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能有机会与在座的诸位交流。第一次来美国，从华盛顿、纽约到波士顿，再到密歇根、麦迪逊，走马观花，只是看，没想说什么话。但赵教授盛情邀请我，让我来到丹佛，并希望我能利用这一机会跟诸位聊聊。诚惶诚恐，又却之不恭。我在中国生活，感受，思考，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研究者，也确实没有什么研究心得。一路上我都会想起这个问题，我能跟你们谈些什么。想到最多的是宋人的一句词，忆昔洛阳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今天与会的也多是精英。因此想到，也许我们可以在这远离中国大陆的地方，天高皇帝远，我们可以谈论一下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精英们的态度。

一、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

中国的转型，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痛苦的、浮躁的过程。极权主义，那种管制极大多数人，并能使其不觉不自由的“好地狱“是失去了。在好地狱里，人们一度真诚地相信自己应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是，人性的要求一直在嘲弄着极权帝国，并要求有所改变。（人要吃饭而不是吃草，这是最基本的，最不可抗拒的生命权利）。极权的解体是出于压力，改革开放是被迫的。说中国的转型是极为痛苦的，因为转型本身是对统治者（哪怕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折辱，也是对被统治者，对民众们的人性要求，其生命意识和生命权利的考验。

必须承认转型初的理想精神。极权的悲喜剧使统治阶层也对国家权力的性质有所反思，民众们更是希望社会能充满自由和机会。故改革开放前期，一切似乎是在试验、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全面滞后，各方面都要冲破极权的束缚。农会、工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中产阶级、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都有过考虑。目的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仍为小平南方讲话感动，他在深圳时说，要快，穷了几千年了，要快干啊。

除了部分人，如左派的力量哀叹他们失去的好地狱外，绝大多数人都对中国的转型充满期待，理想主义者们希望能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回归，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们，政府、民众和知识分子们一度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最好的充满希望的时期，他们以为这一次可能真的是拔乱反正，中国将会迈进真正的好社会了。当时的事实也是，社会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民众们有了过好日子的盼头，改革、转型的政策性措施出现了一改就灵，一转全民受益的现象。

但是，人们对转型的目标和手段的认识并不相同。也许只有统治者们才会对转型的本质有切肤之痛，他们是在用经济行贿的手段解答统治的合法性，解决只能带来灾难的极权统治。发奖金使工人们受益，财政补贴使农民们受益。先富并共同富裕起来的实用主义号召一呼百应，似乎抓住了全民的心思。黑猫也可以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但也许只有统治者们才会对极权积累的财富资源有清楚的理解，资源转化成他们自己的资本、资产、资金的魔术和重要性。利益的争夺，以权抢钱，对资源的分光吃净。

到九十年代，与开明专制分享权力的理想主义道路失败，中国社会走上了更为世俗化的道路，潜隐的规则浮上水面。理想主义者们、知识分子们与政府和民众的蜜月期结束了，小平南方讲话后，转型、改革的受益者们完全缩小到权贵和精英们那里。极权之后的专制暴露了真面。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遭受了挫折。但在当时，人们并没有觉悟到这一点。原始资本积累的神话，消费主义时代降临的神话，下海，开辟第二职业等，对全体人产生了很大的诱惑。尽管是出于逐利的动机，但人们同样承认的是这些有利于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空间的扩大，公民社会的形成。人们一度认为这是在八九悲剧之后更扎实地往一个好的社会发展。经济决定论。

似乎也有很多的现象在说明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个意识形态严控的国家在力保稳定的前提下和平地进行社会转型。比如中国的开放度越来越大，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参与越来越加强，标志性的事件如申奥和入世成功就像考托福成功一样。在国内，私营经济的成份越来越大，社会生活从政治化转向越来越世俗的消费娱乐化，共产党也从意识形态的革命党转向政府功能性的执政党。

但是我个人完全不这么看。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转型已经结束，接下来的事情仅仅是适应和调整。就像考托成功后适应新的更有利于自己的生存环境一样。

