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貌似一样怜才曲,句句都是断肠声——《李宗恩先生编年》读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36 次 更新时间:2017-06-08 16: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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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  

  

  

   楔子

  

   2012年9月22日,我应私人邀请参加李宗恩先生(1894—1962)逝世50周年座谈会。

  

   走进北京东单三条“协和”老楼会议室,我很吃惊:墙上无条幅,桌上无鲜花,室内没有服务员,室外没有签到簿。静悄悄的,乃至冷清。咋啦?座谈会的规格低到无规格。唯一吸引人的地方是与会者,清一色银发老人,人人衣冠整洁,个个举止得体。我扫了一眼,只认得蒋彦永先生。

  

   他见我,即问:“‘协和’请你了吗?”答:“我是受李家亲属之邀。”

  

   又问:“你认识李宗恩?”

  

   又答:“ 我不认识,父母认识。李宗恩划为‘右派’,是因为父母的缘故。所以一定要来。”

  

   会议开始,先播放视频,内容是一位记者的随机采访——把当下协和的头头脑脑,上上下下,都采访到了。问的问题只有一个:“你知道李宗恩吗?”

  

   回答也只有一个:“不知道。”

  

   我看过一本写协和往事的书,洋洋洒洒数十万言,涉及李宗恩的文字寥寥数语。显然,这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人,也是被协和忽略的人。为什么“忽略”、“遗忘”?因为他是旧社会协和医学院第一个握有实权的华人院长[1],更因为他是1957年医药界最大的右派分子。

  

   会议的主持人是现任美国洛克菲勒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ese Medical Board)主席玛丽·布朗·布拉克女士(MaryBrown Bullock),她从大洋彼岸飞抵北京,就是专程来主持这个纪念会,并做演讲[见附件]。尽人皆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一个创举,就是建立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1916年协和医学院选址动工,1921年落成并正式命名。医学界人士很清楚:在那个时代,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代表着国际医学最高水准,协和医学院正是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蓝本”,教学、临床、科研三位一体,从总体架构到具体标准,一切向它看齐,模拟仿照过来。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是洛氏基金在20世纪上半叶对华(单项)援助出资最大、时间最长的项目。令人欣慰的是所有的援助与付出,都没有白费。几十年间,协和(即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之简称)在中国开创了八年制临床医学教育、高等护理学教育之先河,在培养医生,建设医院以及医学研究等方面成绩斐然,很快成为亚洲医学和研究方法的最高标准,对日本、印度的高等医学院也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被日军占领,受到严重破坏。战争刚结束,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立即致函洛氏基金会要求尽快协和的一切工作和项目。当时的基金会董事长小约翰·洛克菲勒在回函中说:“协和医学院的工作是我们皇冠上最明亮的钻石,我们有最强烈的义务继续支持中国的现代医学。”

  

   1946年,再派考察团赴华,根据需要由中华医学基金会再拨款1000万美元。1947年,协和董事会一致通过,任命李宗恩为协和医学院院长,由董事长胡适通知他。

  

   一、家世

  

   光绪二十年(1894)中秋(9月10日),一个男婴降生在江苏武进县青果巷内一个士大夫家庭。祖父给刚刚出世的长子长孙起名“宗恩”。婴儿的父亲叫李祖年,恩科中进士二甲八名。高中后,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1902年,李祖年在益都(清州)做知县,开办了当地第一所新式小学。为了号召当地士绅把孩子送进新式小学,带头把李宗恩放在那里受业。

  

   1909年,李宗恩入上海震旦大学学法语,那年他16岁。

  

   1911年,李祖年出任山西财政厅厅长。丧偶不久的他,决定让18岁的儿子赴英国留学。李宗恩剪了辫子,上了海轮。对于留洋,他没有一般年轻人的远大抱负和热烈憧憬,只是说:“十八岁时,我偶然地出了国。当时并未想到我为何出洋。到了英国,因为官费是指定给学医的人,我就学了医。及至学了医也就安心读书,安心做事;等到后来想到该回家的时候已经近三十岁了。”[2]

  

   1913年,李宗恩进入英国著名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七年间的学习课程依次为:植物学, 动物学,物理,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治疗、病理学,法医,公共卫生学,外科,临床外科,内科,内科实习,产科。保存至今的格拉斯哥大学档案里,注明李宗恩就读期间获临床内科二等奖、年级第十三名。之后,他赴伦敦热带病学院,在Dr. Leiper的指导下工作,很快获得热带病/公共卫生证书,还幸运地参加了英国皇家丝虫病委员会赴西印度的热带病考察。

  

   1923年,李宗恩在格拉斯哥格西部医院(the Western Infirmary)做住院医生,工作出色。一位医生(Dr. Cathcart)谈及对李宗恩的印象,说:“他非常有人格魅力,所有的人都很喜欢他。他工作上能吃苦而有责任心。”在英国,李宗恩兴趣广泛,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一起创建了留英同学会。

  

   30岁的时候,李宗恩觉得自己该回家了。去接他的两个弟弟觉得大哥果真与众不同,尤其是那副眼镜,既无“脚”,也无“框”,镜片是靠一个金属夹子夹在鼻梁上的。在其携带书箱里,除医学方面的典籍文献,还有英国文学作品以及探讨社会问题的著作。李宗恩此番回国,还与感情问题相关。出国时他与表妹何晋订婚;留学期间与一个英国女同学相爱。在父亲家书“归国完婚”的催促下,他考虑再三,向异国女子陈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与尴尬处境,终获谅解。此后的数十年间,远隔重洋的情谊并未中断,始终随身保留着英国女友的信件。

