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和刘学伟先生就“人民主权”问题各自著文进行了三个来回的论战，现在读了刘先生的《我为什么认为西方文明很可能已经开始全局下行》【1】，不得不再次向刘学伟先生提出商榷。

面对欧美引发的“次贷危机”和“国债危机”，刘学伟先生的论点就是“西方文明很可能已经开始全局下行”，并断定民主宪政制度必然会从新回到“受束缚”的旧体制：“有史以来，世界上伟大的文明一般持续约200年。在这200年期间，有关国家都会经历以下的发展阶段：从（思想）受束缚到有精神信仰；从有信仰到有勇气；从有勇气到有自由；从有自由到富裕；从富裕到自满；从自满到散漫；从散漫到依赖；从依赖又重回受束缚。”【2】也就是说，刘学伟先生在认定民主宪政制度在本次危机中将会“又重回受束缚。”和“已经开始全局下行”的同时，却坚定地相信中国的集权制度对于严重的腐败事实，却能够自我救赎：“中国的制度不会因腐败而崩溃。到了要命的关口，制度自然会自我救赎。”【3】所以，在制度建设问题上，可以说刘学伟先生是“爱憎分明”的！

一、欧美宪政国家的经济危机真的已经“病入膏肓”了吗？

刘学伟先生认为宪政国家的经济出了问题，才认定民主宪政制度会“又重回受束缚。”和“已经开始全局下行”： “一个繁盛的文明必须有一个繁盛的经济子系统做基础。如果经济子系统面临难以挽回的长期困境，那么这个文明就得走下坡了。……西方的经济竞争力全面衰退的最确切证据是它们整体普遍面临的长期的国际贸易逆差。长期的国际贸易逆差之不可承受，应当不言而喻。……为什么会出现巨额外贸逆差?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空洞化。绝大部分的中低端制造业已经转移到了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以至出现这种怪诞的现象，就是他们大批地、长期地去借别人的钱，然后用这些钱去赊购人家提供的商品。这种情形，凭心而论，你看可持续吗?……为什么无数的产业会迁移到海外呢?那是制造成本之巨大差距所至。每一个投资者不可能不知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差至少在10倍以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大批工业品以西方人难以想象的低廉价格供应全球，也包括发达国家市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并没有在中低端止步，他们已经开始竭力地向高端产品进军。简单地说，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距，发展中国家每攻进一个领域，西方人就不得不退出这个领域。”【4】

在这里，刘学伟先生说得非常正确的是，欧美宪政国家的高额贸易逆差确实是不可承受、不可持续，这话没错。但是，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搞清楚：一是，造成这种事实的根源是什么？是不是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制度体系真的“病入膏肓”了？二是，宪政国家到底能不能走出这个困境，又如何走出困境。

先谈第一个问题：我的观点非常明白：宪政国家之所以出现高额贸易逆差，最主要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竞争力彻底崩溃了，而是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低价恶性竞争。我曾经在2009年10月发表的《也谈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摩擦》【5】文章中论述了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正反二方面的历史教训：（请恕我如此大篇幅地引用我的旧文）

——市场经济前200多年为什么没有这种资本外流的现象？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是很少有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现象的，那么，在这种体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的纯粹的市场经济的历史事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前几百经济发展非常缓慢而低效，自始至终受到贫困、垄断和生产过剩的困扰。经济学家刘易斯对这种事实的理论分析是——工业部门的工资是由农业的收入来决定的。如果农村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那么劳动力供给就会出现“无限供给”的特征。这时，工业的发展就会有不断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支撑，而工业部门的工资不会上涨，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后，农业人口的收入增加了，才会产生工业部门工资上涨的压力。刘易斯先生甚至尖锐地指出：“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由中国、印度、东南亚以及南美的农民收入决定的。”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是“运输成本”。

在这里，刘易斯先生确实详细地描绘了在“纯粹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造成长期贫困、垄断和生产过剩的主要原因。现在我来详细分析这种情况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只要是由市场自然决定的价格和其它经济现象就是正确的。但上面刘易斯所指出的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及其造成的长期贫困、垄断和生产过剩的事实，虽然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但是这种市场的发展过程和结果却是“反市场的”，或者说是违反市场经济的最根本原则——公平竞争的原则的，所以我把它定义为“市场经济的先天性缺陷”。

