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39 次 更新时间:2012-04-07 22: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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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 (进入专栏)  

  

  【译按:本文为哈佛大学汉学家傅高义所着《邓小平与中国转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一书的最后一部分,第693至714页。该部分原题为"Deng's Place in History",包含全书第24章"China Transformed"。原文注释略去。译文仅供参考,所有可能的差错均由译者负责。转载时务请注明原著者和译者,请尊重译者的劳动。】

  

  当邓小平于1992年让位时,他已完成难住中国诸多领袖一百五十年的一项使命:他和他的同僚找到了一条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并巩固这个国家的道路。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主导了中国自身--包括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性质、中国的治理体制以及中国社会--的根本转型。邓小平退休后,中国的变化持续而飞快,但在邓小平领导下形成的基本的结构性变革已经持续二十年,并且,经稍许调适后,那些变革或将延伸至久远的未来。事实上,在邓小平领导下发生的那些结构性变革位居中华帝国自两千多年以前的汉代形成以来最根本性的变革之列。

  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规模和多元性、当时世界性机构的性质、全球体系向中国分享其技术和管理技巧的开放态度、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以及为数众多富于创新精神、辛苦劳作的人民的贡献,塑造了邓小平时代发生的转型。但这一转型发生在一个过渡时代,在这个时代,最高领袖被他人赋予相当多的自由来引领政治进程并做出最终抉择。这一转型也由邓小平个人作为领袖所扮演的角色塑造而成。无可否认,引发这一骤然变革的理念来自很多人,并且没有人充分估计到好些事情将如何结局。邓小平没有开启改革和开放;改革和开放始于邓小平掌权前的华国锋治下。对于将在其执政下发生的变革,邓小平也不是拥有宏大设想的设计师;事实上,在那个时代没有适逢其时的清晰、整体设计。

  更确切些讲,在那样一个转型时代,邓小平是作为最高领导掌控全局。他帮助整体性地提出改革的想法,并以其同僚队伍和民众能接受的进度和方式,将那些想法呈现给他们。在人民经历剧变之时,他从最高层施以坚定不变的援手,这给人民带来了信心。他在挑选并引领共同缔造和推动改革的退伍的过程中起到了作用。他是问题解决者,想方设法为那些会牵扯到中国和中国之外各方人等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他帮助培育了一个强大的治理结构,甚至当中国人民努力适应基层新的快速演变的局面时,这个结构仍能保持对局面的控制。在区别轻重缓急并设计实现最重要目标的战略时,他承担了引领这一过程的领导角色。通过向公众描述他们所面对的整体局面,以及为应对这一局面所需要的实实在在的措施,他得以用简单直接的方式向他们解释政策。当争议迭起,在做出最终决断并掌控决策进程,以将可能分裂这个国家的裂痕最小化的过程中,他扮演了重要角色。对那些不至于令人在后来只是失望,建立在足够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目标,他支持予以激励,并有所期待。他支持给予专业人士--科学家、经济学家、经理以及知识分子--足够多的自由,这样他们可以开展工作,但当他惧怕脆弱的社秩序可能被毁掉时,他也对他们的自由施以限制。在改进与其他重要国家的关系并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建立可靠的联系方面,他扮演了核心角色。邓小平的所有作为都由这样的深刻信念指引:利用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科学和技术实践以及最有效的管理技巧将为中国带来最伟大的进步;将这些实践和技巧嫁接到中国体制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纷扰都是可控的,并且对中国人民整体而言是值得的。

  邓小平在开启这一历程时面对巨大的难题--在中国国内外,对那些在邓小平退休后才成年的人来讲,认识到这一点是困难的:中国对全新思维方式一窍不通;文革期间遭到打击的人与打击他们的人之间存在严重分裂;自豪的军方领导人对裁军和削减预算心存抗拒;民众仇恨帝国主义者和外国资本家;在城市和农村,保守的社会主义结构根深蒂固;城市居民不情愿接纳超过两亿的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一些人依旧生活在贫困当中,而其他人已变富裕,这两种人之间有不和。

