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青山:《邓小平时代》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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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青山 (进入专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13年1月出版了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撰著,冯克利教授翻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译校的《邓小平时代》。由于多种原因,该书中文版存在着诸多史实错误和文字的不准确表达。

对《导言这个人和他的使命》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第18页写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引者注,下同)大学在过去10年里基本上被关闭。”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中国的大学招生是在1966年停止的。这一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大学招生办法。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大学当年均未招生。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开始试招生。以后全国各大学陆续开始招生。

第19页写到:“简言之,邓小平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当时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更不用说这个有着十亿人口、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1978年年底我国全国总人口是96259万人,1979年年底是97542万人。书中应该使用“近十亿人口”的说法才比较准确。

第24页写到:“他曾3次受到错误批判:先是在江西苏区,然后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据史料记载,197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130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此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便从北京逐渐扩大到全国。邓小平第三次受批判的时间应从1975年年底开始。

对《邓小平的人生经历》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第54页写到:“1956年,邓小平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是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通过预选和正式选举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而不是任命的。

第56页写到:“(中共八大在提出远景规划时指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事实上,中共八大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尽管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阶级斗争还存在。“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第56页写到:“(反右派斗争)把大约55万名知识分子划为右派。”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共划右派5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但是,不是所有的右派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不能用全称判断的概念来下结论。

对《曲折的登顶之路1969~1977》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第69页写到:“亚洲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在1969年时也已开始起飞,当中不仅有韩国,还有同样以华人为主的地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对台湾、香港两地应该用地区之称,但是,对新加坡则应该用国家之称。

第70页写到:“邓小平的另外一些想法来自于孩子们的经历。除了瘫痪的邓朴方,邓小平的4个孩子都被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邓小平共有5个孩子,在表述中应加“其他”二字。

第73页写到:“(1971年9月12日)林立果调来飞行机组和一架飞机,载着林彪夫妻、他自己和几个追随者连夜逃往苏联。”对这一事件不能笼统说除林立果、林彪夫妇之外的其余人都是“追随者”。据中共党史研究最新材料表明,机组人员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上的飞机,并不都是追随者。对飞行员潘景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已于1981年12月22日,向其家属颁发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

第75页写到:“在1970年8月组成政治局常委的5个人中,林彪已死,其同党陈伯达也锒铛入狱,康生因患癌症失去了工作能力,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了。”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是1969年4月28日召开的,所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应是1969年而不是1970年。如果是为了表述1970年8月政治局5个常委发生了变化,那么,在政治局常委前就不能使用“组成”二字,否则,会使人产生误解。

第79页写到:“直到1973年2月,即林彪死亡16个月以后,毛泽东仍没有让邓小平回京。”林彪是在1971年9月13日死亡的,那么,到1973年2月就应该是17个月而不是16个月。如果不包括1973年2月,文字应表述为“1973年2月之前”,即不含2月。

第83页写到:“邓小平在1973年逐渐成为地位更加显赫的领导人,先是获准出席最高层的会议,接着成了周恩来的助手,然后在1973年8月10日的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中共十大是1973年8月24~28日召开的,从会议的议程来看,邓小平是在8月28日当选中央委员的。

第83页写到:“从1971年到1972年9月,他(毛泽东)把3个有前途的省级年轻干部调到北京在党中央工作:先是华国锋,然后是王洪文和吴德。”从华、王、吴的履历看,吴德是1966年从吉林调到北京工作的。所以,此时被毛泽东从地方调到中央工作的3位省级干部应该是纪登奎、华国锋、王洪文。

第87页写到:“基辛格在1973年2月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发现,毛对美国以损害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同苏联合作很不高兴。”从有关史料来看,基辛格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应该是1972年2月21日,也就是他在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见到的毛泽东。

第92页写到:“在1974年7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警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帮’。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个词来称呼政治局常委中的4个激进派。”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而江青和姚文元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中说他们4人是“政治局常委中的4个激进派”是不准确的。

第100页写到:“1974年12月,周恩来离开病床飞往长沙去见毛泽东,两人要商定北京关键领导岗位的人选”。这里应该用“国家领导岗位”,因为他们商谈的是四届全国人大的人选。如果说“北京关键领导岗位”,容易与北京市的领导岗位相混淆。与此类似,第223页写到:“1954年他(谷牧)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建委副主任后,一直是经济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建委”前须加“国家”二字。

第103页写到:“将近一年以前,从1974年5月邓小平赴美参加联大会议时起,他就主持接待外宾,替周恩来做一些其他的工作。”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出发的时间是1974年4月6日,回到北京的时间是4月19日。