这是因为：造成这种事实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没有政府干扰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由于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大量存在”，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永远过剩，而资本，或者说是物化资本的资源，永远紧缺。在这种供求绝对不平衡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价格就永远是低于劳动者的贡献和劳动成果的，也就是由于低于劳动力的合理所得的。但问题是由于劳动力受到生存压力的迫胁，只要能够维持生存，无论工资如何不合理，如何地低廉，劳动者不可能拒绝。因此，纯粹的市场调节不可能通过劳动力过剩造成的低工资而减少劳动力供应，使劳资之间的供需自动恢复平衡。

这种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弊端：一是严重影响和遏止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二是劳动者的贫困制约了他们及其子女接受教育和再教育的经济能力和教育程度，从而进一步制约了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提高，并因此而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而相对来说，劳动力综合素质是决定国民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三是制约和遏止了消费需求的发展，加剧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市场规律。并进一步造成了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必然具有的那种总需求不足的生产过剩危机。四是长期的资本非正常的超额利润，就会培育和产生大企业的垄断。

当这种“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上世纪30年代，各种矛盾的积累就导致了严重的世界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于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和罗斯福新政就应运而生。且不说凯恩斯主义中刺激消费的政策是否真的有效，但罗斯福的福利政策，包括支持工会提高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通过高税收来推行福利制度，所有这些

通过政府干预市场，或者说是“促进和完善”市场的功能的一系列调节收入的政策，适当地制约了资本的强势，辅助了劳动者的弱势，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劳资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极大地激励了感到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也造就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阶层，是大多数劳动者有财力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综合素质；也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更重要的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有力地促进了消费，提高了内需，政府通过反垄断立法制约了企业的垄断现象，这一系列的政策非常有效地繁荣了国内市场。

在凯恩斯经济理论和罗斯福新政实行的短短三十多年中，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繁荣，就使欧美发达国家国内劳动力随着经济发展从过剩走向饱和，而资本却随着经济繁荣而大量盈余，在国内市场需求强劲的推动下，就只有二个发展趋势，要么从国外引进劳动力，要么资本外流追逐廉价劳动力。……由于发达国家从贸易保护主义出发，阻止移民进入的政策和物流和运输领域的现代化及其成本的下降，（顺便解释一下，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国民相对较高的福利和工资水平而生产的“移民限制”政策，就好比人们不愿意外人进入他们家庭分享他们的家庭财富一样天经地义，无可指质。）市场就以自己的方式替代了人口的地域间的转移，以资本外流的方式来寻找廉价劳动力的方式就不可阻挡了。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根源。…… “经济全球化并非是一个国家的政策所决定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我认为也是市场经济——丁礼庭）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6】

资本外流的另一个深刻的历史根源，就是随着大多数劳动者的福利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为大多数劳动者接受长期教育创造了社会条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升级换代直接地、有效地为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创造了“历史必然”，这也就成为低层次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历史动力。

那么，这种资本外流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到底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 这就必须先定义什么是“利”和“弊”。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目标，那么，就把大写的“人”字高高地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等的社会发展之上。也就是说：生产力和经济的繁荣发展是人创造的，生产力带来的物质财富也是为人所用的，人不但是改造自然和社会，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及人类自身解放、发展和进化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主体，也是它的最终目的。这里的“人”当然不是指某个群体、阶层和阶级，不是仅仅指少数精英群体，也不是仅仅指无产阶级，而是指“每个人”和“一切人”的人类全体成员。因此，贫富分化和财富集中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完全是错误的，是没有社会进步意义和正义性的发展模式。所以，衡量世界经济发展的利和弊，只能以这二大原则为标准：世界整体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和“每个人”、“一切人”，或者说是“大多数”人的“自由发展”，其中主要的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也就是我反复指出的“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必须，也只能在“高速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二大目标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

