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话说汤一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3 次 更新时间:2022-11-19 21:36

进入专题: 汤一介  

徐庆全 (进入专栏)  


2014年9月9日晚,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在京逝世,享年87岁。

如同五年前同在北大的季羡林先生辞世一样,媒体的喧闹也包围了汤先生。我也写过一篇小文纪念先生,但只是出于一种感怀,无意加入那种喧闹。

五年前,季先生谢世时,我在纪念他的文章中,曾经分析了季先生被戴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头衔这三顶桂冠的原因——社会呼唤大师和政府需要大师。在文章结尾我说:“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季先生归隐后,将是怎样一个时代?”这里隐含着我的些许焦虑:既有对学术日趋浮华的“江湖之忧”,也有为政府以后如何再找一个贴切的公众形象代言“尊师重教”的“庙堂之虑”(见本号“话说季羡林”)。

其实,后一种虑是属于多虑,所以也就没有直言说出来。我想说的是,季先生走了以后,“其无后乎”?大概没有人可以替代了。独独忘了汤一介先生。

后来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汤先生成了政府形象的代言,被接见、被赞誉,各种,不一而足。汤先生也走向公众。

汤先生用“一介”为名,盖取“一介书生”之意。在公众的形象里,他也是在书斋里默默耕耘的人,也与“一介书生”契合,仿佛他一生行状真如其名,做的就是书生所做的事情。

不过,公众的眼光不能涵盖汤一介的一生。

在汤先生的履历中,书生之外,还有另外的。譬如,在“文^革”那个年代,他曾是“梁效”写作班子的一员;比如,在改革欣欣向荣的1980年代,他领衔的中国文化书院,为思想启蒙推波助澜;再比如,他在耄耋之年不辞辛苦,担纲《儒藏》,总儒学之大成。

正是后面这两项大工程,让汤先生从书斋走出来,为公众所熟悉——“一介书生”的形象奠定。

但是,公众可能不知道的是,汤先生从事这两项工程的时候,给自己有个定位:“半老不老的书生”。

叫声“汤先生”很郑重

晚生有缘,在1980年代求学时就与汤先生数次见过面。这缘分,来自于我的硕士导师宁可先生,他与汤先生是同学。

“你去北大一趟,给汤一介先生送封信。”宁先生说。这是1986年初冬,我刚拜师不久,懵懵懂懂地,还不知道汤先生是何人。

“汤用彤先生的公子,北大哲学系教授。很有学问。”宁先生说。

那时,还没有“大师”之类的称号流行,说一个人“很有学问”,就是对一个学者相当高的评价,所以,这四个字很少从也“很有学问”的我的导师口中说出来。而在我,是知道汤用彤先生大名的——为应付研究生考试,翻过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从宁先生的叙述中,我知道,在离乱的1940年代,他与汤先生曾在一起上过中学。1947年,宁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汤先生考入哲学系,两人虽然不在一个系,但也时常见面。

谈到两人考北大的经历,宁先生说,他比汤先生小一岁,但与汤先生同年入学,“汤先生第一年没有考上”,先生有点小得意。

不过,那时汤用彤先生正供职北京大学,汤先生就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在此期间,汤先生没有专门补习功课,而是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作品,并发表了诸如《论人为什么活着》之类思辨性很强的文章,为日后学哲学打下基础。

“见了汤先生,要叫先生”。临出门时,宁先生特意嘱咐说。

那时,社会上的官称是“同志”,学校里的官称是“老师”。对于像我导师这样的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做学问的人,仍然认为,对于“很有学问”的人是必须称呼“先生”的。这大概是他们这一代人,在经历了1949年以来的革故鼎新,又经历“文革”反传统后,能够留下的唯一的习惯了。所以,我虽然跟随先生时间不长,但很知道先生对“先生”一次强调的意义;也因此,“汤先生”在我心中的分量很郑重,一直有特别意义。