参与国际事务并不必然地提升本国国力，尤其是并不必然地改变本国的政治统治文化的本质。私营经济的成份扩大，民间社会的活跃也不能说明市场精神的深入人心，更不能说明社会力量的强大和有效。要知道，在中国历朝历代，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里，私人经济较之今天还要发达，大众社会生活还要繁荣活跃，中国的朝代社会仍是走向对立崩溃而不是和解合作进步。共产党的德治、三个代表等内容，在寻求统治的合法性方面，虽然比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即行贿在说辞上更进一步，但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由统治的性质而不是归属（代表）来说明的（在古代统治者自称真命天子），极为关键的共产党党内的组织法和选举法等问题也根本没有改变，它仅仅是强化了各类体制，如学术体制、行政体制等，它使精英的利益意识得到了强化。

中国的转型，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发生了某种和平演变，不是平稳地向好的方面转化，而是西方文明精神在中国的一个终结（尽管马克思主义只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支流）。不是沿着八九十年代的理想主义道路扩大了社会的健康力量，而是在收缩一切良性发展的可能。

为什么说转型没有往好的方面发展？从农村来讲，上亿的农民工在十多年的流浪里没有在城市里找到归宿，九亿的农民无望转化成城市居民；农村农民农业不断地向城市输血，从人力资源到各种物质产品，较之古代王朝这只是单向地输血，得不到什么回流，因此乡土不再是诗意的乐园，而是凋落，并为土豪劣绅占据。从城市上讲，八九十年代的开放心态已经过去，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等等在城市居民的默许下被驱散，城市打工子弟学校也多被歧视，单位的破产使城市居民对国家政府的依赖大大加强。从社会价值上讲，八九十年代人们对官位的淡漠，对官本化的批判也成为过去，人们对官位、职务、身份、地位越来越看重，这说明在社会层面，一种集体意识，主流生活价值已经形成。八九十代，市场、社会对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个人创业的空间极窄，政府给教授、公务员涨工资，让资本家入党营造了一个常人难以逃避的利益集团磁场。在国家，社会对个人的争夺中，社会不仅丧失诱惑力而且急剧萎缩，主流生活价值向官本位或精英本位复归。从大众文化上讲，转型初期一度以为要从极权、巨人阴影里走出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做一个中国公民的理想落空，大众仍是臣民，所谓的新新人类们也可以把入党当作时尚，把“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一类的噫语唱得深情无限，而这些中国的民众们，无能影响政府的政策，更不愿介入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这样所谓的个人主义只是原子个人主义，这样所谓的自由主义只是栽脏自由主义声名的虚无主义。从精英文化教育文化上讲，知识分子也不以教授、成果示人，骄人的是主任、顾问、江湖地位；回归常识和文明理性的新的史学、文学、哲学等当代汉语知识的演进更新没有出现，从经济关系上讲，私人经济虽有很大的发展，但它仍不脱权力经济的阴影，甚至没有恢复到历代王朝的水平；像不断暴出的基金黑幕一样，经济生活中的信息一不公开，二不真实。从政治统治上讲，共产主义极权意识形态向中国历史的政治统治文化回归，政治统治向党派利益、集团利益转化。

还有很多角度，例如农村问题、教育问题、城市建设问题等等方面都可以解释。我们理想的现代社会应有国家、社会、个人等多层结构支撑，但现在国家和个人仍是中国社会的两大主体结构，社会上除了戏子娱乐领域外，基本上是被抽空了。

二、中国精英们的态度

关于中国的精英，我最近两年写过的一些文章，＜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应文化中国网站学术委员会之请而作＞、＜八九一代是丑陋的：我的一点意见＞，等等基本上表达了我对精英们复杂的心态。在＜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一文中，出于某种策略的考虑，我基本上在盛赞知识精英们的努力，他们完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破题这一历史性任务。我希望逻辑的历史能成为现实，即八十年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乃是精英们与民众结盟以人道主义消解极权主义，九十年代虽有背叛、分裂，但基本上知识精英中的一部分努力在以自由主义消解专制主义，那么，在新的世纪，应推进自由主义对中国民众和政府的专制的社会文化生活的消解，并努力用个人主义来消解中国人的依附型集体主义。