第120页写到:“要求各省市党委履行对钢铁厂的领导责任,确保它们完成指标。”应在“省市”之后加“区”,因为中国省一级的建制是省市区。当时在内蒙古自治区有包头钢铁厂。

第122页写到:“王洪文曾做过一系列的努力以承担起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职责……他并没有参与‘四人帮’犯下的罪行。”王洪文本身就是“四人帮”的一员,书中的这种表述是自相矛盾的。

第128页写到:“1975年5月5日,毛泽东主持了他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后不久,邓小平又去医院看望了周恩来。”据史料记载,毛泽东是在1975年5月3日深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5月4日上午,邓小平前往三〇五医院同周恩来谈话。

第129页写到:“在正式担任了第一副总理后的第二天,1975年1月6日……”据史料记载,1月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决定任副总理,在副总理的排序中名列第一。书中所说邓小平正式担任第一副总理的时间有误。

第136页写到:“他(胡耀邦)宣布,中国的目标是在20世纪末实现包括科学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要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在以后中共所讲的四个现代化中,其中之一就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所以,为了准确表述,应在“科学”之后加上“技术”二字。

第143页写到:“邓小平领导着《人民文学》与‘四人帮’的斗争,但他在(1975年)10月上旬开始受到批评后,保守的文化部又占了上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10月2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六人会议,传达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来信的批评。所以,“10月上旬”应改为“10月下旬”。

第149页写到:“根据毛的指示,邓小平在(1975年)10月23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的指示。”第161页写到:“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10月25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对邓小平的批评”。据史料记载,邓小平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不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是有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参加的六人会议。书中所说的会议名称是不对的。另外,从时间上说,在毛泽东还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也就不可能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他对邓小平的批评,“10月25日”的开会时间也有误。

第150页写到:“毛泽东的新联络员毛远新,1975年10月~1976年4月”。据有关史料考证,毛远新做毛泽东的联络员,时间应该是从1975年9月到1976年9月。

第164页写到:“周恩来去世的当天(1976年1月8日)下午4点,邓小平向毛汇报说,很多外国代表请求前来表达他们的敬意。”而第161页写到:“毛泽东于1975年12月2日会见了福特总统,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这样,书中的表述就出现了前后矛盾。史料记载,邓小平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75年12月2日,而1976年1月8日的汇报是书面汇报。

第183页写到:“(1976年10月6日晚)叶剑英在西山自己家中召开了一次没有‘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有关史料表明,10月6日这天晚上,叶剑英在玉泉山9号楼他的住处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书中所述会议地点不确切。

第196页写到:“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为筹备8月的中共十一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也开始大声疾呼。”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77年3月10~20日,而不是至22日。

第202页写到:“(1977年)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在全会上已正式恢复了他在1975年4月5日以前的全部职务: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书中在叙述恢复的邓小平职务中,丢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职;恢复的职务应该是“1976年4月7日以前”的全部职务。

第203页写到:“(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说)必须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把他的教导正确运用于每一种实际情况。”这里丢掉了“思想”二字,因为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的是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第205页写到:“他(邓小平)的5个孩子中有3个上了大学,一个在北大学物理,一个学医,还有一个女儿因病不胜课业繁重的理科转而学了艺术。”事实上,有关资料表明,邓小平的5个孩子都上了大学,邓林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邓朴方毕业于北京大学,邓楠毕业于北京大学,邓榕毕业于北京医学院,邓质方毕业于北京大学。

第213页写到:“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后,他的正式排名在华国锋主席之后”。事实上,当时中央军委共有5个副主席,邓小平排名在叶剑英副主席之后,在5个副主席中排名第二。

第213页写到:(中央党校恢复后)“中央党校的名义校长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华国锋兼任的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而不是名义校长,时间是从1977年3月至1982年4月。

对《开创邓小平时代1978~1980》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第229页写到:“邓小平去东北时,三个月前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两个凡是’之间的争论刚刚热起来。”这里的时间表述应该是“四个月前”。因为,邓小平在东北的视察是1978年9月13~18日,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正式公开发表,时间是5月11日。

第236页写到:“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3位媒体干部——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他们还同时兼任中宣部副部长——大胆地决定在各自的媒体上报道《北京日报》的文章内容。”从曾涛、胡绩伟、杨西光3人的履历看,他们都从未兼任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第251页写到:“1978年11月19日,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不到一周后”。这里的时间概念是错误的。因为,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到11月19日已经9天了。