“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

后来,我从侧面了解到,宁先生和汤先生不仅是同学,两人在“文^革”那10年荒唐岁月的后期,还曾经被政治裹挟过。

汤先生曾经是“文^革”中最著名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一员;而我先生呢,几乎同时也被政治征用,作《历史研究》编辑(有人说是主持编辑部工作)。那时,《历史研究》大致不是研究历史的,而是借着历史来说政治上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历史为政治服务”甚至可以说为“权^斗”服务范本——所谓“影射史学”是也。《历史研究》要发表的文章,有时候要送给“梁效”审查。这样,宁先生和汤先生又有联系。当然,再后来两人同时成为审查的对象。

我知道两位先生的这段历史,已经是1990年代后期。我已经多年没有见过汤先生了,自然不会专门去问。而对自己的先生,我也没好问。

2006年,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是汤先生谈自己在“梁效”作为的。

1973年,清华大学搞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呈送毛泽东。毛认为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求找一些北大的教授来整“批林批孔”的材料。冯友兰、周一良和汤一介等人都被找去了。这个班子秉承中央某些人的旨意,用“梁效”(意即“两校”)的名字发表文章,郑重其事地制造荒唐,一脸正义地摆布历史。

当时,这些北大教授被领导找去的时候,心里都挺高兴。“因为是毛主席找的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汤一介说。不管是“四人帮”垮台后他被没完没了地审查时,还是后来,他都坦率地如此承认。

对于汤一介来说,去写作班还有一个理由。当时,他在教工农兵学员。他总觉得他们光学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是不够的,应该学逻辑学,还给学员们编了一个马恩列斯认识论的提纲。这时候,其他教员的大字报又贴出来了,攻击他不重视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当时,正是“反右倾”的风头上。文革初期,汤一介的夫人乐黛云被打为“极右派”,他自己被打为“黑帮”,吃尽了苦头。他早成了惊弓之鸟,就怕“反右倾”又整到自己头上来。“是不是又要被批斗啊?当时只盼早早一走,逃过这一劫。”所以,当时他把“梁效”写作班子当成避风港。

在“梁效写作班子”里,汤一介的主要任务是“做材料的工作”,也写了一些文章。什么叫“做材料的工作”呢?他解释说,比如当时马王堆的帛书出土以后,毛泽东要读这个东西,江青就把材料拿来,他们帮着做注解,标上音,通俗易懂地让领袖读得懂。

汤一介说,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怀疑,“梁效”写的那些批判文章,“有的东西到底对不对”?但是他想想又算了,因为这是毛泽东交代的。毛在建国时说的那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触动了很多人的心。他们从心底崇拜他,认为他救了中国。汤一介当然是其中一分子。

记者在这篇访问记的提要中写道:“昏黄的灯光下,78岁高龄的汤一介先生戴上老花镜,用颤抖的手,执意在记者的文稿上补充写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记者的眼泪夺眶而出。在记者看来,以汤一介先生的德高望重,以他平日为人的人品和人格,他不必为了一个30年前历史的错误而忏悔。人心自有公论。然而他不肯,他执意从众人仰望的高处走下来,他在一个小辈面前诚心诚意地说:‘我错了’。”

这段话很煽情,我也很动情,情不自禁的地叫了一声“汤先生”。

“半老不老的书生”

1984年,在汤一介的极力推动下,中国文化书院成立,他出任院长。

自1949年后,民办的书院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了,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可算一件新事物。自中国文化书院建立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同时又有一批在历史上著名的书院也恢复了,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因此,说中国文化书院对民办书院起了个带头作用,大概也不为过吧!”汤一介如此说。

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大潮之中,中国文化书院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为导师(我的导师宁可先生也在其中),组织学术研讨会,为青年和研究生办讲习班,编辑出版了包括《梁漱溟全集》在内的一百多种图书。在这些轰轰烈烈的活动的背后,则是对文化启蒙的助力。这让中国文化书院成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面旗帜,其影响力,直至90年代都不减。

1994年,中国文化书院成立10周年。汤一介在追述书院10年历程时说,书院是靠两拨人维持下来,并走向辉煌的。一拨人是老一代学者,另一批就是像他这样的学者,他用了一个词:“半老不老”。他说:如果说老一代学者的风范是维系中国文化书院的精神力量,我想,那么我们这批半老半不老的书生,应该说是中国文化书院的中坚力量。对我们这些在一九八四年五十已过,到一九九四年六十早已出头的人来说,我们只有一个信念,为民间争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而尽力,有些朋友善意地讥笑我们,说我们“书生气十足,作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但事情总是要人作的,也许我们正是一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吧!

