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进:从现代经现实到唯美的创作轨迹

——浅析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心理与艺术追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 次 更新时间:2018-12-05 0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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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进  

   内容提要:白先勇是当代华语文学界不能忽视的重要作家,从坚持十多年的《现代文学》杂志到创作《台北人》《纽约客》《孽子》等文学佳品,其中的现代艺术手法在小说中的运用,特别是对海峡两岸政治离散中的乱离时世的人文关怀,造就了他的早期文学的高峰,而晚年对昆曲艺术的关心,对传统艺术进行的一种唯美意义上的追求,让他再次达到了自身文学艺术的又一个高峰。

   关 键 词:现代主义  现实  唯美倾向  创作心理

  

   白先勇是当代世界华语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从1958年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处女作《金大奶奶》开始,步入小说创作的领域,1960年与台湾大学级友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这是台湾文坛196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1960到1963年是白先勇文学创作的第一阶段,主要特点是模仿西方现代主义手法,书写年轻人青春的躁动,先后发表了《月梦》、《玉卿嫂》、《青春》等短篇小说,后结集为《寂寞的十七岁》(1976)。从1963到1978年长篇小说《孽子》在《现代文学》上连载完毕为第二阶段,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台北人》(1971)、《白先勇自选集》(1987)、《骨灰》(1987),散文集《蓦然回首》(1978),长篇小说《孽子》(1983)等,这个阶段白先勇的创作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对小说历史感的追求,关心人的命运,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重压下人的生存境遇,从而达到了他艺术创作道路上的第一个高峰。第三个阶段是从1982年改编小说《游园惊梦》为舞台剧到由其参与制作的2004年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全球公演的成功,并全球巡回演出二百余场,这个时期白先勇把自己的艺术目标锁定在追求中国传统艺术的美感上,用自己的人生经验、社会阅历和广泛的人际关系重新发掘和肯定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特别是昆曲的艺术价值和魅力,取得了艺术人生的新的高度。

  

一、起步于现代主义:别样思维观照下的人生

  

   有访问者问白先勇为什么早期作品现代主义色彩浓厚,白先勇坦白说:“当时可以说正是我的浪漫主义时期,现在回头想,那时我虽然还很年轻,只有二十一二岁,可是对时间已特别敏感,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从那时开始,时间的流逝一直是我最关心、最敏感的一个题目。……不过,我当时对于这种种问题恐怕并不是很自觉的。我后来回头看,也觉得很奇怪:那时自己还是那么年轻,怎么会有那种感受。”①

   白先勇早期小说可分两类:一类是凭借个人的人生经验融合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完成的小说,如《金大奶奶》、《我们看菊花去》、《玉卿嫂》、《寂寞的十七岁》。这些小说在形式上都是第一人称的叙述,其中可以看到童年、少年时代的作者,如玉卿嫂的原型是白先勇与仆人闲谈到的一个保姆;《我们看菊花去》里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姐姐,明显有自传性质;《寂寞的十七岁》也是作者有感于一个亲戚的敏感善愁而作。第二类是幻想成分较重的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短篇小说《青春》叙述一个老画家在晴空底下的海边上,在少年男模的青春“挑逗的敌意”下,起了扼杀青春的幻念,这个作品是白先勇看见一位画家画的一张裸体少年油画,感受到这是青春的一种绝佳的艺术表现,随感而作的佳品。②白先勇还有意塑造了一群都市生活中的“畸人”形象,他们一方面逃避现实,力图从现实中脱离出来,另一方面又拼命地想“抓”住现实,他们在梦幻中,在自卑或者狂暴中体现着卑微的清醒,如《小阳春》樊教授对妻子女儿的忏悔;《藏在裤袋里的手》吕仲卿的恋母情结,《黑虹》中不甘于庸常生活的耿素棠,《那晚的月光》郁郁不得志的李飞云,《芝加哥之死》中西方社会中难寻其根的吴汉魂,都表现这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异化人格的书写很有特点。

