅堂堂正正的理由就已相当充分:“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很粗糙,态度也不好”,等等,是针对《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评价;“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分量太重,报纸版面也不多”,则是说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无论周扬对江青“假传圣旨”的做法如何反感如何抵制,他到底还是给了江青一点儿面子。《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最终由《文艺报》转载,便可证明此点。只不过江青偏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因而对周扬的折中方案不但不作出让步,反而从此愈发痛恨周扬。江青与周扬等人在《人民日报》社发生冲突后不久,江青便借助毛泽东的力量开始了对他们的猛烈反击。面对《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所加“编者按”,毛泽东写下了一行行严厉的批评:“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字字句句,都是冲着周扬等人当日对江青所强调的那些理由。没有材料证明周扬当时是否看到了毛泽东的这些批语,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周扬却很快就看到了。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再次对准周扬所强调的“小人物的文章”这条理由开火,有意识地将“小人物”与“大人物”对立起来:“事情是两个‘小人物’作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如此严厉的断语,对周扬等当事人造成的压力何止千钧!令周扬感到欣慰的一点是,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实话实说:“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这证明周扬的判断是正确的:要求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开始并非出自毛泽东的本意,而是江青提出来的。

新账旧账一起算,周扬的日子已经很难过了。有了毛泽东的信后,周扬可能心中仍然不愿向江青认输,但对毛泽东,他却积极地采取了“立功赎罪”的补救措施:他以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的名义,召集在京的专家学者召开一次小型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周扬的态度和积极行动,并没有得到江青与毛泽东的谅解。他们有意采取了避开周扬直接指挥《人民日报》社的行动,而江青则在这一行动中扮演了一个使者的角色。她不辞劳苦地往来于中南海和《人民日报》社之间,瞒着周扬,秘密地找到邓拓,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他在《人民日报》组织发表几篇支持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周扬虽然知道此事,却不敢再来过问。邓拓奉命组织的第一篇文章于10月24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便是那篇由钟洛起草并经林淡秋、袁水拍修改过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这篇凝聚了《人民日报》社及文艺组主要领导人的心血和智慧的文章,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写成的,但对于文艺界的批评,却只在临近结束时轻描淡写地点了一笔:“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之派的‘新红学家’们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在全国解放后仍然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占统治地位这一危险的事实,视若无睹。这两篇文章发表前后在文艺界似乎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10月24日,周扬筹备组织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在中国作家协会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及报社的编辑记者共有69人。这次会议特意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的名义召开,并让郑振铎主持会议,证明周扬虽然陷入了惶恐的境地,却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也不想把事态扩大。由于周扬是以文艺界领导人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所以他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没有像何其芳那样作明显的自我批评,讲话的内容也基本上按照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指示精神,甚至连语气都极为相似。在讲话中不说“我”而说“我们”,且时常以领导者的身份并使用号召性的言辞,可以看出他在公共场合的镇静自若。然而,在他冷静的外表下,是否在进行着剧烈的思想斗争呢?以理度之,当是有可能的。就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作了报道的10月26日,江青又一次秘密地来到《人民日报》社,直接对袁水拍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他写一篇对《文艺报》开火的文章。这一次,仍然有意识地避开了周扬。

10月28日,由袁水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起草再经毛泽东审阅并作了重要修改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向周扬直接领导下的《文艺报》开火。周扬又惊又怒,再也无法保持表面上的镇静自若。他怒气冲冲地打电话质问邓拓:“这是怎么回事?”在得到是毛泽东的“御批”的答复后,周扬就只能也必须赶快跟上毛的步伐了。

为此,周扬首先到毛泽东面前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这就是“大事记”中所记的毛对周扬的严厉批评。但是,周扬向毛作检讨,一些主要的原因他却不能说出,比如他对江青在文艺界的指手画脚十分反感,自己对她的“假传圣旨”也必须进行抵制等等;只能用“没有警觉”等等理由为自己辩解。

毛泽东当然明白周扬这次与江青发生冲突的真正原因,但出于种种考虑,自然也不便点破。在听了周扬的检讨之后,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又严厉批评周扬说:“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参见孙玉明《周扬与“〈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载《传记文学》2000年第6期。)

关于毛泽东这次对他的批评,他曾向在中宣部工作过的黎之讲述过。黎之后来回忆说,当时毛泽东拿着《文艺报》给周扬看,说:你看,倾向性很明显。然后严厉地说出了“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这样的话。而且,这句话,毛泽东重复了两遍。(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想来毛泽东对周扬的批评,使周扬吓出了一身冷汗,此后一直心有余悸。直到1955年1月,周扬还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检讨自己:

他(胡风——引者注)又称赞我政治上很强,我说并不如此,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的错误思想我都没有及时地进行斗争,就是证据。(1955年1月15日周扬致毛泽东的信)

挨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后,周扬立刻行动起来。10月31日到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8次扩大联席会议,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唯心论的倾向,及《文艺报》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展开了批判,周扬在会上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

如同上次一样,这次毛泽东对周扬的批评尽管更严厉,但对周扬依然采取“保”的态度,周扬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动摇,相反,在领导了这次大批判后,地位倒更加稳固了。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次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是错误的。1986年,作为这一运动过程中的重要当事人之一,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对当年那场批判俞平伯的运动,发表了这样的看法:“1954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3~4页。)胡绳的话,为这场错误的批判运动作了结论。

来源: 《历史学家茶座》(2010第1辑)(总第1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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