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张伯驹的文革“交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03 次 更新时间:2013-06-13 15: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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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  

  

  2009年1月,我收到吉林大学教授王同策先生寄来的挂号信,里面是他找到的一份张伯驹先生写于文革的交代材料的复印件。王先生表示,自己已读过《往事并不如烟》《顺长江,水流残月》,很希望我把“往事”继续讲下去、写下去。于是,复印了这份材料,或许将来再写张伯驹时多少会有些用途。

  材料看后心情复杂,一直没有拿出来“使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赞赏张伯驹,但未必理解张伯驹,更不易理解关在牛棚、交代“问题”的张伯驹。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有“问题”,个个都须“交代”。写检查就像每天吃饭一样,“问题”少的,吃一碗;“问题”多的,吃两碗、三碗。张伯驹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从家庭,到书画,到鉴定,到讲座,到说戏,到打谱,到社交,到民主党派,到右派,到……一张纸上罗列出三十八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一气儿要吃下三十八碗饭。不奇怪,谁叫他那么有才?涉及那么多的领域?交往那么多的人物呢?

  用钢笔写在练习本上,无涂抹亦无修改,事情注明时间、地点,牵涉到谁,照直写出姓氏。叙述扼要,情绪淡定,一件事说完,就给自己扣上一顶帽子;接着说第二件,再给自己扣上另一顶帽子。比如,第十八个问题是交代“自然灾害时期,聚餐,买手表”,紧接着写道:“不仅是生活奢侈问题,与劳动人民对比是罪恶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交代宋振庭,宋振庭时为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把在北京赋闲的张伯驹请到吉林省博物馆当副馆长,就是他的主意,也是他办的。文革一来,宋振庭立即倒台。张伯驹自然也就必须交代与宋振庭的往来。他写了两条“交代”,第一条一句:“他说我不懂政治,要帮助我。”第二条两句:“宋振庭说我不是搞政治的,是才子名士,统战对象,我认为是知己。其实,才子名士是文化革命对象。”看了,不禁大笑,可谓民国公子本色不改。

  交代材料里的有一条是“交代”对毛主席的态度。他这样写道:“拥护毛主席不彻底。从封建主义的《资治通鉴》出发,在西安听说毛主席还看《资治通鉴》,心里很高兴,不似工农兵拥护毛主席从热血出发,比爹娘还亲,还是世界观根本问题。”张伯驹很老实,老实到傻,傻到可爱。

  张伯驹是右派,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成员。在1946年的上海即与张澜、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有所交往。自然,与章、罗二人的关系就是必须彻底交代检查的了。

  他写了罗隆基一条,“交代”如下:“罗隆基常买假字画,有时打电话约我到他家鉴定字画。我认识到罗隆基是政客。1956年,我将所藏晋、唐、宋、元法帖、文物捐献给国家。这一年到他家,他说我是书呆子。他说藏这些古代书画,珍贵得了不得。共产党,我看不在乎。毛主席每天接信岂止一万封,还记着你的信?你如果想一个位置,由我们推荐就行了,无须多此一举。我对罗隆基的话一言未答,以后就再也不去他家了。”张伯驹的文字,描述出一个真实的罗隆基,且传神,我能想象出罗先生说话的口气和样子。提笔写这条“交代”的时候,张伯驹心里清楚:努生(罗隆基字)已死。

  说到与父亲章伯钧的交往,张伯驹便费些笔墨了:“章伯钧1957年春在美协参观时遇见,他约我到他家午饭。这是第一次去他家。在车上,章伯钧同我说,有需要他帮忙的事,他可以帮忙。意思是我们是老朋友。说要向政府推荐,我也没有作答。在1959年冬,章伯钧夫妇到我家去,说政治的事不能做了,今日座上客、明朝阶下囚的意思。他女儿再有两年高中毕业,现在学国画。他想到潘素最相宜,求收她做徒弟。当时不好意思拒绝。潘素答应教她。第二天,潘素向北京中国画研究会领导汇报情况。党领导说,可以教她。所以到春节,章伯钧必来拜年,我也回拜他。1961年10月,我来吉林省工作。62年春节回到北京,章伯钧来我家拜年,我又回拜了他,不多时,罗隆基也来了,他与我打招呼后即与章伯钧谈话……我要走时,章伯钧同我和罗隆基说,我们明晚在四川饭店聚餐。他去订座,要我明天在家候着。他六点来钟坐车去接我。第二天晚饭在四川饭店聚餐的,除章伯钧夫妇、罗隆基和我以外,还有陈□□夫妇(作者注——陈铭德、邓季惺),一个女的,也是政协委员,不是右派(作者注——康同璧)。63年春节回北京,章伯钧女儿去我家拜年,我同她说我不去看你父亲了。后来,章伯钧也来拜年。我存在着封建思想,觉得不好意思,又去他家回拜。章伯钧还约我夫妇在他家吃了一次饭……章伯钧拿出他的字画,看了。到前厅,看了他的十几盆腊梅。这次又到四川饭店聚餐,还是以前的人。事后,我感到犯了错误。我是在职人员,章、罗是1957年向党进攻的右派头头。这样与他往来和聚餐是敌我不分。以后再也不到章伯钧家与其见面。以上的事我没交代过,现在交代。”这么一大段“交代”内容,说的无非是聚餐,拜年;再拜年,再聚餐;且不断地重复——他说,这是自己“不分敌我”的错误,并保证“以后再不到他家了”——但是当他回到北京,听说章伯钧去世的消息,马上偷偷跑到老宅去探望,听说章家已经搬走,他又四处托朋友打听新址,是第一个登门慰问我母亲的人,而且是和妻子潘素徒步从地安门走到建国门——“交代”归“交代”,做派归做派。

  余叔岩、周汝昌等人曾说张伯驹与明末清初的张岱相似。不错,二人是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名门,一样的才情与自负,通文史,擅氍毹,精收藏,痴情韵事;同样是在物质与精神的享受中,充满对文化的追求,并留下许多东西给未来;同样处在政权更迭之下,同样在政权更迭之下沉浮荣辱,前期风流浮华,后期苍凉凄惶;一个穷到断炊,一个困在牛棚,但粗糙生活都未能磨损其天生性情。

  张岱去世二百年后,他的《瑯嬛文集》才付梓,侥幸传世;张伯驹去世后,老百姓才普遍地知道,人家把手里那么多“国宝级”文物都送给了国家。

  总之,两个人饱经忧患的命运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现在的人认为,高科技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我顽固地相信,数千年的习惯还会继续。一些消失的事物,其实都凝固在时光里。它的惊人之处,会一点点显露。如张岱,张伯驹。

  张伯驹也写“交代”,也不得不“交代”,但在他心里,文化至高,传统至上,超过任何的政治利益和各种的主义,是个彻底的文人。张伯驹散淡一生,始终属于那个逝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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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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