   白先勇早期小说对性爱的描写是非常大胆的,特别是那种在世俗眼光看起来不正常的情色描写,如《月梦》老医生面对着水池边的大理石像作白日梦。这种同性恋倾向的描写在白先勇早期短篇小说里已经大量出现,在《黑虹》里,白先勇甚至将对女性身体的厌恶扩展到对女性本能的反感。

   白先勇对同性恋之爱描写的成功原因很多,首先与他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有关,七八岁时白先勇因肺病被隔离起来,病愈后又遭逢一连串的历史巨变,他的整个性格开始内敛,高中读书期间,白先勇“跟三分之一的同学从未打过招呼”,原因是他害怕与他们接触,自认“他们的世界跟我的很不相同,我指的是内心世界,与社会阶级、家庭背景等无关”。③白先勇幼年时就熟读中国古典小说,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读《红楼梦》,这部小说中的男风也影响着白先勇的对同性之爱的认识。白先勇在论文《贾宝玉的俗缘:蒋玉菡与花袭人——兼论〈红楼梦〉的结局意义》中表达了对同性恋之爱的看法:“就同性恋的特质而言,同性间的恋爱是从另外一个个体上寻找一个‘自己’(Self),一个‘同体’,有别于异性恋是寻找一个异‘己’(Other),一个‘异体’。如希腊神话中的纳西色斯,爱恋上自己水中倒影,即是寻求一种同体之爱。”④再一个原因是白先勇的写作目的是“希望把人类心灵中的痛楚变成文字”,他从一种人道主义的倾向上关注同性恋这个非主流的边缘化群体。可能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体会到玉卿嫂,这个爱得深切但又把握不了所爱的人的内敛的欲望与狂暴,正如她对庆生的谶语:“庆弟,你听着,只要你不变,累死苦死,我都心甘情愿,熬过一两年我攒了钱,我们就到乡下去,你好好的去养病,我去守着你服侍你一辈子——要是你变了心的话……”这其中包含的狂躁不安与歇斯底里的情绪,与玉卿嫂表面上的静如止水之间形成了一种现代哲学意味上的“双重面具”性格,体现出一种现代主义意味。

  

二、复归现实主义:抹不去的乡愁与怀旧


   1963年白先勇在按回教仪式给新亡的母亲守了40天的坟后,告别了垂垂老矣、抑郁寡欢的父亲白崇禧,赴美国留学攻读硕士学位。初到异国的他,自感格外的孤寂,也正是在这种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越来越深的心态中,白先勇开始了《台北人》的创作,“《台北人》在我的生命上也是个转折点,我写《台北人》的时候,大概是25、26岁吧。那时我已经出国,母亲也已经过世,这个对我影响很大。母亲过世之后,我对人世的感触也就越来越深,这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我自己也已经离开台湾,再回过头来看台湾,看看整个中国的历史,我认识更清楚……”,“我写《台北人》,是因为我对她哀悼的心情久久忘不了,我写《台北人》的心境,也就是哀悼我母亲的心情。6年之后,我父亲也过世了,我这部小说后来就献给他们两个人及他们的整个时代,因他们两个与整个时代有息息相关的地方。他们的过世,也是整个时代的结束,所以我的心情也就转变了。”⑤

   白先勇在《台北人》的创作中显示着他回归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力图找回小说中的历史感,“乱世的时候,文学家不免有所感触而行诸于文,流露他的心声。一个作家如果心胸宽广的话,他的心声就是时代的心声,如果我的作品有感伤情绪的话,我想是因为整个时代就是感伤的时代。”⑥在同时期发表《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1976)、《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的几个问题》(1979)等论文中都在呼吁中国作家在创作中注意追求小说的历史感,因为《战争与和平》、《追忆似水年华》、《喧哗与躁动》的伟大,就在于“这几位伟大的西方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如此深厚感人,无疑的,都得力于他们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深刻的了解和追怀。”⑦