第254页写到:“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夕的12月13日,邓小平把他的政治研究室成员、也是为他写三中全会讲话稿的笔杆子之一于光远叫到一边,让他草拟一篇支持西单‘民主墙’的讲话。”第355页写到:“邓小平在1978年三中全会上的简短讲话是改革开放的集合号”。事实上,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没有发表讲话,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由于意义重大,后来被认为实际上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因此,书中这两处表述是不准确的。

第256页写到:“(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这里的时间表述有误。中央工作会议是12月15日结束的。按照会议原定的议程是13日结束,但由于邓小平于当天发表了重要讲话,与会代表要求进行学习讨论,于是中央决定会期延长两天。

第263页写到:“在1979年10月底的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大会上”。书中对大会名称的表述不准确,规范的表述应该是“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

第278页写到:“在东南亚寻求盟友,1978年10月5~15日”。第279页写到:“邓小平担心这些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感到只能向苏越强权让步,从而损害中国的长远利益,因此他认为,努力让南亚各国疏远越南至关重要。”邓小平对东南亚几国的访问是1978年11月5日出发的,第一站访问的国家是泰国。于11月14日晚结束对几国的访问后回到北京。书中对邓小平出访的时间表述有误。另外,“南亚各国”应该是“东南亚各国”,在此处丢字了。

第307页写到:“1977年8月24日下午,邓小平作为政治局常委正式恢复工作一个星期以后,就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万斯。”邓小平是在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从恢复常委职务到会见万斯,相隔时间不是一周而是一个多月。如果这里指的是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8月19日),那么,相隔时间不到一周,应该是5天。

第324页写到:“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星期二的上午会见了伍德科克,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1978年12月13日是星期三,不是星期二。

第329页写到:“(中美建交公报公布)6个星期之后,邓小平和妻子卓琳、伍德科克和妻子莎朗以及邓小平的随行人员登上了飞往美国的波音707飞机。”第331页写到:“邓小平的访美安排进行得极快。他在1月8日抵达华盛顿,离12月15日两国达成协议只有不到6周的时间。”这里前后表述的时间是相互矛盾的,一个是6周之后,一个是不到6周。实际上从1978年12月5日至1979年1月28日计算时间,共计44天,“6个星期之后”的说法比较准确。

第346页写到:“虽然华国锋主席的权力已被削弱,他还是在(1979年)5月18日开幕的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是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召开的,有关资料表明,华国锋在这次人代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间是1979年6月18日。

第349页写到:“邓小平与陈云、李先念属于同一代人(分别出生于1904年、1905年和1907年)。”李先念出生于1909年6月23日。

第351页写到:“叶帅的国庆30周年讲话,1979年10月1日”。叶剑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间是1979年9月29日。

第352页写到:“叶帅是宣读这篇讲话(国庆30周年讲话)的理想人选。他是有监督政府工作之责的全国人大的委员长”。叶剑英在全国人大职务的表述应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理,第501页“他可以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政协副主席”一句中,“全国人大”后应加“常委会”字样。

第355页写到:“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讲话的标题应该是《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第356页写到:“(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发表讲话)他说,‘经济上的发展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书中对讲话的原文引述有误。邓小平讲话的原文是“经济发展上”,而不是“经济上的发展”。书中还写到:“实现经济现代化需要做些什么呢?邓小平提出了4个要求”。实际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或者说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

第364页写到:“1981年3月19日(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接近尾声时,邓小平对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作用的讨论表示满意。”据史料记载,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听取了邓力群、吴冷西汇报胡乔木对《历史决议》稿的修改意见。书中所述时间比史料记载时间晚了一天。

对《邓小平时代1978~1989》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第377页写到:“作为有12年戎马生涯的军事领导人,邓小平很看重权威与纪律。”从邓小平的履历看,1929年12月11日,他与张云逸等人领导了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他任前委书记。从这个时候起,邓小平经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在军队中任职,到1952年7月,调任政务院副总理后暂时离开军队。所以,书中说邓小平“有12年戎马生涯”,是不准确的。另外,书中第382页写到:“陈云和在军队中与邓小平共事13年的刘伯承相似”。此处已否定了“12年”之说。

第380页写到:“他(邓小平)经历过无数变故,他领导的国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他自然会对国力的盛衰持一种长远眼光。”21世纪初,“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研究成果显示,距今6000年前,中国文明进程加速;距今4500年前后,中国进入古国文明阶段;夏代后期,中国进入王国文明新阶段。以往我们经常所说的中国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说法是有科学依据的。书中说中国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不正确的。

第381页写到:“1981年‘文革’后的第一批中国大学生毕业时,邓小平继续实行毕业生分配制度”。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叫77级,由于当年招生的时间推迟了半年,所以,这一届大学生毕业的时间也相应推迟了半年,他们的毕业时间是1982年年初。

