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佐国:从“人肉搜索”看网络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8 次 更新时间:2012-03-06 13: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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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佐国  

  

  【摘要】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人肉搜索”行为在网络中的双重角色扮演体现了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现实中话语权的缺失和对网络言论自由限制的缺位是导致“人肉搜索”被滥用的深层次原因。在相对保障模式下,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认为规制“人肉搜索”滥用的关键在于完善合理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立法。

  【关键词】“人肉搜索”;言论自由;合理限制;立法模式

  

  1993年7月5日,美国影响力卓着的知识分子类杂志《纽约客》刊登了一则由漫画家彼得·施泰纳(Peter · Steiner)创作的漫画,在这则漫画中有两只狗,一只坐在计算机前的一张椅子上,与坐在地板上的另一只狗说道:“On the internet, nobody knows youre a dog!”。从此,“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成了互联网匿名性和隐蔽性的象征。但网络“人肉搜索”的出现,彻底埋葬了互联网的匿名性和隐蔽性,“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变成了“在互联网上,人人都有办法知道你是一条什么样的狗”。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之中,还从未有一种信息搜索方式像“人肉搜索”这样毁誉参半:它既可以成为地震灾难发生后提高信息传播的救命稻草,也可以成为压倒被搜索者脆弱心理的最后一根稻草;它既可以扮演道德审判的高尚工具,也可以成为网络暴力的无耻帮凶。因此,作为信息搜索手段的“人肉搜索”是一把双刃剑,对“人肉搜索”的合理使用,不仅有利于知识的迅捷传播、社会主流道德和价值观的维护,而且也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的表现。但是,如果不对“人肉搜索”行为加以规范的话,一旦其被滥用,那么,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沦为“多数人暴力”的牺牲品。应该说,“人肉搜索”行为触及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解读,但从宪法的角度而言,“人肉搜索”的运用涉及到了言论自由的行使、滥用及合理限制的问题。本文拟通过抽丝剥茧的方式,对“人肉搜索”行为背后涉及的网络言论自由的行使问题做出论证,并力图对网络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制提出实证的解决方案。

  

  一、“人肉搜索”:游走于言论自由的合法行使与滥用之间

  

  所谓的“人肉搜索”,其实与实施在人的身体上的种种行为无关,而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人机对话型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人对话型的网络社区活动,利用人工参与来提纯搜索引擎以为参与者提供信息的一种机制。但“人肉搜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搜索引擎,与百度、谷歌等等直接搜索引擎不同的是,百度、谷歌引擎在本质上属于计算机程序,这些程序能通过预设的条件进行信息筛选从而过滤出程序使用者所需要的信息,而“人肉搜索”则与计算机程序无关,其搜索手段采用的更多是“人海战术”,计算机在“人肉搜索”中相当于一个平台,“人肉搜索”依靠的资源不是网络信息而是不确定的网民群体,搜寻信息借助的是“原始”的“口口相传”模式。应该说,作为信息搜索手段的“人肉搜索”本身是中性的,但利用“人肉搜索”机制实行的行为则有必须被判断是非曲直。

  言论自由又称表达自由,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以网络为载体表达思想见解的行为是言论自由行使的途径之一。利用“人肉搜索”这一工具,公民既充分行使了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也发挥了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弘扬了主流道德价值观,促进了公共利益和社会正义的实现。但正如辩证唯物主义所言,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统一的,对“人肉搜索”的滥用会使言论自由的行使滑向另一个极端。“人肉搜索”的滥用往往表现为参与者通过各种途径搜索他人信息,并将所知晓的信息公布于网络供其他网友识别、采用以最终锁定搜索对象;其他网友利用这些信息进行二次传播,再将有关信息转载于他处或者直接通过这些信息锁定对象,并对锁定的对象进行恐吓、辱骂、威胁。“人肉搜索”就此由言论自由的合法行使滑向了网络暴力的深渊。“网络舆论暴力的显着特点就是有意识的个体丧失,而代之以无意识的群体。”{1}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现实社会中理性的、有意识的个体聚合成“人肉搜索”中非理性的、无意识的群体呢?

  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依靠理性的判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使得自身行为的目的与价值在社会关系和规则的调节制约下得以满足。作为个体的公民来说,要实现其言论自由所要达到的目的和价值,言论自由被国家和社会所认可是首要的前提,在这里,认可的依据就是以国家名义颁布的各项法律规范。公民对行使自身言论的后果做出理性的预测和判断后,就会自觉的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其言论自由,出于对法律责任的明确和对强制制裁的恐惧,现实中绝大多数公民都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其言论自由,滥用言论自由的只是企图蓄意破坏规则的极少数人。但是,现实社会中的理性个体,一旦进人虚拟的网络世界,参与到滥用“人肉搜索”的行为之中,其个体意识会因为网络世界的匿名性而逐步丧失,而网络的去威权化特征则使其自我控制能力渐渐减弱,继而无意识的人格占据了主导地位,个体的社会约束力也会持续下降,再加上从众效应的影响,现实社会中理性的个体就会做出和大多数人一致的非理性的行为选择,表现在“人肉搜索”的滥用之中,则体现为对被搜索人的谩骂、侮辱,甚至将此种不法行为延伸到现实之中。[1]然而,在“人肉搜索”被滥用的过程中,群体性行为的外衣使得个体产生了责任分散的异化心理,错误地认为在虚拟的世界中个体不必承担破坏规则的后果,而“维护社会正义”的道德制高点则弥补了个体心中不时出现的恐惧感,最终导致和放任了群体性的行为失范。因此,无论“人肉搜索”的初衷是站在多么高的道德制高点上,一旦被滥用就会蜕变成网络暴力,异化了的“人肉搜索”,只是在言论自由幌子下的群体性违法行为而已。

