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儒学的机遇与挑战

——《哈佛看中国》访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2 次 更新时间:2012-02-24 18: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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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 (进入专栏)  

    

  【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76年加入美国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开始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至今。1990年借调至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称为第三代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由于其杰出的贡献,杜维明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2009年9月,杜维明在第二届世界儒学大会上获得首届“孔子文化奖”。

  

  主编手记

  

  听说要采访杜维明,《侨报周刊》记者李琳主动请缨。她采访过杜维明多次,每次都有新收获。李琳介绍说,第一次去哈佛燕京学社见杜教授那天,他还为她讲《四书》。听讲的是几个哈佛学子,围坐在长桌边。那日讲的是《孟子》,杜教授安然坐着,一段一段讲解答疑。李琳在一旁听着,感觉时光仿佛倒流,而杜教授仿佛旧时的私塾先生,只缺了戒尺和长袍。那时候,谁又会想到,这位安详的老人就是名贯中西的大学者杜维明教授。杜维明1940年出生于昆明,少时随家迁至台湾,青年时代入读东海大学中文系,专攻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后来哈佛燕京学社提供奖学金,杜维明得以来哈佛研究哲学,师从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杨联升两位教授。作为学者,杜维明教授在美国近40年的执教生涯中开创了许多个第一。他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第一位华裔系主任,也是哈佛燕京学社第一任华裔社长,更是第一位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的中国学者。顶着如此众多的光环,杜维明教授在华语世界里已成为当世传奇,一位著作等身的名家,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儒。而杜维明教授自己在访谈中却一再表示,像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那样的老师辈学者才算得上儒学大师,而自己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本文“启蒙与现代主义”部分参考了黄万盛著述《革命不是原罪》一书中《启蒙的反思:与杜维明的对话》章节。

  

  一、儒者与儒学

  

  李琳:以前我曾经读过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他在文章中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大一统的宗教是因为儒家思想扮演着宗教的角色,儒教是中国的国教。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

  杜维明:如果说完全从生活习惯、从文化心理结构来看儒家传统的“天地君亲师”,今天我们可以把君改成国,天是指生命最高的价值源头,地指自然,然后是我的国家、父母、师长。父母给我自然的生命,老师给我精神的生命,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让我们的生命跟自然、天地配合呢?这是儒家考虑的问题,也因此儒家有它的精神性及宗教性——面向世俗又不完全认同世俗。从这个角度讲,辜鸿铭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但要注意的是,辜本人是马来西亚长大的华侨,在英国接受教育,十几岁才开始学中文,他回到中国后,对五四运动的强烈的反传统精神非常反感,所以他有意识地突出中国传统的精神价值,使得自己完全站在反传统学者的对立面。

  李琳:在过去的100年里,即20世纪里,中国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巨大变迁,从“五四”开始,许多学者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观点,而同时一些国学大师坚守着中国文化的底线,50年代以来,包括您在内一些学者通过努力又使得“新儒学”广为人知。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对这个过程感到非常好奇。

  杜维明:不同的学者对于这个过程有不同的看法,因为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代会碰到不同的挑战。胡适的观点其实是“充分现代化”,虽然他开始是赞成陈序经倡导的“全盘西化”的。“全盘西化”有矫枉过正的意愿在里头,因为如果我们说要向西方学习50%,那么真正学习到的只有10%左右,所以说“全盘”学习的结果应该是20%而已,譬如自由主义重要人物李慎之晚年时说,现在是急需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你还讲儒学如何好。西方有人说21世纪要靠孔子,李慎之听了嗤之以鼻,认为即使完全致力于西化,我们也未必能达到一定水平,因为我们的民主科学底子太差,更不要说自由、人权了。

  在我看来,“全盘西化”往往是在悲愤心态下迸发出来的应对之策,强调对西方的文化有个全面的理解和认识。这个观念到今天还有非常大的说服力,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对西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西方比较深刻的观念,不管是科学理性、自由人权,还是它最深刻的一些普世价值和宗教理念,我们都了解得比较片面。我个人多年来在美国认识了一些杰出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但即使如此,我觉得不要说西方文化的全貌,哪怕是一家一派、一个传统,要“食而知其味”,然后深入下去,都非常困难。全面了解西方文化的工作我觉得必须要进行,而且力度要更大。

  而钱穆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则强调的是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民族文化认同”,乃至“民族文化主体性”。他对民族主义的推崇,对清政府的批评,甚至对宋明思想的继承都体现了这种主张。另一方面,他在研究古代诗词歌赋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现在的年轻人不太读这些,但他的工作毕竟引起了一定的重视,所以现在有识之士开始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开始重视“国学”。

  这两种观点彼此对立,而这种对立其缺点在于,两种本来都是有价值、并进的观点,却告诉年轻人,你必须从中作出选择:要么向东,选择神秘的东方,要么向西,学习科学理性;要么就退回传统,继续保守,要么就学西方,科学进步。

  然而所谓的进步、保守,或者左翼、右翼,这些都是政治的论述,而不是文化的论述。举例来说,在美国,对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等问题提出深刻批评的往往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或者说宗教分子,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田立克(Paul Tillich)。这些宗教改革家或神学家同时又是最重要的政治改革家,一个有虔诚信仰的人同时也有开放的心灵,希望环境有所改变。再比如我的老师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他们都对西方文化有着虔敬的情感,为此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研究西方哲学,这些国学大师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顽固保守。了解西学的同时,他们又在发掘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产生一种强烈的认同,而这两种文化对他们产生的冲击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激发出创作的浪花。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李琳:那么,文化的观点应该是兼容并蓄的?