第404页写到:“副省长王全国同时兼任广东省计委主任,他来自河北,之前在提拔省长时没能如愿。按照常规,当选省长的人应是像王这样的中央委员,但任仲夷为了获得当地大批干部的全力支持,选择了早年在当地打过游击、本人不是中央委员的副省长刘田夫。”从历史资料来看,他们两人之间谁当省长与是不是中央委员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王全国是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刘田夫是在1981年当省长的。另外,从刘田夫任广东省委书记、副省长的时间看也早于王全国。刘田夫1977年9月任广东省委书记、副省长。王全国1978年4月任广东省委书记,1979年12月任广东省委书记、副省长。

第424页写到:“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地区无条件执行,但是由于政府没有钱为农村提供养老福利,因此允许第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家庭生第二胎,以便父母上了年纪后能有一个儿子照顾。”书中对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解读是不完全和不准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四川、重庆6省市的农村居民基本都实行生育一孩政策。河北、山东、陕西、内蒙古等19个省区实行一孩半的政策,即农村夫妇生育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青海、新疆等5省区实行二孩政策,即农村居民普遍可生育两个孩子。辽宁、安徽等7省市规定,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农民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青海、宁夏等省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三孩政策,即少数民族农牧民可以生育三个孩子。西藏自治区实行特殊政策,藏族城镇居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藏族及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不限制生育数量。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中国农村家庭如果生育的第一胎是女孩,都允许生育第二胎。

第431页写到:“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对宪法做了修改,确保农户享有无限期的承包权。”中共党的代表大会对宪法修改有建议权,但不能直接修改。修宪的职权是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第431页写到:“这些文件(关于农业、农村的中央文件)每年1月初作为中央政府一号文件公布。”当时下发的这些文件不是以中央政府文件形式下发的,而是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发的。但有时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的,如1985年、1986年的一号文件。

第436页写到:“1955年至1956年实行了集体化之后,城市私有企业被消灭。”20世纪50年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是,从1953年开始到1956年基本完成。

第439页写到:“在1981年12月的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讨论‘六五’计划(1981~1985)和1982年的年度计划时”。这里应在“全国人大”之前加上“第五届”的字样。

第455页写到:“经邓小平同意后,赵紫阳在1987年十三大上的重要讲话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说法。”第632页又写到:“(中共十四大)大会的主要发言,即江泽民所作的政治报告”。这里使用的“重要讲话”和“主要发言”应改为“报告”。因为在中共历史上,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是“报告”,这已经是约定俗成的概念。另外,从中共六大至十一大,大会的报告称政治报告,从十二大开始,以后党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不再称政治报告,而称报告。

第474页写到:“1978年11月,尽管邓小平正忙于出访东南亚以及为成为头号领导人做准备,他还是抽空接见了香港船王即当时香港最有名大概也是最有钱的商人包玉刚。”据史料记载,邓小平第一次会见包玉刚是1981年7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这里书中引用的材料有误。

第484页写到:“许家屯在香港的正式身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他以这一身份出席公开场合,但他的权力却来自他的中共港澳事务委员会书记一职,这也是公开的秘密。”这里对许家屯党内职务的表述不准确,准确表述应该是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

第494页写到:“毛泽东在1950年代曾与藏民建立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他在1951年让刚满16岁的达赖喇嘛在统治西藏上享有相当大程度的自由。和汉人聚居的中国其他地方相比,在只占人口7%的少数民族地区,毛泽东愿意暂缓对控制权的掌握。而与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他也愿意给藏人更多的耐心”。书中所述20世纪5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准确。据1953年中国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为3532万多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06%。

第495页写到:“大约400万藏人中有一半居住在这里(西藏)。”“西藏本土以外的200万藏人大多居住在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等地。”第500页写到:“据1950年代末期的数字,在西藏自治区的全部200万人口中有15万僧人。”书中两次直接讲到西藏20世纪50年代的人口数字,一次间接讲到。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总人口是105万人,1959年西藏总人口是12062万人,1969年是14805万人,1974年是16612万人,到1988年末是21231万人。书中所述西藏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人口数字是不准确的。

第503页写到:“(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后)达赖喇嘛接到了以宗教领袖身份前往北京参加葬礼的邀请。”1989年初在北京举行的是班禅大师的追悼大会。当时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和拉萨各召开一个追悼大会。班禅大师的葬礼按照藏传佛教仪轨进行,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和较复杂的程序。所以,书中使用“葬礼”的表述不准确。