因此，能不能实现上述二大目标，就是检验“经济全球化” 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标准。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资本外流、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及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事实和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

我所指出的这方面所谓“成功的事实和经验”，就是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步，发展到八十年代基本完成的，第一波欧美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换代顺利进行的过程中面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资本外流和制造业的转移，在这个第一波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产业转移的作用、因素要大大地大于资本外流的作用和程度。我之所以说这是成功的经验，是因为：

第一，这种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是整体性外流，……“伴随资本外流的是技术和

管理经验的扩散，就产生了进一步缩小技术和管理差距的效果。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产品替代发达国家产品的能力。其次，资本和廉价劳动力两要素双向流动变成了资本和廉价工业品的双向流动。”【7】也就是说，欧美向日本和“四小龙”的制造业转移，是连带销售渠道、生产技术、产品设计、管理理念和品牌效应等一系列产业体系的整体移植。纵观世界经济史上所有产业转移成功的事实，可以证明这是产业转移成功的必要条件。（当然不是充分条件）无论日本的家电行业，还是台湾的电子行业，甚至是中国的“海尔”还是“振华港机”，这些成功的事实都具备这个必要条件，甚至可以说是缺一不可，缺一就不可能完善。

第二、这种整体的移植还包括民主政治、工会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高税收和高福利、等一系列有关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也就是说日本和“四小龙”是单纯地接受欧美的产业转移，而没有制度上“转型”的麻烦。

第三、这种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直接成果就是把国外资本流入、产业转移和本国的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提高所引起的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以及由本国内需提高所形成的完善的国内市场的健全，合并成同步发展的同一个过程。这一切都遏制了欧美制造业的外转和资本外流的速度，使其符合和适应欧美国家本身的劳动力综合素质、劳动能力升级换代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推进的速度和程度，并以此消化由资本外流对欧美国家造成的不利因素。它没有非常尖锐地因资本外流而造成大规模就业和贸易逆差的冲击。给整个全球化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过程。同时也使日本和“四小龙”在短时期内完成工业化，复制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在达到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后，再一次地开始了面对中国的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和资本外流。

综上所述，第一波从欧美向日本和“四小龙”的制造业转移，对欧美发达国家来说，不但没有受到严重的就业和贸易逆差的冲击，而且还享受到日本和“四小龙”价廉物美的产品，部分外流资本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对接受国日本和“四小龙”来说，不但实现了本国、本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也相对地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造就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从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来总体评价，当然是一个多赢的事实和经验。这就足以证明《贸易摩擦文章》中的这个观点的错误：“全球化政策是一个典型的出自精英集团私利，与大众利益向冲突的政策，……经济全球化是以牺牲‘大众’为代价向前推进的。”【8】这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片面的理解和误读。经济全球化不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结果，也完全可以实现流出国和流入国双赢、资本和劳动者双赢的局面。

而这种《贸易摩擦文章》中对经济全球化的片面的理解和误读，也就是我说的失误和教训，是来自于第二波全球化的产业转移和资本外流，也就是从欧美发达国家，连同日本和“四小龙”面向中国的资本外流和低端的制造业转移。在这个过程中的失误、教训的原因和事实是：

第一、中国接受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转移的过程，是伴随着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集权管理体制向民主宪政的“制度转型”同步进行的。这不但给这种“双转” （产业转移和制度转型）模式带来困难，而且如果这种“双转”模式不能同步适应，一旦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甚至是严重滞后的话，将给整个经济全球化过程带来严重问题。

第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就是劳动者缺乏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为自

己在整个“双转”过程中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利，也就必然地重复了发达国家原始积累时期的痛苦的历史：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国企通过政府权力实行垄断、以及民众贫困造成的贫富二极分化、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以及由此产生的内需严重不足造成的生产过剩。所有这些弊端，不但形象地复制了发达国家原始积累时期的所有弊端和危害，而且因为整个过程发展的快速和激烈的程度，使这种危害和弊端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这种由于工会和民主权利的缺位造成的劳动者的低收入和低福利的直接