很遗憾，这一逻辑在展开的历史里遇到了强有力的反动。更大规模的精神流亡，更大规模的分裂，尤其是世界知识演进里的政治哲学、社会学、后现代思潮和反全球化思潮的影响，发生了，用鲁迅的话，理想消失了，热情消失了，只见得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沉沦。所以我在＜八九一代是丑陋的＞一文里表达了一个文人式的感受：我为中国痛惜。在那篇文章里，我批评了四五一代人，同时也反省我归属的八九一代人。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代际问题非常明显。因为中国文明应对危机和自新的事件、际遇和思路层出不穷，相应地产生了代际的疏离和交替。康梁孙黄们一代，然后是陈胡鲁蔡等五四一代，然后是顾准李慎之等一二九一代，然后是消失为极权主义螺丝钉的四九一代和五七一代，然后是秦晖陈子明等知青或四五一代，然后是八九一代。目前，在中国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四五一代ＭＡＮＡＧＥ即管理这个国家，八九一代ＲＵＬＥ即塑造这个社会。

但四五一代基本上在做“善终考“的工夫，也就是磨洋工、混日子。他们最有朝气最有创造意愿的年代在七八十年代。现在，他们中的平民基本上已经下岗，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较为艰难；因为年轻时上山下乡，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没有知识和技能，很难中年创业，“从头再来“，获得新的谋生就业机会。精英们利用时代给他们的便利获得了现代社会的每一物质果实。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中形成的每一热点都让他们抓住了，进城热、参军热、上大学热、出国热、办公司热、进大学回炉热、进体制提干热等等。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称精英群体的这类阶层为“不落空“阶级。这些四五一代的精英们在中国的国家体制和利益集团里占据着很好的位置。但是从创造性而言，他们也已经下岗。他们和五七一代一样，不再创造性地贡献思想、资本、社会建设，而是按步就班地工作，接受了体制的标准。他们是消费资源而非开发资源。他们意识到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问题，但最廉正的政治家也只有近忧而无远图。最有责任心的官员和商人们也最终为中国社会的惰性所迷，用他们的话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或者，年年难过年年过，而且过得还不错。最有责任心的知识精英则写了大量的文章，但最好的只是提供外人研究的材料，更多的是文字垃圾，是无政见的持不同政见者，是无建设性策略的反体制者。例如，中学教育问题，按现代社会思想库的操作办法，是需要在家长、教育当局、学校、师生之间进行大量的调查分析，才有望实证地影响公共舆论和公共决策的；但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动言成论，往深里说多是个人意见惊人惊世而已。

八九一代人则在抢占地盘，加入体制和利益集团的阵营。在网络热、媒体热的兴风作浪里，在虚拟经济、知识经济、知本家的鼓吹里，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理解生命和社会的。我们说过，中国的转型是对统治者的羞辱，也是对普通人的生命权利意识的考验。现在答案出来了，八九一代人加入了统治阶层，虽然还只是地位较低的合伙人。

总体上看，无论哪一代人，精英们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除了四五、八九两代精英还可以掌握技术、资本、知识的应用外，（远没能发明技术、创造知识、积累资本），整个精英群体都在消耗着中国不多的资源。从财政转移支付上可以看出来，这两年政府政策是大量地向精英群体倾斜，并扩大利益阶层范围。精英们也确实从理想出发，落于实利。他们在中国社会迈向新生的险恶旅途中，热衷于帮忙、帮闲，现在在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官腐民败，这个专制的社会机器由中国的精英们主导。因为这种帮凶，上海交大的教授们杀害了边缘弱势孩子们的教育生命，广西的官员杀害了矿井工人们的生命，北京的文化人杀害了农民工的移居城市的权利。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精英们完成了向中国历史的回归。在中国普遍奴隶制和等级奴隶制的社会关系里，他们坐稳了上等奴隶的位置。社会重新回到上下层结构中去。权力没有分解，尽管中央政府有些软政权化，但权力并未由社会来分享。在国家和个人两层关系中，国家用暴力在看管个人。对中国的现状，不需要绕那么多弯子，说什么中国正和平地发展，中国正成为一枝独秀的经济大国，中国的国力正在上升，中国会成为世界大国，中国将要为万世开太平，等等，中国目前只有坐稳了奴隶位置的阶层和求做奴隶的阶层，如此而已。