第522页写到:“华国锋(1980年12月)正式卸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后”,“1980年12月华国锋靠边站后,邓小平成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是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正式辞去这一职务的。

第535页写到:“(1980年)12月25日,在为筹备六中全会和十一大而召开的一次为期10天的会议结束时……”中共十一大是1977年召开的,这里所筹备的会议应该是中共十二大。而且,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会只开了三次全会。

第560页写到:“大会(中共十三大)还批准了一些程序上的改革。为了能更及时地了解情况,中央委员会全会将从一年一次改为一年两次。”中共十三大修改后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这个规定沿用了十二大党章的表述。十二大党章是从十一大党章修改而来。十一大党章的表述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召开几次没有规定。十二大党章规定的中央全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与书中所说的“一年两次”含义是不同的。

对《邓小平时代的挑战1989~1992》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第567~568页写到:“他(胡耀邦)曾长期担任团中央总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职务设置中,从来没有设置过团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胡耀邦在1952~1957年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57~1966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第584页写到:“(八九政治风波后)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还在考虑新的政治局常委成员……宋平既有经验,人缘也好,善于处理困难的组织问题,根据陈云的建议将进政治局。”书中对宋平“将进政治局”的表述有误,应该是“将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因为宋平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已经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591页写到:“(1989年)6月4日之后,有关中国已处在内战边缘的说法,仍然频频出现在西方媒体上,甚至直到6月9日邓小平会见各大军区领导人时仍是如此。”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这是规范准确的表述。

第615页写到:“(1965年11月12日至1966年7月18日)71岁的毛泽东乘专列去了南方的杭州、韶山和武汉等几个城市,为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点火。”“(1992年)他(邓小平)以87岁高龄,乘专列南下,先去武汉,然后是深圳、珠海和上海,他在这些地方成功点燃了扩大市场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大火。”按照毛泽东的出生年月,依照书中所说的时间,他的年龄应该是72岁和73岁。按照邓小平的出生年月,依照书中所说的时间,他的年龄应该是88岁。

第620页写到:“列车于当天下午抵达长沙火车站,邓小平花10分钟时间接见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熊清泉等省级干部。”第623页写到:“邓小平的下一站是珠海,该市市委第一书记梁广大来到深圳,陪同邓小平一家人和省里的官员”。熊清泉没有任过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92年他任职是湖南省委书记。梁广大也没有任过珠海市委第一书记,1992年他任职是珠海市委书记。当时从中国各地党委领导人的任职情况看,已经取消了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第627页写到:“确实,从(1992年)2月20日邓小平离沪回京到3月6日,《深圳日报》的人对邓小平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相当乐观,大胆发表了8篇详细报道邓小平南行的系列文章。”“郑必坚整理出的邓小平特区讲话概要完成后,江泽民经政治局批准,把稿子发给了人数有限的最高层干部。”书中把《深圳特区报》误写成了《深圳日报》。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表述也不准确,因为这个“讲话”不仅有邓小平在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谈话内容,还有在长沙、武汉、上海的谈话内容,所以,不能使用“特区讲话”的概念。中共党史学界对这一讲话通常表述为“南方谈话”,这一概念比较准确和规范。

第628页写到:“在(1992年)3月9日至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全部15名政治局委员讨论二号文件时,形成了一致支持文件的意见。”这里准确规范的表述应该是政治局14名委员、1名候补委员形成一致意见。因为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共选出政治局委员17名,政治局候补委员1名。由于胡耀邦逝世,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将赵紫阳、胡启立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撤销,这时的中央政治局还有委员14名、候补委员1名。

第633页写到:“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再次当选为新一届领导人,他干完了10年任期,外加赵紫阳留给他的两年。”这里“两年”的时间表述不准确。从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至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时间计算应该是三年多。

第634页写到:“朱镕基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成为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是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的。

对《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第644页写到:“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时……”这里应在“1978年”后加个“底”字,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召开的。

第651页写到:“预计到2015年,即邓小平退休20年后,估计将有7亿人,即一半人口将成为城市居民。”按照书中所讲的邓小平1992年退休,那么,到2015年计算,他退休时间应该是23年。如果我们按照198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时间算起,那么,他的退休时间就应该是26年。

第655页写到:“中国的城市和公共场所的建设步伐要远远快于其他大多数国家。例如,在广州或兰州这样的城市,沿江十几公里的区域,政府在几年内就能拆掉全部老建筑,将其改造为公园。”这里对广州、兰州都用“沿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在“沿江”之后加上“沿河”两字,因为穿越广州的是珠江,穿越兰州的则是黄河。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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