后果就是因贫困引起的教育欠缺，严重地阻碍了大多数劳动者综合素质、劳动能力和产业结构的“双升级”，也就是说，中国接受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过程，是单一的生产实体的转移，而大多数中国企业只是掌握低端的生产环节，是无法掌握生产科技、产品设计、管理理念、营销渠道和品牌效应等重要的高端环节的。这也使中国企业的获利比例和获利量受到严重限制。同时也造成了自然资源贱卖和过度开发、寅吃卯粮，掠夺子孙后代的资源权的事实，从而也使中国整体的经济繁荣和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严重的问题。而且，正因为低工资造成的低成本，就使低效率的“代加工”模式能够在中国成活，也使这些企业失去了争取和完善销售渠道、生产技术、产品设计、管理理念和品牌效应等一系列产业体系的整体发展的动力。这也是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大多数仅仅是低端的生产环节的转移，而高端的、高效率、高利润的销售渠道、生产技术、产品设计、管理理念和品牌效应都掌握在外资手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这种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所造成的贫富严重分化和财富集中，也严重地制

约了内需的发展和提高，不得不进一步依赖出口来填补内需不足的缺口。于是只能进一步依靠压低劳动力成本来实现低价竟销，结果就形成了以低工资为基础的恶性循环。

第五、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的客观事实，又进一步延长了中国通过发展来摆脱困境

的痛苦过程。

第六、正如《贸易摩擦文章》中指出的：“问题在于李嘉图的模型是一个理想模

型，模型中就业的转移是无成本的。真实世界的市场中，资本和劳动力在行业之间的转移是通过破产和失业来转移的，这种转移是有成本的。”【9】这话完全符合事实，在这里，不但有经济成本，也有时间花费，而正是中国这种以低工资为基础的大规模出口竟销，加速了这种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的规模、速度和烈度，使之超出了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对这种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的消化能力而打击了他们的就业状况，也打击和危害了发达国家广大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的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拿秦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在工资、福利和民众权利方面，在全世界出现了低福利、低人权的“劣币驱逐良币”反经济规律而动的事实。

第七、建立在低工资和低福利成本基础上的“低价竟销”所获得的超大量外汇储备，不但没有为中国带来经济发展上的利益，反而由于金融人才的严重不足所造成的超大量外汇管理上的困难，给国家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损失。

第八、中国目前低工资所造成的一系列弊端，特别是贫困造成的劳动力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无法有效提高，进一步造成的产业结构无法有效提高的危害之一，就使中国无法在不远的将来，在东南亚和非洲后一轮更低价格的劳动力竞争中掌握主动，甚至完全有可能就此丧失高速持续发展的优势。

正是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双转”之间进度的差异，即“制度转型”中政治体制改革严重地滞后于产业转移和经济发展，才造成了大多数劳动者缺乏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来捍卫和争取自己的收入和福利，才直接地使中国复制了发达国家原始积累时期出现的上述的一切弊端和危害。必须特此说明的是，我无意攻击中国因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的人权现状，我曾经反复指出二大事实，一是，中国目前的人权和政治民主状况，不但是建国以来，甚至可以说是自秦始皇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二是，尽管如此，还是跟不是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并且因为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和人权方面的不足，已经成为中国整个社会发展的所有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保、新闻出版等各方面发展的最主要制约因素，并已经形成了严重的瓶颈效应。我的结论还是那句老话：“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和为全人类造福的历史要求。——【10】

——“这种对中国来说长达几十年的低工资政策，不但造成了国内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尽管这种贫困是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大幅度改善的事实之中的，但它确确实实是造成国内贫富二极分化的根源！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低于正常劳动生产率的工资水平是一种无奈，那么在入世之初，没有能够及时有效地纠正这种不合理的工资水平，就应该是产生诸多弊端的根源了。它不但直接地造成了国内的贫富二极分化，而且，拿中国劳动者的血汗钱低价出口，并没有给世界各国带来利益，相反是严重地打破了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严重地给世界各国造成了失业和经济萧条。甚至是直接地威胁和引发其它国家劳动力工资趋低的逆势！这就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多输’的局面！”——【11】