汤一介用“半老不老的书生”来形容他们这一代学人,仔细琢磨起来,是很到位的总结。

汤一介出生书香门第,是有家学渊源的。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和陈寅恪、吴宓齐名的国学大师,这一代人大致应该属于民国以来的学界的拓荒者。他们虽然生不逢时,“苟全性命于乱世”,却有一个学术自由的空间,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术研究的宗旨。

不管是北洋军阀们时期,还是蒋氏民国时期,都对学者们保持一种敬意。军阀可以自据地盘称王称霸,但延揽或拜见这些“先生”则必须作恭敬从命、礼贤下士状。对蒋介石有各种或历史本源的评价或意识形态注入的声讨,但他与身边的谋士陈布雷一以贯之的“布雷先生”和“蒋先生”的互称,彰显的是他对学者的敬重和自己也跻身“先生”之列的期待,或者说沾沾自喜的得意。这种敬重也让他的“布雷先生”为他而死——“士为知己者死”的“死”。与此相应的是,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学人获得的则是一个自由的学术空间。即使是在一个地方被不待见或者说“通缉”,换一个地方还是全须全尾的“先生”,活的依然怡然自得。譬如“大先生”鲁迅,譬如让蒋介石十分头痛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后者在不待见中还居然跃跃欲试地竞选一个大官职,也算稀奇了。

所以,这一代学者基本上是生活在书斋里,空间足够,是典型的书生。

在这样一个空间长大的汤一介,身上自然流淌着学术自由的血,但不幸的是,在他能够开始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却遭遇到以革命的名义征用学术,以革命的名义扼制学术自由,以革命的名义打烂书斋的时代。汤先生和我的先生这一代学人,都是如此。

面对着以革命的名义的种种,汤一介有过困惑。譬如,他对革命意义下自己的身份就很不好定位。他接受采访时说,解放后流行一种说法,就是哲学家只能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这样的人。“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哲学工作者。”汤一介解释说,哲学工作者的任务主要是解释这些伟大哲学家的思想,用他们的思想解释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这是当时普遍的想法,包括冯友兰的书里边也是这么写的。”而哲学工作者是不可能创造一个思想体系的,他们只能跟着伟大领袖走。

“跟着伟大领袖走”,汤一介认为,在那段漫长的时间,他都被教条主义束缚着,也被革命绑架着。1973年,他被政治征用成为“梁效”成员时,他心里很高兴:“因为是毛主席找的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和他一起的人,也如此,基本上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不过,因为还有书生的血脉,在革命语境下,书生气有时候也会冒出来。1959年到1963年,在周扬和齐燕铭的推动下,曾经有过一个短时间整理古籍的行动。中华书局将汤用彤先生著《印度哲学史略》纳入出版规划。作为父亲助手的汤一介,觉得和父亲一代的学者的著作,也应该列入规划。当年8月20日,他在为汤用彤的书稿给中华书局“哲学组同志”的信中,特意提出了一个与汤著出版无关的建议:“我个人有个意见,是否可把陈寅恪先生散见各杂志的论文编辑成书,出版?”