  

  二、“人肉搜索”滥用的原因—言论自由保护的缺失和限制的缺位

  

  言论自由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从人权的体系划分来看,言论自由应属于自由权的范畴。正如不存在绝对的权利和自由,言论自由作为宪法所保障的自由权也是相对的。宪法在保障公民以言论方式表达思想见解的行为不受非法干涉的同时,也暗含了言论自由必须受到合理的限制。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从宪法层面来看,言论自由不仅是实现其它权利的基础,而且,“言论自由不仅涉及独立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的自治性,也涉及市民社会内部的社会性权力如何限制的问题。”{2}也就是说,言论自由还承载了公民参与社会自治的权力。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国家权力通过经济和行政手段控制大众传播媒介的导向,普通民众以言论自由参与社会自治的愿望很难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释放出来,其参与社会自治和限制社会性权力的期望被一步步挤压,这就导致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在社会层面丧失了对“主导话语权”的争夺。反观“人肉搜索”,貌似技术上的倒退,但实际上则反映了公民基于以言论自由争夺“主导话语权”在现实生活中失语而引发的失衡。可以说,是国家权力的强势和社会组织的弱势挤压了言论自由在现实中的生存空间,但是,网络是弥补这一缺失的最佳选择。网络的普及为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提供了崭新的舆论平台,任何公民都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地发布信息,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和分享网络上的信息。同时,网络的出现也改变了舆论话语权的分配方式,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势话语权被削弱。网络的传播方式使个体的言论自由摆脱了对传统大众媒介的依赖关系,尤其是借助“人肉搜索”这一机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在网络上被充分释放,无论是探求社会事件之真相,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还是行使宪法赋予的监督权,在现实中缺失的话语权在网络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但是,在传统媒介传播话语权中的长期“失语”,使得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行为一旦进人网络领域就会被无限放大。

  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是宪法对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自由权的最低程度的限制。但由于网络匿名性、分散性的特点,对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进行限定变得十分困难。网络言论自由与传统言论自由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网络的匿名性导致网民很少也很难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尤其是在“人肉搜索”滥用的行为中,对当事人谩骂、诽谤的情形时有发生,但相关法律责任的认定却十分困难,找出相关责任人难度则更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自由的滥用不受规制,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任何自由都应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为的后果,接受对其行为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实不可分,如果一个自由社会的成员不将‘每个个人所处的境况乃源出于其行动’这种现象视为正当,亦不将这种境况作为其行动的后果接受,那么这个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或维持自身。”{3}因此,对“人肉搜索”的滥用就是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滥用,如果不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的话,那么“这个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或维持自身”。可以说,在主体的匿名性下,滥用“人肉搜索”与张贴大字报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对“人肉搜索”的滥用就是一张活生生的现代版的“网络大字报”。尽管网络为公民的言论自由带来了更为自由宽广的公共空间,但如果没有任何约束而任其发展,必然会影响网络交往行为的健康有序的进行。而对网络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制是规制“人肉搜索”滥用的关键,对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制从来都是保护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

  

  三、完善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立法是规制“人肉搜索”滥用的关键

  

  对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制是对言论自由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着名宪法学家欧文·M·费斯教授认为,一味地放任公民自由地表达自己,并不能带来社会中各种成员获得平等保护自己的机会,对言论自由的过于放任只会带来某些弱势群体没有能力或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最终造成所谓言论自由的“沉寂化效应”—以自由始,以压制终,形成“言论自由的反讽”。{4}宪法权利的保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制度化的立法配置,另一种是司法下的个案衡平。制度化的立法配置是指以宪法和其它成文法来直接规定宪法权利,司法下的个案衡平指法官根据具体的个案做出合乎情理的处理以确认宪法权利。那么,对于网络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制而言,是采取制度化的立法配置还是司法下的个案衡平?我国现行宪法上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具体内容和保障方法应通过普通法律加以规定,也没有明文规定通过普通法律可以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宪法上没有规定具体的保护方式,并不等于基本权利无需保障。在法治实践中,一般都是宪法首先规定公民的某项基本权利,普通法律再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对宪法的此项内容进行具体的界定,在普通法律所界定的范围之内对公民基本权利付诸保障和实施。所以,从实质上看我国采用的是宪法权利的相对保障方式。另外,我国历来都缺乏通过司法的个案衡平来确认权利的传统,尤其是对于宪法权利而言。[2]因此,对于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制,制度化的立法配置方式是切实可行的。

  (一)国外关于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立法经验

  1.在国际条约层面,《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另外,《欧洲人权公约》第十条也列举了限制言论自由的事由,包括保障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公共安全的利益等。

  2.在宪法层面,各国大多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也暗含了言论自由的相对性。例如美国,虽然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以绝对的口吻表达了言论自由的不可限制性,但实际上国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而且联邦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的判决中也多次表明言论自由的相对性。[3]

  3.在普通法律层面,各国都通过相关网络立法来限制以网络为载体的言论自由。以德国为例,德国的《信息和传播服务法》在涉及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上主要表现在对青少年的保护上。它采取了分阶段的方法,将有关青少年保护的内容分为三个阶段,即刑法上禁止的、违反秩序法的违法的产品、服务;对联邦检查处列举的有害但并非禁止的产品、服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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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部法学评论》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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