  但当邓小平肩负起从整体上掌管中国的转型这一重任时,他也拥有巨大的优势。他是在由毛泽东统一的国家接管了一个有效运转的全国性政党和政府。他拥有一批身经百战的高级官员,这些人与他持有共同的看法:深层次变革是需要的。他掌权时,整个世界形成了开放的贸易体系,其他国家乐意与中国分享资本、技术和管理技巧,并欢迎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当中。

  邓小平还拥有使他有能力引领中国转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好些个人素质。权威、自身经历的广度和深度、战略感、信心、人脉、以一定的成功来掌管中国转型所需要的政治判断力——当时的中国是否有其他人具备以上品质,是令人疑惑的。那么,邓小平襄助引领的转型的性质是什么呢?

  

  从亚洲文明的中心到世界性的单一国家

  

  帝制时代的中国从未成为全球性国家或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而是一个亚洲的区域性国家。鸦片战争之前,指导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是“天下秩序”(Chineseworldorder),在这一秩序之下,中国外围的更小型政治实体向中国这个“中央王国”的皇帝纳贡。其他这种政治实体由此承认中国的文明优于围绕中国的那些地方。作为交换,中国同意,中国之外的那些政治实体可以保持自治局面,与中国和平共处。

  绝少有哪个中国皇帝对于将中国的触角扩展至亚洲大陆之外有什么兴趣。十五世纪,曾有短暂一段时间,中国的皇帝确实允许建造航海用的船只,海军将领郑和率领进行了七次远洋航行,最远到达中东和非洲东海岸。但是后来的几个皇帝不但禁止那种长途远航,甚且阻止建造航海用的船只。对他们来讲,在中国未有与其海岸之外的地方有联络的情形之下,管理中国漫长边界之内的事务已足够困难。1793年,英国使节马噶尔尼(LordMcCartney)到达中国,提议开放贸易,乾隆皇帝的著名答复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晚些时候,在1839至1842年间以及1856至1860年间的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国家强迫中国向它们开放沿海一些港口,但中国当政者对于在其亚洲的陆地边界之外扩展其触角,实际上没有表现出主动性。工业革命为西方国家带来了的新的动力,而作为一个国家,中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有效应对挑战。因为中国孱弱的回应,西方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支配了中国的对外关系,甚至支配了中国沿海的工业和贸易。

  朝鲜战争时期,毛泽东以关闭中国与西方联络渠道的方式结束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角色。自那之后,中国开始在共产主义世界中起作用,并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很短时期参与了第三世界的事务。自1960年与苏联断绝往来,中国在共产主义世界中的地位急剧下滑。1978年之前,中国当政者对于国界之外的事务依旧只有有限的参与。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长时间中国只有一位驻在埃及的驻外大使。

  尽管在1969年中苏冲突之后,毛泽东就开始向西方开放中国,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在1971年接替了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但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中国仅仅是开放了一丁点。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乐见开放中国的努力,但是,开放中国、领导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任务要留给邓小平。直到邓小平时代,中国领导人才具备了克服帝国主义时代心酸记忆并发展与其他国家之间持续而正面的新的关系模式的眼界和政治力道,凭借那种眼界和力道,中国成为二战以后出现的新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真正参与到世界大家庭当中,成为国际组织、全球贸易、金融体系以及各行业公民关系体系的积极参与者。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的一员,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员。中国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以及每一领域所有重要国际组织的努力事项中发挥积极作用。尽管邓小平退休后中国又花了近十年时间才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备工作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启的。

  加入国际组织的早些时候,当时中国正在学习这些国际组织实际上如何运作,中国还只是很穷的国家,中国的努力起初聚焦于捍卫自身利益。邓小平的继任者认识到了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好处,正是他们开始思考,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和全球性机构的利益相关者,能以什么作为加强那些组织。在中国加入诸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之前,一些国家担心中国的参与会造成诸多纷扰,乃至于那些机构的运转会出一些麻烦。事实上,甚至当中国代表其自身利益的时候,中国的参与也是加强了那些组织;中国也遵守了那些组织的规章。