那么，到底是中国非正常的、远远低于客观劳动生产率的低工资水平，还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劳动生产率，才毁灭了发达国家的工业竞争力，巨额贸易逆差呢？按刘学伟先生的说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差至少在10倍以上。”【12】但另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肯定没有10倍之大，同样的生产流水线，劳动生产率会相差10倍吗？结论就是要么是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超劳动生产率，要么是中国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低于客观的劳动生产率。二者之中哪个是实质性问题，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有二个事实不容否认：一是，中国30年的低工资政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但造成了发达国家的经济萧条，而且也造成了自己国内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二是，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在中国对全世界大规模贸易顺差产生之前，就已经达到这一水平，那时并没有产生发达国家的就业和经济萧条的事实。这二大事实都足以证明发达国家的超福利政策虽然也会影响其市场竞争力，但这不是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根源应该是中国不合理、不人道、损人不利己的低工资政策形成的低价恶性竞争，才是打破世界经济发展均衡和造成发达国家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根源。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这种长达30年的低工资政策和对发达国家的大规模顺差到底符合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大原则呢？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劳动者的工资应该符合客观的劳动生产率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主要原则之一，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初期的原始积累时期，还是中国目前低工资造成自己国内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事实，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实践，都已经非常充分地证实了中国长期的严重低于劳动生产率的低工资政策，是造成国内外一系列社会危机和矛盾的罪魁祸首。

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既然承认中国以低工资造成的低价恶性竞争给全世界，包括发达国家造成了麻烦，刘学伟先生说的不错：“要把他们的劳动力价格大幅压低到可以和发展中国家竞争的程度就是万万做不到的事情。”【13】这事不但做不到，而且发达国家也根本不愿意、也不可能去做。因为这是一件反历史发展而动的倒退之事。以前我一直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现在我改用“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不断提高。这不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衡量一切社会领域价值观的先进和落后、科学和谬误的客观标准。所以，除了所谓超劳动生产率的超额收入应该降下来之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允许发达国家迁就中国的低工资造成的低价恶性竞争！

那么解决问题的出路就明摆着，就两条路：要么是中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制度赋予劳动者民主权利自己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彻底改变这种低工资现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民主宪政，就根本不可能彻底扭转这种低工资的恶性趋势。）要么就是逼着全世界逆差国家联合起来和中国打贸易战。结论也是明摆着的，只有前者，才是中国和全世界的“唯一出路”，而后者，将是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两败俱伤的惨局！

至于发达国家能不能、怎样才能如愿以偿地扭转超福利的制度弊端，不是本文的主题，和刘学伟先生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是，我个人坚定地相信，欧美经济危机绝不可能是民主宪政制度的终结，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制度体系完全有能力通过自我完善的纠错机制，来进行自我救赎。而恰恰是中国严重的腐败和贫富二极分化，则是集权制度不可能分离的必然因果，这是已经被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规律性事实。如果不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彻底改变集权的制度，中国的腐败和贫富二极分化不可遏止地恶化，将彻底葬送中国已经获得的改革开放的成果，使中国进入一个社会动荡的的历史状态，还是那句老话：“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甚至是全世界各国顺利发展的‘唯一出路’”！

二、发达国家经济繁荣的主要根源到底是殖民掠夺，还是宪政制度的优势？

刘学伟先生一口咬定，发达国家的成功，包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完全是建立在殖民掠夺的基础上，而后发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可能复制发达国家的民主宪政制度并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源，就是因为不可能复制发达国家的“殖民体制”：“为什么西方的劳动力成本那么高呢?那自然是他们的收入高，开销高啰。这个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仅仅及于占全世界人口不足10%的高等人民，其实是数百年来全世界人民的血汗所养育出来的。就是我说过的，西方的文明是一个吸血的文明。他必须从全世界以前是掠夺，现在是收购极为巨量的资源能源和其它甚至人力脑力资源才能繁荣昌盛。”【14】

