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将军空老玉门关

——白先勇《父亲与民国》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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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  

  

  白先勇从小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感,觉得世上一切东西,有一天都会凋零。我想,白先勇在夜半时分翻阅父亲千张旧照的时候,他的愁,他的痛,他的苦,当也是不堪其听吧?

  在台湾的图书馆,白先勇的书属于“核心收藏”,因为从他的作品里,能看到近百年中华文化的时空流转和社会延迁。故而,在海那边,人们管他叫“永远的白先勇”。

  白先勇的笔,是以小说为开端的。翻开《台北人》,首先看到的是一行献词:“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书中的许多人物虽然生活在台北的公馆,但其灵魂和情感或储存、或消失在了从前。继而,他又在另一本小说《孽子》里,对台湾新生代写道:“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们。”从《台北人》到《孽子》再到后来的《纽约客》,白先勇的文字都是在历史主轴上的不断延伸,沧桑又悠长。由个人延及家国,无不是以文学形式的历史想象,呈现的情景是——人在台北,心怀大陆,活在当下,回望过去以及寻问我们的未来。若看台版的《台北人》,细心人则可发现,14篇文章的篇首,均写有刘禹锡的七言绝句《乌衣巷》:“朱雀桥头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为什么要重复引用?这不属于个人偏好,应该说,这首古诗承载着白先勇心灵的重负。七百年前,西晋王朝从洛阳东迁至建康;几十年前,民国政府从金陵(即南京)东迁至台北,世代交替,历史轮回,思之,怎不令人伤怀?

  白先勇的故事和文字虔诚,哀戚。可以说,白先勇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伤逝之情,身世之痛和一份不忍不舍。若问:这种心情是什么?我答:这是浓重的历史关怀,他把父辈的沧桑、家国的命运和对人类的悲悯,一齐都融汇进去,漫延开来,贯穿下去。当你已经或即将进入“老,病,死”的人生阶段,该如何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光?这是很残酷的一问,可答亦可不答;不答,也照样乐呵呵打发余生。早已跨过中年的白先勇,觉得这不仅仅是性命或寿命的问题。2000年夏天,他突感不适。送医院及时手术,才捡回一条性命。白先勇觉得是上苍有意挽留,尚有未竟的志业需他完成。其志有二,一是搬演昆曲《牡丹亭》;二是撰写白崇禧传记。

  白先勇从小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感,觉得世上一切东西,有一天都会凋零。一曲歌,一出戏,于他都会生出莫名的感动和许多思绪来。“美到极致,都有些凄凉。”这是他的一句名言。正是这种天生的性灵,使白先勇从水利系的高材生转到了文学、戏剧和电影。“二三更,千万声,捣碎离情。不管愁人听。”这是元人张可久的一曲“秋夜”,它写出古代闺妇日夜萦绕之离愁,不堪其听。我想,白先勇在夜半时分翻阅父亲千张旧照的时候,他的愁,他的痛,他的苦,当也是不堪其听吧?理由也简单,白崇禧与白先勇虽为父子,实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生命,这个图册你看到的是一个生命的历程,叙述的是一个动乱的故事。对诠释者来说,第一需要的是诚实,最后需要的也是诚实。明明是流血,你说是流泪;明明是崩溃,你说在撤退——别人能这么干,白先勇不会,不会。我是在无意中,发现了他的诚实。很多年了,一个晚上,我把电视频道转到香港凤凰中文台,正巧是在播出采访白先勇的一个专题节目——

  漂亮的女记者说:“我们知道,您的父亲是抗日的。”

  白先勇摇摇头,淡淡地回了一句:“不,他首先是反共的。”

  女记者又问及“四一二事变”。

  白先勇说:“是蒋介石下的命令,是父亲动手的。”

  事实就是如此。后来,上海举行大游行。据说,在“反对白色恐怖”横标下面,还注明了“白”就是白崇禧。正是具备了惊人的坦承,白先勇才能比较准确地阐释那些图片所呈现的具体化场景。他告诉我:这本书里的很多图注只有短短几句,可自己花了几天时间才写成。我信!因为他对每张照片的诠释,无不是调动了自己的历史记忆、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尽可能地做到准确,因为惟有准确,才有可能感人,也才可能进入别人的内心。在昆曲《牡丹亭》“幽媾”一折里,杜丽娘是鬼,柳梦梅是人,敷演的是人鬼之间的恋情。舞台上有一盏小小红纱灯,靠它照亮了空荡荡的舞台,真实就是一盏灯,它照亮了厚厚的《父亲与民国》。