三、中国文明的一个特点

这里需要涉及中国文明的特点。

我非常同情、理解中国的精英，因为我也曾想求做奴隶。描述他们的态度也不是批评他们有什么不对，应该说他们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方面还是做得很出色的。因为中国太大，五千年的历史太沉重，我们的力量包括一代人的力量过于弱小。很多人怀抱理想，但当他们走进国家体制里，他们发现，要做一个人，成本太高，高得个人难以随承受。

我在美国更多地感到的是一种荒漠恐怖，在中国感到的是一种幽闭恐惧。对付幽闭恐惧有很多办法，其中，窝里斗，不用生产创造而直接抢占他人资源是一条捷径。由此形成了依附型人格，合群自大的身份认同，形成了专制的政治统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形成了普遍奴隶制和等级奴隶制的做人方式。例如，一个底层的人穿上制服，给某个机构作门卫，他见你向你问话，不是出于敬业，而是使用享受权力。他不是客气地问你，而是颐指气使，“哪儿去“？

为什么中国人会有幽闭恐惧？这来源于中国人口与资源比的压力。资源硬约束。美国人的幸运在于自然资源的丰富，并因此打开了开发人力资源的广阔道路。东方的文明、民族受制于此。为解决这一问题，日本民族选择过军事侵略、明治维新之类的政治改革、贸易立国、技术的摹仿等道路。到今天略有成就，但其政治文化上虽然转型为民主体制，社会层面上仍存在多种问题。相比之下，中国文明和民族的新生道路更为艰难曲折。到清朝数千多年的王朝周朝里，可以看到中国的勤劳聪明发明创造没有能够冲破资源硬约束，这在很大程度上受于专制文化的制约。因此，中国文明不得不选择一次次地自杀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王朝治乱循环。从个体而言，中国人的人力资源不仅无法得到开发，而且个体生命的展开是以去势、自宫自律为表现形态的。中国人在做人成本极高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另外的道路，宁做太平犬，不作乱离人。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就是以数量来战胜质量，其存在状态就是以无思无识的气功态修养心性、以平安长寿来战胜生命力的原创要求和普遍波动。虽然文明死而复生之际，仍得以文明的自杀，以人的牺牲的数量为代价。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寻找救亡之道，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邓小平都作出了回答，总的说来，这些作为都多少与西方文明的影响有关。无论是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还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都为了解决中国历史的王朝周期。确实，中国人在西方文明的成就示范下，是希望自己能借助于其文明精神，例如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宪政民主制度，等等，来完成文明的更新重建工作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地是一种向专制历史文化的回归。

特定含义上的西方文明精神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已经结束。我们可以说它是以闹剧结束的，因为中特理论、德治、三个代表、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左派思潮已将他们劫掠而去，甚至鸦片战争以来无数的中国灾难都据说是归结于他们。中国近年流行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已经落幕，用西方的概念看中国，也可以知道概念的游戏和游戏的概念是如何毒害中国的：由这些概念可以得出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结论，例如中国社会空间的扩大，大众文化的繁荣，自由主义对社会有支配力，至少是民众、政府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复杂的共识“，中国的个人主义现象很普遍，甚至中国的市场经济历史久远，等等。 因此，我个人以为，中国的转型告一段落，这个转型没有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而是完成了中国的拉美化印度化或向历史文化的回归。