但是，历史的事实却是，在殖民主义盛行的二战以前，欧美国家都长期地始终摆脱不了贫困、生产过剩和垄断的困扰。而恰恰是二战以后殖民主义终结以后，也就是在切断了殖民掠夺的来源后，欧美国家才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且，在这个时期中，由于民主宪政的历史功效，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在共同富裕方面做得相对比较完善的，不但领先于发展中国家，而且领先于共同贫困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中，最典型的应该是日本，自从民治维新以后，日本可以说是最凶恶的殖民侵略者，但是，直到二战战败，不但打完了所有的殖民掠夺来的财富，而且还赔上了自己国家的老本。在二战刚败时，日本可以说是遍地瓦砾、食不果腹，简直可以说又回到一穷二白的地步。当时的统计数据，不要说是1946年，甚至是1950年的经济状况还没有中国好。但是，由于高素质（指劳动能力,和道德无关）的国民和由实君立宪改为更完善的虚君立宪的民主宪政制度的双重优势，决定了二十年后的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能够再次起飞，通过上述相对完善的国际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的全球化过程，二十年后的80年代，日本再一次地把自己长期地锁定在发达国家的行列。

另外的事实证明，就是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和所谓的殖民掠夺无关，所以，四小龙可以通过“复制”相对完善的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制度体系来实现经济繁荣和共同富裕，怎么就可以认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定不能通过同样的“复制”来实现经济繁荣和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呢？

至于刘学伟先生对发达国家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指责同样也实在是无稽之谈：“西方的文明是一个吸血的文明。他必须从全世界以前是掠夺，现在是收购极为巨量的资源能源和其它甚至人力脑力资源才能繁荣昌盛。”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国际贸易，互通有无，是一个促进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双赢的机制。不可想象的是，如果发达国家不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发展中国家在资金上的困难会有多大！当然，发达国家也会因此而遭受能源紧缺的危机而发展受阻。这就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至于发达国家进口自然资源的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能源的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率就可以明白，资源，尤其是能源的价格并不低廉，甚至在能源上已经产生了”OPEC”式的垄断的迹象。再说中国同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资源的进口国，尤其在铁矿石的进口价格上，饱受了资源垄断之苦。难道刘学伟先生同样也认为中国也“是收购极为巨量的资源能源……才能繁荣昌盛。”的？

如果刘学伟先生无法否认上述历史事实，也就无法否认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的社会现实的基础和根源，就是全体国民综合素质相对较高（指劳动能力,和道德无关，而和教育的质量和普及有关）和相对完善的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制度体系，而基本上和殖民掠夺的关系不大，至少二者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也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

如果说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永恒的事物，任何事物都必然有生有灭，那么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制度体系也就必然有被更先进的制度替代的“必然”，但是，至少目前不但还不可能预见到这种替代的时间表，而且甚至可以说，还看不到这种制度“被替代”的任何迹象！如果有人说目前欧美发生的“次贷危机”和“国债危机”就是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制度体系的终结，那实在是无稽之谈和别有用心的骗人的鬼话！

2012年2月23日星期四

【1】、【3】、【4】、【12】、【13】、【14】：刘学伟：《我为什么认为西方文明很可能已经开始全局下行》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2199

【2】：礼学伟：《人民主权论的破绽及修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1652

【5】、【10】：丁礼庭：《也谈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摩擦》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1299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1300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417.html

【6】、【7】、【8】、【9】：“我不讲”（网名）：《中美贸易摩擦和经济学模型 》此文于2009.10.08.13：08：05. 贴于新浪-经济论坛-经济学人,可能在新浪论坛改版时被删除了，可能已经找不到了。原来网址是:

http://bbs.finance.sina.com.cn/thread-64-1/table-64101-6436.html

“我不讲”（网名）：《中美贸易摩擦·政治·刘易斯增长模型》此文于2009.9.28.17：01：23.贴于新浪-经济论坛-经济学人,可能在新浪论坛改版时被删除了，可能已经找不到了。原来网址是：

http://bbs.finance.sina.com.cn/thread-64-1/table-63955-5442.html

【11】：丁礼庭：《入世十年的弊端总结》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0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