  白崇禧(1893—1966),广西临桂人,回族,伊斯兰教。因用兵机巧、谋略超人,素有“小诸葛”之称。李宗仁与他并称“李白”,属国民党桂系核心。

  白崇禧14岁考入陆军小学,在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时年23岁。后进入广西陆军模范营。在模范营里,白崇禧崭露头角,如“刀刃之新发于硎,意气豪迈”。他成名在北伐,以副参谋总长名义,实际负参谋总长全责。自1926年始,运筹帷幄,指挥督战,历经两年的辗转周折。“从广州打到山海关”,堪称“完成北伐第一人”。唐山官民举的横标上写“欢迎最后完成北伐的白总指挥”的照片,就是证明了。

  1928年8月1日,白崇禧游故宫,忽见宫里居然有座“崇禧门”,在门前留影。

  1929年的蒋桂大战,是一场最不该发生的战争,蒋桂战争引发中原大战(1930年),国民党失去北伐后统一的机会,中国形成四分五裂局面,遂让日本有可乘之机。——白崇禧败走麦城,他与李宗仁一度流亡安南河内。当我看到那张流亡安南入境证件的头像,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骑在“回头望月”战马上的勃勃英姿哪儿去了?我说:“你父亲怎么看都像个逃犯啊!”白先勇答:“是逃犯,蒋桂大战打完,他就受到通缉。”原来一个人由胜转败,不需要走多久,也无需等多久。白崇禧一生数次倒蒋,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倒蒋是发生在1936年。李、白二人联合广东的陈济棠,以“抗日救国军”的名义出兵,史称“两广事变”。他们6月1日起事,很快失败,李、白二人致电冯玉祥,愿听命中央。9月,蒋介石亲笔函到达南宁,终于使他们放弃了倒蒋的政治意图。

  在广西,白崇禧是个受人崇敬的人物。崇敬的原因除了武功,还有文治。1930年冬至1937年7月的七年间,他回广西主持建设。在黄旭初辅助下,以其出色的政治才干、励精图治的精神,按照制定的实业计划领导广西各界积极苦干,终于获得了“模范省”的荣誉。这个荣誉称号绝非虚名,广西确实在矿产、交通、农林、垦荒、市政、航政等方面,都有着相当的成就。这也是当时去过广西的人士所发出的较为一致的好评。其中,以胡适的《广西印象》为代表。另一位美国人(艾迪博士)还这样说:“中国各省之中,只有广西一省,可以称为近于模范省,凡爱国而有国家的眼光的中国人,必能感觉广西是他们的光荣。”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8月4日,蒋介石派专机至桂林,将白崇禧接往南京。北伐期间,他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如今再度出任蒋介石委员长最高军事幕僚长,“兄弟阋于墙,共御其侮”,蒋桂战争的恩怨,因对外抗日而暂时勾销。

  抗战期间的重要战役,白崇禧策马扬鞭,无不参与,如“八一三”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三次长沙会战、昆仑关之役。1938年3月24日,台儿庄大战前夕,蒋介石携白崇禧飞抵徐州,与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视察陇海前线。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明天就是恶战!在镜头面前,三人站到了一起。蒋介石当天离开,留下白崇禧,令其协助李宗仁。白先勇久久望着这张相片,慨然道:“多有历史意义啊,三个国军领导人一齐站在中日战史的转捩点上。”

  白崇禧的军事才能为国共名家所看重,不仅是战功,还有他的头脑以及惊人的记忆力,到老还能整段整段地背《史记》、《汉书》。1938年,白崇禧在武汉军事会议中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作长期抗战。”这个建议,立即被军事委员会最高领袖蒋介石所采纳,遂成为抗日最高战略指导方针,对抗战全盘策略影响至深、至广。时间过去了七十余载,当我重读白崇禧这段讲话,仍为其军事才干与远见卓识而折服。

  进入国共内战,白崇禧和林彪成了生死冤家。先有白崇禧于东北四平街视察,力主追杀林彪余部,后有林彪用数倍兵力包围,在广西彻底击溃白崇禧,同时也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图谋“划江而治”的失败和新桂系兵力的溃散,如寒风扑面,悲凉入骨。有限风光,无端消息,白崇禧独自漫步在海口的沙滩,做出最后一次的人生抉择——登上了赴台的飞机。“将军空老玉门关……读书人一声长叹。”

  合上图册,我只问白先勇一句:“战事结束,胜负分明。令尊大人既反共,也反蒋。在毛与蒋之间,最后还是选择了蒋。”

  北京东方君悦酒店客房里,柔和的灯光照着白先勇略显疲惫的面容。听了我的问,他激动起来,正色道:“他没有选择毛,也没有选择蒋,他选择的是国。”

  “国?”