   《台北人》共14个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集虽不是一部长篇小说,却已经不是一本纯粹的短篇小说集。欧阳子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中把《台北人》的主题分为“今昔之比”、“灵肉之争”和“生死之谜”三节进行论述,第一节从《台北人》的引录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句中窥探白先勇不胜今昔的怅然失落感,“潜流于这14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遽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常葆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⑧余秋雨与欧阳子有同感,指出白先勇另一本小说集《纽约客》的卷首置的是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涕下”,也体现着白先勇这个阶段小说中挥不去的历史苍凉感。

   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朱青、钱夫人,都带着一种象征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解体的意味:尹雪艳是吗啡样的麻醉剂,暂时使人止痛、忘忧,但终于把人引向死地;朱青受战乱之害,历经折磨,终至失去灵性,麻木不仁;钱夫人有过辉煌的过去,但只因为“长错一根骨头”,她开始走下坡路,终于变成空壳一个,脱世脱节。而《谪仙记》(注意《谪仙》二字的象征意味)里的李彤,绰号叫作“中国”,用意更是明显。这几篇小说中都有一种怀古的韵调。白先勇的朋友李黎称他是“殡仪馆的化妆师”,意为白先勇在“替垂死的旧制度涂脂抹粉”。白先勇为我们展示了一群纠缠在新旧传统之中的过渡人的魅力,也将人生悲剧的主题指向了时空流逝的无奈——这个人类必然面对的命运,表现出时空流转的历史沧桑感。

   在《台北人》中,白先勇继承着早期小说中关注生老病死这些人生永恒现象的特点,社交皇后尹雪艳、红灯舞女金兆丽、年轻寡妇朱青、帮佣仆人王雄、年迈将军朴公、将军遗孀蓝田玉、退休副官秦义方等等,白先勇塑造了一批性格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秉承人物刻画是小说的灵魂的写作观念,将自己对历史的沧桑感和虚无感融汇到笔下的人物心灵中去,唱出了一曲曲灵魂、宿命、失落、变形、无奈的人生悲歌。其笔墨中用字很冷酷,颇见其老师的教诲,夏济安曾建议白先勇向毛姆和莫泊桑的小说学习,旨在让白先勇学习他们“冷静分析的风格”。⑨冷酷的笔墨不仅写下了台北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以这种老练纸笔侧写了一段民国的历史,《梁父吟》写辛亥革命,《岁除》写抗日战争,《冬夜》写五四运动,《一把青》写国共内战,《国葬》写的是国民党溃败场景,《秋思》中有关于国民党抗战后重返南京的历史图景,这一篇篇的小说都显示着白先勇回归现实主义,在小说中重视历史意识的价值,反映历史中的人类命运的写作主旨。

   白先勇对同性恋题材的关注一直都延续在其创作中,小说集《台北人》中的《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就出现了“教主”朱焰、原始人阿雄和一群晃荡在公园里的“我们”,其中对“教主”的生平事迹描写可以看作《孽子》中“师傅”杨金海前身的追述。

1977年,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在《现代文学》复刊号连载。《孽子》是白先勇从现代到现实主义道路上的里程碑,同时也是他人道主义情怀的表达,《孽子》的主题就是“传达了作者对人的同情。”⑩他创作《孽子》之前,一本美国出版的报导性专书:For Money or For Love,其中记载了美国很多流浪街头的少年之所以沦为那些中年人的同性伴侣,不是为了这些中年人的钱,而是为了得到一种被关爱的感觉,这本书中那种得不到父亲的爱与谅解的“孽子”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孽子》的主题就是“不单是描写青少年的问题,全书的大架构是中国的父权中心社会以及父子——不只是伦理学上的,而且也是人类学、文化学和心理学上的父子——的关系”的写作目的。(11)王夔龙与阿凤的故事是《孽子》中的神话,王夔龙曾经有着军政家庭背景、聪慧的性格和美好的前程,但是他也有着与生俱来的敏锐细腻和悲天悯人的性格,这种对野性和自然的追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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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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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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