  杜维明:文化解释不同于政治解释或经济解释之处在于,它必须对政治、经济、社会有一定的敏感度,因此它也是更复杂、更全面的一种理解。我们不应该把文化和政治、经济、社会对立起来,因为文化是渗透在不同领域中的。没有一个制度可以没有价值、没有理念,即缺乏文化素质而能够建立起来的。另外,不管是通过什么方法来研究一个政治现象,这里面必然浸润着许多文化的因素。文化是个比较全面的描述,在讨论的层次上更高、更复杂。

  李琳:杜教授,这么看来,您是选择了人文科学中最难的一部分来研究,因为文化是最纷繁复杂、最难以“一言以蔽之”的。

  杜维明:应该这么说,如果一件事情能够描述得简单明了,我们就是要用最简单、最清晰的方式来描述,但是如果这种方式不能把现象描述得很全面,我们就不能为了追求清楚的表达方式,而忽略了复杂的层面。文化研究如你所说,很难,但这种难不应该成为不用心分析、不掌握理性分析方法的借口。

  

  二、新儒学与新挑战

  

  李琳:“新儒学”是近年来人文学界的热门话题,而提起新儒学就必定会提起杜维明。您是如何定义新儒学的呢?

  杜维明:新儒学这个概念本身就值得讨论。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儒学,先秦有先秦儒学,汉代有汉代儒学,如此这般。以前的“新儒学”(Neo-Confucianism)是指明清以来的儒学,又称儒学第二期的发展。儒学从曲阜的地方文化发展成为中原文化,这是其第一期的发展。从11世纪开始又从中原文化发展成为东亚文化的主流,这是第二期的发展,那时候就叫“新儒学”。那么现在所谓的“新儒学”(New Confucianism)通常是指第三期,19世纪以后、“五四”以来儒学的发展,主要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而作出的回应。

  李琳:为什么会有海外新儒学观念的出现呢?

  杜维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教育部有个宏大的研究计划,就是研究海外新儒家,以10位儒者为对象。1919~1949年,梁漱溟、张君劢、贺麟、熊十力、冯友兰等学者为第一代。1949年以后,儒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港澳台的学者身上,像钱穆、徐复观、方东美、牟宗三等,代表了海外新儒学的第二代。到了我这里,就是海外新儒学第三代的发展。

  其实我个人并不喜欢用“新”这个界定,因为人们会问,新儒学与旧儒学相比,到底新在哪里。的确,我们面临的都是新的挑战,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用非汉语来进行儒学的研究和发展,这本身就是儒学在现代面临的一个挑战,也是它的一个契机。我多年来在中文和英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境中作研究,从好处讲是不同语境相得益彰,而从坏处讲就是它们常有矛盾冲突。希望它们最终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我现在很关心一个课题,叫“文明对话”,从各个不同的精神文明的视角来看儒学。儒学有很多优势,也有很多缺陷,所以让儒学有进一步的发展就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描述,而是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心胸来从事扬弃和承继双管齐下的工作。

  李琳:我想,所谓“文明对话”应该是既以其他文明的观点来看儒学,也以儒学的观点来看其他文明吧?

  杜维明:对,我现在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通过儒学的观点对西方17世纪以来的启蒙(Enlightenment)传统一方面进行同情的了解,另一方面进行批判的认识。一直以来,所有对中国文化的批评都是基于西方启蒙运动缔造的“普世价值”。现在时机成熟了,我们以儒家的核心价值,譬如“仁义礼智信”,对西方的启蒙之路也可以作批判的认识。

  李琳:那么可不可以将新儒学理解为在各种现代挑战下产生的儒学思想?

  杜维明:可以,但是不能把新儒学简单理解成一个综合体,一个各种新思想的杂烩。我们强调坚持儒学的根源性或者特殊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开发出儒学的普世价值。

  2009年9月,杜维明在第二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演讲

  

  三、启蒙与现代主义

  

  李琳:源起于西方的启蒙思想100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启蒙所塑造的一系列价值观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被视作先进、现代的价值理念,自“五四”以来指引着中国的现代转型,而您在著述中一再反思启蒙精神、反思现代主义,似乎不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之时宜。您能否论述一下您对启蒙和现代主义的看法。

  杜维明:“启蒙心态”是近300年来最强势的意识形态,譬如近现代对人类社会影响重大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从启蒙发展而来的。在制度层面上,凡是与传统关系不大并在近代开发出来的各种组织和制度,如政府、大学、市场、专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以及它们背后所预设的语言系统、观念结构和价值体系,其大部分可以说都是启蒙所开辟的领域。

  关于“启蒙反思”,我认为至少要顾及三个方面。首先,启蒙是一个历史现象,或者说是一个推动了重大历史进程的文化运动。启蒙运动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转变,乃至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的深刻改变。此外,各种利益团体也因此而重新整合,所以我们说启蒙是一个历史现象,它带动发展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把启蒙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历史存在和文化现象而进行的研究相当丰富,但这方面的资源在整个文化中国是非常薄弱的,如果我们对这个现象如何出现知之甚少,那么就无从了解它在发生学中所探讨的机制。对文化中国的知识积累而言,这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其次,启蒙成为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理念,其背后是理性主义。自康德以来,西方所有的思想家都认同这个理念,启蒙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许多源于中世纪、积重难返的非理性和反理性因素。当然反对者或反对潮流也有,如浪漫主义等,但皆难脱离启蒙的大语境,这些不同的声音也一直存在并发展着。这说明,启蒙是个复杂的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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