  1978年,当邓小平成为杰出领袖时,中国与世界的贸易额总计不到一百亿美元;不到三十年,这一数字增加了一百倍。1978年,中国鼓励美国接收几百名中国学生;到邓小平去世后十年,大约有140万中国学生在国外学习,并且大约39万人已经回到中国。到1992年,为在全球知识交流和全球贸易体系中扮演积极角色,中国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基础性的进步是在邓小平作为最高领导期间取得的。

  邓小平时代,为适应其新的全球角色,中国经历了扭转内部制度的剧烈变革,中国领导人利用了1930年代使用的一个术语,称其为“接轨”,意思是将不同直径的铁路连接起来。1980年代,中国人用这一术语描述中国正进行调整,以参与国际组织和各种全球性体系当中。

  1978年之后的早些时候,在开始与国际组织联络时,中国极大地扩充了那些曾经实际上是中国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缓冲器的专门组织。在中国,外国企业位于像经济特区那样的特殊区域,并且,整个与外国企业打交道的系统竖起了人工围墙,以阻止外国人与中国整体上有亲密接触。在中国的外国人与特设在地方政府、大学和大公司的外事处一道开展工作。比方说,外事服务局负责处理为外国人工作的国内雇员的相关事务。中国为攫取更多急缺的外汇,鼓励外国人在一些特定的“友谊商店”花“外汇券”(他们用自己国家的货币换得),他们可以在友谊商店买到国外生产而普通中国人不被允许购买的商品。国营贸易公司负责大量与外国人之间的商品买卖,很大一部分买中国货的外国人是在半年一次的广交会上买中国货的。受过外语训练并熟悉外国事务的中国官员任职于专门的“中间人”机构,中方政府层面与这些机构中的外国人打交道的活动受到监督,中国外交部在监督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到1980年代晚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业已开始迅猛扩张,超出了这些专门机构力所能及的范围。外国人的旅行不再被限制在某些区域,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可以直接与外国公司打交道。始于经济特区,并在1984年扩充到十四个沿海地区的实践已在全国铺开。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以至于专门的“外事处”不再有能力处理他们的所有事务;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专门机构大多留存,但其活动通常更局限于常规性的官方数据搜集。

  邓小平退休之前,中国的各种机构开始与国际接轨,以适应外国实际。参与国际贸易的公司不得不学习外国的法律、会计以及组织方法。大学和中学先前将其毕业生送往国外,现在它们开始开办培训课程,以帮助其学员应付进入国外机构所要求的入学考试和其他项目。中国运动员的教练开始集中精力为国际体育比赛提供最好的竞赛选手。符合国际标准的旅游设施遍地开花,用以接待国内和外国游客。国内消费者越来越多地能接触到最初生产用来出口的产品。正如二战后美国为巩固其全球强国角色而扩充其学术和研究机构,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学术和研究机构也在大规模扩充,这加深了中国对世界事务的理解。

  相较于其他大国如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在推进自己国家的全球化方面,邓小平比这些国家的领袖做得更加大胆和彻底得多。中国的全球化过程在邓小平时代之后得到延续,但基础性的进展是在邓小平退休之前取得的。

  

  党的领导班子制度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就开始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但毛泽东很快就带领这一过渡走向革命。与之对照,1978年后,随着高级官员的回归,不适合任职的革命干部的去职,以及新领导的招入,邓小平将作为革命党的中共引领为一个专注于治理国家的政党。

  美国的将政府分为行政、立法、司法三个分支的制度,系由忧心于权力过分集中的人士设计出来。由毛泽东设计,但由邓小平与其同僚做了根本性修正的制度,其创设的初衷则是要处理相反的问题--在混乱、纷扰、僵局、无所作为当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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