  “国!中华民国。”

  夜深了。灯下,我俯身端详这个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骁勇之将。想来,白崇禧不可能到别的地方,因为忠于最初的选择,才能说是完成了最后的命运。何况他深信自己戎马一生,功在党国,地位不可撼动。尽管心底清楚到了台湾,会受到蒋介石什么样“待遇”,他还是只身去了。“孤臣秉孤忠五马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正人扶正义七鲲拓土莫将成败论英雄”。这是白崇禧于1947年在台南手书郑成功的楹联,它很能表达一员武将的心志。其实,不止是白崇禧需要选择,面对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局,中国知识分子的去从,也是需要掂量和选择的。陈寅恪为什么会写《柳如是别传》?无非是在败亡下,内心难以抑制的吊古伤今之情。然而,事情的结尾和爱情的结局又极其相似,最后都是无可奈何的徒然。即使徒然,也让后人获得珍贵的感悟:因为我们看到了曾经付出的沉重力量和深厚感情。

  到了台湾,蒋介石对白崇禧的恩怨开始了总清算,白崇禧则开始了孤寂落寞的日子。原来,手下百万雄兵,而今,听他讲话的只有孩子了,仔细打量30盆素心兰,成为他的安慰与快乐。从前,白先勇与父亲离多聚少。来到台北,已是中学生的他,有了观察社会事物的能力。对父亲的政治处境及复杂心境,也有所体会。尽管宅前有警察监视,身后有便衣跟踪,但白崇禧举止坦然,安之若素。此时,儿子看到的是一个孤独者在逼仄窘困中的持守与从容。白先勇觉得父亲像历史上的李广——一个落难英雄。

  1962年12月,白夫人马佩璋去世。69岁的白崇禧在40天内,每日必躬率子女准时亲往墓场念经(回教之规),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仿佛心缺一块,天塌一方,此后人们发现他一下子老了,精神也大不如前,常常是寻寻觅觅的神情,茫然若有所失。不久,白先勇赴美留学。父亲身穿双排扣棉衣,头戴毛线帽,亲自到松山机场送行。秉性刚毅、不轻易流露情感的白崇禧在寒风中,立于舷梯下,老泪纵横。

  1965年7月,即在李宗仁夫妇投奔大陆后,满腹心事的白崇禧写了一封亲笔长函,托人交给旅居香港的黄旭初。原来,大陆失败一直是他痛中之痛,他念兹在兹的仍是反攻大陆与恢复民国之事。信中,无一字谈及私谊,通篇都在分析时局和反攻大陆的可能性。——这是白崇禧!儿子如实地在“序”里写了出来。

  不承想父子一别,竟成永诀。如一部传记所言,母亲的离去,留给儿子的是一个爱与美的世界和世俗性记忆;父亲的去世,带给白先勇的是有关尊严的历史记忆。新亭泣罢又兰亭,觞咏流传草尚馨。年复一年,父亲的严格、自尊、智慧,母亲的开朗、乐观、仁爱,都成为思想感情的丰富养分和力量,积淀并内化为白先勇的人格品质。

  “回报时代,回报父母,为父母那个时代谱一曲挽歌。”这话是白先勇说的,他兑现了承诺。白崇禧一向要求子女“做事一定要做到底”。白先勇从1960年创办《现代文学》刊物,到写小说散文,到搬演青春版《牡丹亭》,再到《父亲与民国》、《仰不愧天——白崇禧传》,五十年来,他把每一件事都做成了,也都做到了底。为此,自己付出了一切。比如,《现代文学》始终没有接受任何外部资金的援助,当初办这份刊物需要的创办资金,完全是由白先勇向家中友人筹募而来,后来则是靠他的薪水,还把父亲留下的一栋房子全部贴了进去。为此,即使自己挨骂,也无怨无悔。

  作家应具备多种能力,如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和表达能力。在《父亲与民国》图册里,我觉得白先勇还有一种能力,即诠释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几乎是无法模仿的。他的图注有一个特点是不做过多诠释,把每一行字,都视为步步危棋,下笔克制谨慎。这个时代,算来已有百年,但其中的许多事的对与错,至今也难判定。时间是个极其强大又极其可怕的力量。即使很大的事件,从更高远的角度去看的话,并非现在判定是对的,以后就永远对下去。

  “忧乐歌哭于斯者四十余年”,这是台静农在《龙坡杂文》序言里的一句话。它让我们感受到读书人经历飞扬与挫折后的伤感。没有阅尽兴衰,没有人生体验,这话是说不出来的。我想,白先勇也是这样,否则我们不会看到《父亲与民国》。

  为了记忆,需要我们站出来陈述,陈述真实,陈述经历。历史和爱情一样,只有凝固成记忆,才能持久。

  

  《父亲与民国》 白先勇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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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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