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托命者——读《费孝通晚年谈话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5 次 更新时间:2019-08-07 23: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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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生先生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托付给我阅读,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我把这部书稿读了两三遍。读完再把自己放空,在“朝受命而夕饮冰”的日子里,我试图理清费氏的人生行状,但不免遗憾才思枯竭。我必须承认,读这部大书,费氏在我心中的印象有相当大的变化。我在“大师的中国荣辱”等文章中对费的“盖棺定论”并不平实准确,费氏给我们的遗产要丰富复杂得多。从千头万绪中言说费氏相当费力,但我知道,这是挑战,也是催生。

  

   我跟冠生先生一样,少时即对“费孝通钱伟长”等“党和国家”之余的知识分子有印象。上世纪80年代,我到北大读书,听到了更多费孝通先生的消息,那些消息似乎负面的居多,比如据说是他把知识分子纪念“反右”运动的活动搅黄了,比如说邓大人对他满意,表扬他是自己这一边的。90年代初,我跟舒芜先生来往较多,谈起当世人物,舒芜说文章写得好的,费孝通算一个,费在40年代写的文章让他佩服至极,但是对费在当下的地位文章,舒芜显然有保留,记得费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孔林片思”系列文章时,舒芜有些嘲讽地说,他一个曾经标准的英美自由派分子到老了倒有了雄心大志,他要做孔子了。我在《战略与管理》做编辑的时候,有一个社会学的北大人来聊天,谈起他的理想,要做储安平第二,他还小有得意地说因为崇拜储安平而去拜访过“老费”,就是费孝通,他说通过一个细节即可证老费私德有亏,当他向老费问起“费老你的朋友储安平??”的时候,老费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再也没有理他??我当时也跟这个年轻的北大校友一样为“老费”叹息,他身居高位,夜深静思,他如何面对自己当年的师友。

  

   从《战略与管理》出来后,在一无所是却又心忧国是的日子里,我一度检讨起时代是怎么来的,经济行贿换取政治合法性诱使全民唯物拜金是从,演化出的丛林法则里权抢钱私有化、官家主义、合法伤害权等等登台,成为我们几代人面对的怪胎或生存常态,其中有哪些人的帮忙帮闲?从“告别革命”到渐进转型,其中又有哪些人做了帮凶?一个纪录片导演跟我谈起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为理想幻灭感到悲哀;他突然郑重地告诉我,今天的社会变得这么功利,向钱看,很大程度上是费孝通们的主意,他们当年给上面提的建议就是发展经济。我当时不以为然,却也记住了他的话。我跟李慎之先生聊天的时候,李先生跟我谈起他身边的朋友,对费氏晚年的言行也是叹息,他希望费能回到自己的青年时期,即舒芜说的自由民主派状态。??这些斑驳的印象组合起来,我心中的费孝通是复杂的。在那些年,我以为费氏就是高高在上的,是被“党和国家”需要的摆设;用社会学家们的解释,他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以所谓的学术影响而“德高望重”,进而成为统治阶级地位较低的“合伙人”。但是,这些印象并不妨碍我在费氏去世时的纪念文章里给他同情地理解,并把他拉回知识人的队伍或精神的神圣家族。

  

   我后来编《东方圣典》,看到一条有关古希腊罗马作家们的论述材料,即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供养一批德高望重的知识人为其统治的合法性背书,我当时即想到了“费孝通钱伟长”等人,今天又想到了等而下之的“二会”里的凯歌莫言等人。我不知道费氏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事业?看世面上新出现的材料,比如朱学勤与费氏的谈话,很明显地,费氏对民国的知识分子即他的同行们是看不上的。在跟其他人的对话中,费氏也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有反思,他承认自己的旧学底子不够。这些材料、线索,对我们理解费孝通的晚年思想都是重要的。

  

   所有这些线索,在《费孝通晚年谈话录》里都有答案。冠生先生告知有这么一部书稿的时候,我曾想当然地以为只是一部“起居注”一样的文字,我甚至希望它能像《歌德谈话录》、《潘雨廷先生谈话录》等经典一样成为某一方面的研究材料,我也准备好了读罢书稿给冠生提些编辑的意见。但再三开卷,我发现这部书稿的内容堪称丰沛重要,我发现自己对费先生有过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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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氏在谈话录里多次说“志”。在纪念老师曾昭抡等人的时候,费氏特别提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给人的印象:“曾先生连家都不要的。他回到他家里,家里的保姆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曾先生到晚上还不走,保姆很奇怪,闹不明白这个客人怎么回事。”费氏有同情的理解:“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我对曾昭抡先生这一代人,包括闻一多先生,他们一生中什么东西最重要,他们心里很清楚,我们理解起来就有些困难。”费氏说,这个东西可以用“志”来表达,“匹夫不可夺志”的“志”。这个“志”,在他的上一辈人心里很清楚。他们要追求一个东西,一个人生的着落。

  

   费氏有些遗憾:现在,我们同下一代人交往,看不出他们中的一些人“志”在哪里。费氏说,志就是一生不可移动的目标,“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没有“志”,文化就没有底。“志”是知识分子关键的东西。费氏说的志,就是士心,就是孔子、孟子等人一再关注的大问题。孔子跟弟子们闲坐的时候,就曾要弟子们畅所欲言地“各言其志”。孟子更把志的有无跟社会现象结合起来了,“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我们以此来看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确实,时代、社会、国中少士无士,无士心士能。

  