2008年7月,我从中华书局档案中看到汤一介这封信发黄的信,楞了好一会,录入时竟然泪眼模糊,不由得再一次重复了“汤先生”的称呼。随后,我致电汤先生,叩问这个建议的结果。汤先生说:没有人搭理他。我默然,觉得汤先生很书生气了一把。

再比如,前面提到的汤一介给工农兵学员教逻辑课的事情,也纯属书生的行为。在那个毛泽东的著作是唯一的指南的时代,你去教什么逻辑学,不受到不重视毛主席思想的学习的攻击,才是见了鬼了。

对于汤一介这一代学人来说,在最有精力做学问的时候,革命和政治的喧嚣,使他们远离了书斋,从“夹着尾巴做人”到“老九”的定位,再到“洗心革面”耳提命面的喧嚣,要打掉的就是父辈给他们留下的书生气。一直到1980年代,成为“半老不老”的人时候,他们才能够重回书斋,重新捡回父辈留下的书生气。

汤一介用“半老不老的书生”来定位自己和同仁,肯定自己还是“书生气十足”——这种语言表明,与老一代相比,他们已经书生气不足了,是很珍惜“书生”这个称谓的。

不独汤一介,作为学人,都很珍惜“书生”这个称谓。周一良先生把自己的回忆录定名为《毕竟是书生》,也是这种珍惜的表现。

父辈给予的“书生气”,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革命给予的角色是,领袖语录的阐释者,是一颗没有自己思维的听人扒拉的“螺丝钉”。这巨大的反差,让汤一介这一代学者非常纠结。在革命的狂飙冲天落时,他们没有选择地甚至是庆幸自己在革命的战车上获得一个站位;而当革命的喧嚣退隐,学人开始逐步被敬重的1980年代,他们血脉里的书生气才慢慢显露出来。尽管历经革命的狂飙洗礼,这种书生气已经被漂白了,缺少了成色,但汤一介依然愿意用“书生”来定位自己,依然愿意用“书生气十足”来洗白既往的自己。

但是,在可以当书生的时候,汤一介这一代学者已然有纠结。长期的革命喧嚣,使他们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革命所要求的所谓崇高,革命语境下的政治,也在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样,会让他们有时候无端地把学术指向现实,还让自己有沾沾自喜的感觉。

我注意到,媒体报道说,直到汤一介去世,他的办公室一直悬挂着“旧邦新命”条幅,这是北大哲学系老教授杨辛先生送给他的墨宝。汤先生周围的人都知道,汤先生很喜欢这四个字。有人解释说,这四个字很符合汤先生的学问追求,意思是说我们这个数千年历史的国度,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在当今这个全新的时代,中国要发展,中国文化要在世界上复兴,都需要对自己古老而独特的文化进行传承。

这样的解释,很有革命语境下的烙印。我倒是觉得,汤先生喜欢这四个字,是在独自品味着无奈,承受着一点孤独:从“旧邦”走来,是怎样承担新的使命啊!1949年到1976年的角色,不是汤先生喜欢的;等到1980年代,有了相对好的环境可以做回书生时,汤先生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不可能真正成就一个有系统的哲学体系了”。

也因为如此,汤先生特别反对大师称号。在《汤一介传》中,有一节即以“反对称自己为大师”为题。汤先生说:“我真正开始做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应该说在1980年。这时我已经53岁了,但我没有气馁,仍然希望能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尽一点力,但毕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要想真正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已不可能,虽不能尔,心向往之而已”。

言外之意是,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说:“我说现在没有大师,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的理论体系被大家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所以,汤先生晚年,无论是对学生讲课,还是写文章,作演讲,在在强调:“做学问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对学术研究来说,‘自由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在在强调:“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只有兼容并包,才能够有很自由的讨论环境,也才能够真正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

尽管纠结,尽管有“旧邦新命”的烦恼,但汤先生这一代学人,依然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度。随着汤先生这一代学者的退隐,如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成为“半老不老”的人,我却连称自己是“书生”的勇气都没有。

像我这样“半老不老”的人,在学校里如今被人怎么称呼?当面还能听到叫“老师”,背后大多成为学生眼中的“老板”,“先生”这样代表着学问的称谓,基本上是绝迹了。也应该,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稍稍自觉一点的话,谁也不敢把“先生”称谓往自己身上揽。

伴随着汤先生和我先生这一代人的谢世,世间恐已无“书生”。

发布于 2022-10-29 18:07


进入 徐庆全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汤一介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爱思想综合 > 学人风范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38150.html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