四、问难

很抱歉我说了这么多也许是不着边际的话。但请不要以为这话题过于沉重，或以为中国社会马上有什么灾难。我仅仅在作描述。实际上，在中国，作一个精英，置身于体制或利益集团内，生活是相当优越的。律师、教师、医生、记者、政府公务员、财经官僚等等，都有自己领域内的山水可以享用。社会是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来排列的，社会产品分成了很多不同的种类，分别对应不同精英们的势力范围：这个精英是管开刀的，那个精英是带博导的，另一个精英管告状的，等等。你们也看到拉美和印度的上层阶级生活的舒适，中国更是如此。在中国，即使做一个研究者，如知识精英、文化人，做一个看客是相当轻松的，因为生活无忧，而且有那么多的热闹可看。我仅仅是说，中国的改革，所谓的一场革命，无论是阶级革命或国民革命，无论是经济革命或社会革命，都已经结束；社会回到了上下两层结构，主流文化价值已经形成。在上层，可以发达得后后现代，而下层民众则世代无能享受现代化的果实。 我的意见在中国有多少人同意？我也只是在这里说说，我想没有多少人同意我的意见。我的一些文章在国内多受到攻击，因此，我表达的只是我个人的观念。

我自己如何定位？这个问题很尖锐。我知道在国内有一些人批评我的攻击放过了自己，是的，我自己如何？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孤魂野鬼，光明不属于我，黑暗又把我吞没。宋人词还说，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八九一代人应如何行动？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八九一代人，我认识到这些，今天我就把这些话讲给你们听，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在国内写了一些文章，做过一些尝试或努力，但很艰难。

中国以后会如何发展？我的想法是，一种是受中国历史的制约，即仍走兴盛衰亡的道路，至少这一次转型大大加强了这一可能的机会。目前中国的上层社会表面上相安无事，但也如历史上一样，他们正各自想拳经，他们并无建立在尊重生命基础上的理想，对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没有理想只有实用的指责同样适用于他们，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闹哄哄来好登场，有枪便是草头王。一种就是被锁定的拉美印度化道路，即前面说过的，人们在这种社会里是按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来排列的。目前的迹象似乎显示出中国相当大的程度上走上了这条道路，只是有一点不同的是，在拉美印度，社会有某种程度的自由，但中国社会只有利益垄断，还没有言论自由。还有一条道路，中国人在台湾地区的实践证明中国文明是可以获得新生的，虽然台湾地区的民主实践仍有待成熟，但是，我在中国大陆还没有看到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因素。我想，我们可以做的，或者有意义的事情，不是来描述中国，而是介入中国社会的发展。

外人如何帮助中国？应该尽力促使中国社会空间的真正壮大。我这次考察美国的思想库，知道在美国有近百万的思想库，有更多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组织，这些东西在中国几乎没有，已有的与中国社会多不相干，如环保一类的组织、女权一类的组织。我也知道，中国的精英和外人多不满意中国的现状，但他们多把共产党当作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变量，他们经常表扬中国政府的作为，好像哄孩子一样，希望那孩子会成为一个好孩子；他们甚至说，中央政府权威不够，等等。这种从孔、墨时代开始的有求于“人主“的办法早已证明是不通的，不仅如此，指望仁慈的权威来施仁政，其思路本身也有着某种权谋和流氓本性。我这次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美国大大小小的思想库或研究机构们，多年来帮了中国不少的忙，但所有这些帮忙都是帮助了中国的上层社会。如他们动辄与清华大学、国家计委之类的机构合作，好像那些地方的专家、学者、教授代表中国的公民社会。他们明明知道是在与一个前现代社会的机构和个人打交道，但他们仍要求着对方有着现代社会的地位、身份、职务，于是，中国体制和利益集团里的伪身份就大派用场，这无意中加强了中国社会体制和利益集团的主流地位和主流价值。我在华盛顿和林肯的祖国看到的是这样一种势利，我能够理解，但也实在有些无奈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