   费氏也多次言其志向,一个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他希望自己能从领导职位上退下来,“告老还乡”,他希望自己能够过上读书人梦想的生活,“没有了行政事务,可以专门写东西。能写几年就写几年。”但他说得最多的志向是“志在富民”,即使退下来写东西也仍跟社会的发展相关,“一是写学术上的回顾,二是写家乡的事,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和太湖的开发利用。”

  

   我们知道,现代知识的分工使得社会经济的决策一般成为官家或专家之事,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对经济运行、大众生计、区域建设多做“壁上观”,知识人对民众的关怀更表现在启蒙上,表现在社会关怀或民权上。但知识人的良知、维权、呐喊启蒙常常陷入了一个怪圈,即不仅知识人与社会、民众脱节;知识人自身的蒙昧和有待救济问题也是极为突出的。这一启蒙、社会介入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史上的一大问题,一方面中国文化讲时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肉食者鄙,又何间焉?”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又讲匹夫之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进入现代社会,关于启蒙的话题也有若干纠结,谁需要启蒙?谁来启蒙?启蒙者不需要启蒙吗?等等。

  

   在知识启蒙问题上,我们常见的现象是,无论知识人如何尽力,社会身份的难能独立是一个极为难堪的事实。身份的依附,无论是依附体制、依附主旋律或市场体制,都使得知识人跟大众之间难以建立有效的关系。很多知识人的姿态正确,而经济、政治的压力一旦临头,就手足无措,或意气消沉,就此退场。知识人的悲剧令人叹息,而一个时代社会的启蒙工作更无足称道。

  

   在几代知识人陷入启蒙的多重难堪之际,费氏善用了他的身份地位,走上另外一条知识服务于现实的道路。他有条件在全国各地调研,将民众、企业家和地方官员的发展需要纳入他的观察思考中。《费孝通晚年谈话录》的主要内容即是他在各地调研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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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孝通晚年谈话录》里几乎有我们当代社会发展的缩影。费氏自己也承认对改革以来的社会发展有过贡献,他的“小城镇、大问题”一类的思考在改革之初即引起中共领导人的关注,由其引发的政策带来了中国城镇市场的繁荣。读《谈话录》,大概没有第二个知识人的关怀有如此丰富的社会材料,如此接地气,如此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相通。

  

   各地发展的模式都在费氏的视野里:土地入股(广东)、稳制活田(浙江)、两田分离(江苏)、半截子机械化(山东)、公司加农户(河南)??各地发展的现象都在费氏的视野里:前店后厂(一度指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经济合作中地域分工与合作的独特模式。其中“前店”指港澳地区,“后厂”指珠江三角洲地区。各地民众在发展中创造条件将庭院的前店改造成销售平台,后院改造为加工生产的工厂)、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一种企业的贸易形式)、一村一品(一个村子的居民,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发展出一种主导产品或产业)、牛郎织女经济(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农业工业或副业配合)、一点五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的农副产品加工业)、串糖葫芦(京九铁路把沿线中心城市串起来,像巨大的糖葫芦)、传接力棒(下一代人以上一代人的终点为起点)、惊险大世界(与小桥流水式的协调文化相对而言)、以水兴苏(长江、太湖和洪泽湖与江苏的关系)??

  

   借助费孝通先生的调研,我们可以重温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那些当初不起眼的现象,如今看来都是社会演进的“推手”,是民众福祉一点一滴累积的“资粮”: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公司加市民加农户、攀高亲、再度创业、离土不离乡、家底殷实或民资殷实、小商品与大市场、草根工业、小城市蓄水池、富民工程、庭院经济、隐形失业、没有围墙的工厂、没有厂房的工厂、倒蛋部队、围网养殖、放水养鱼、以商兴镇、蜂蜜工厂、拿160美元的中间人??中国民众从十元级、百元级的生活向千元级、万元级的生活推进,就有这些丰富多样的地方创造。

  

   二三十年来,我们还没有哪一个知识人像费氏那样对中国发展的自然资源和商品资源有如此深广的关怀:钢材、陶瓷、水泥、丝绸、养牛、甲鱼、鹦鹉、沙子、红果、泡桐树、面粉、玻璃钢、皮革加工、鸡蛋、兔子、鳗鱼、土豆、烧砖、“玩泥蛋”(烧砖)、“玩面蛋”(面粉加工)、米花糖、螃蟹、葡萄、柳条、蒲草、农机修理、香草(广西)、西红柿果汁、花卉、大棚蔬菜、暖气片、茶饮料、味精、香菇、豆腐、猕猴桃??费氏跟企业家谈果汁,跟官员谈豆腐,跟领导人谈交通,跟知识人谈社会。读《谈话录》,看他谆谆劝导人们如何生产生活,令人想到南巡时的邓督促中国人要“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费氏志在富民,这在某种程度上跟邓的埋头搞经济建设的思路一样。曾有人说李泽厚是理论界的邓,李也把邓的社会发展阶段引为同道;但在国家发展的理论上,更接近于邓的人是费。费自承,“对于国家,我的想法和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提出来的主张不谋而合。一套思路,两套语言罢了。”

  

费说自己对孔子等国学的知识无“童子功”,他是后来自觉地补课去了解了孔子们。他的志向其实跟孔子们的心路相同,或者说他一生无意中走通的路乃是孔子们的道路。李慎之曾言及知识界有“费孝通模式”一说,即是说费比其他知识人更懂中国,所以他不像一般知识人那样在穷达两极跳跃,得之若惊,失之若惊,即不是老子所说的“宠辱若惊”,而能在穷达两极通达无碍。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超越了现代知识分子,他接通了孔孟之道与孙中山、现代中国知识的关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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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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