  

   李宗恩先到达上海,而他要去的地方是北京,因为北京有个协和。他这样说:“我不愿依附家庭,希望脱离家庭而独立。北京的协和是当时全国设备最充实的一个医学校,我认为它适合我个人的志愿和兴趣……”[3]

  

   1927年初夏,李祖年突然去世。丢下续弦和三个孩子。李宗恩从北方赶回老家。办完丧事,他建议继母带着年幼三个弟妹去北京与他同住。毅然决然地承担起长子的责任,这给了新寡的继母极大的安慰。

  

   他靠一生的品行来拥有自己的朋友与至爱。

  

   二、硝烟

  

   在协和从医从教,李宗恩各方面表现非凡,专业出众,且具备良好的管理能力。当时的副院长狄瑞德医生在备忘录里,这样写道:“我认为李医生是内科中国医生中最有前途的一位。他在临床和研究方面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能力,我相信,他是那种不但在自己的专业上出类拔萃,而且可以影响而带动其他人。我深知,在协和的年轻中国人里,他是最值得鼓励和支持的一位。”李宗恩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擢升至襄教授。他以深广的内科学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诲人不倦的责任感,赢得了学生们的敬佩。1937年,李宗恩“在因为他在临床、教学、和研究方面出色的能力,被中国医学基金会晋升为襄教授。

  

   1937年7月,日军炮轰宛平城。也就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国民政府教育部王世杰部长邀请协和医院的李宗恩、北平护士学校的杨崇瑞校长(协和医院妇产科专家),武汉大学的汤佩松教授和在南京工作的朱章赓(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公共卫生专家)四人,一起讨论,决定在武汉大学成立一个医学院,并指派他们为筹备人。但因华北形势动荡,会议草草结束,各自回原校分头筹备。

  

   “八一三”以后,抗战全面展开。经淞沪血战,上海沦陷。战线随之西移,抗战形势趋紧。李宗恩接到通知:教育部决定将正在筹备的武汉大学医学院改建到更为安全的大西南,成立国立贵阳医学院,以接纳从华北及其他敌占区退下的医学院学生。该院的筹建仍由李、汤、杨、朱负责。11月19日,李宗恩离开北京。12月31日,教育部下达聘书,聘请这四位医学专家为贵阳医学院筹备委员,李宗恩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经过紧张筹备,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宣告成立,教育部正式聘任李宗恩为院长。校方顺利地租赁了别墅、会馆以及寺院,经过修缮,6月1日贵阳医学院正式上课。自筹备委员会成立以来,在汉口、重庆、长沙、西安、贵阳五处设立招生处,共收容战区退出的失学医学生及护士助产士学生计三百余人,他们来自三十余所院校。学生们年级不同,学业参差不齐,故采取分班教学,实行类似协和的导师制。导师及受导学生的分配,在每学年开始后二周内由训导处公布,导师负责受导学生学习、生活之责。这种导师制十分有效,一直延续到1949年。一个学生曾这样形容在贵医的读书生涯:“开办之初,设备简陋,没有甚多的教室,而致解剖学在院子里上课,把人体骨骼挂在树枝上讲演。一些教室也是临时搭成的茅屋。下大雨的时候,教室寝室往往变成泽国,没有自修室,在饭厅里自修,每人发凳子一张,上实习,上自修,背着凳子到处跑。天晴的时候,还好,一逢下雨,泥泞三尺,真有‘行不得也么哥’之苦。一年级宿舍是在山上,离开教室有半公里左右。晚间自修完了回去,不但要摸黑路,而且还怕土匪和野兽(山上常闹豺狼和土匪)。解剖实习的骨骼不够分配,学生常常跑到山上,挖取野坟的骨骼。在物质条件如此低劣之下,师长们诲人不倦,同学们埋头苦学。当时几乎全国知名的教授,均荟集在此,贵阳医学院声誉鹊起,遂有小协和之称。”[4]

  

   两年后,贵医的学生毕业了!1940年2月2日首届毕业典礼晚在敬思楼举行,医科第一届毕业生二十六人,医士职业科毕业生第一届护士十六人、助产士十一人。典礼上,男着中山装,女着旗袍。毕业生也是穿着整齐,或黑色中山装,或白色制服。会场布置庄严隆重,校门有松柏彩牌耸立,两侧书有楹联:“毕业即始业,祝诸君鹏程万里;新生继旧生,看吾校异彩常留。”与会者有省主席、教育部代表、教育厅长、大夏大学校长、湘雅医学院院长等。典礼在乐曲中开始,李宗恩致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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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泉上长吟 2017-06-14 10:10:06

  为章诒和先生作点校订,1、文末结尾句当为“拂尽了红尘黑雾,还他个朗月风清。”2、注[10]林宗扬先生的生卒年为(1891—1988).

静观 2017-06-10 21:33:33

  章诒和的意义在于持续挖掘这些有人不愿回望的历史。

石壁浅草 2017-06-10 16:14:36

  多少血与泪始街57………

张志恒 2017-06-09 08:51:32

  所有运动,对中国伤害最大的是“反右”,它的波及面遍及大江南北,男女老幼,平民百姓,达官贵人,是打在中华民族“腰杆子”上的一击。大饥荒和文革的发生可以讲就是“现报”。本人写过一篇短文,纪念我身边的两个右派,都属于“小知识分子”。唉!往事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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