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关乎人类存续,文明对话或冲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47 次 更新时间:2024-04-10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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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 (进入专栏)  

 

“文明对话还是冲突,是世界正在面临的重大选择。这不仅是文化间的选择,更是关乎人类存续的选择。”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如是说。

日前,身兼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学院院士的杜维明在美国加州伯克利的寓所接受中新社“东西问”视频连线访问,就文明对话、中华文明及中美关系等议题进行了回应。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轴心时代与文明对话

中新社记者徐皇冠:您一直倡导并积极推动文明对话,在当代,我们如何超越轴心时代(Axial Age Civilization),展开新一轮的文明对话?

杜维明:“轴心时代”由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所指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他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一个波澜壮阔、至关重要的时代,因而用了“轴心”这样一个机械性的词汇来描述。

在“轴心时代”,全球有至少四大文明,包括犹太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华儒家文明,都发挥了很大影响。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化学研究的学者们,认为这种精神——主要的文明同时出现、互相交融、互相影响的时代——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包容性,这不是单向或非东即西的,而是一种东西南北都包括在内的特殊精神。

“轴心时代”的理念,给了人们一种多元倾向的、非常宽广的哲学思路,代表了人类大家庭的一种共同愿景,当然这中间有辩难、讨论乃至矛盾冲突,并在此基础上能够发展出一个共同价值。我从事儒学研究,特别重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间——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多样的文化——所起的作用,也希望走出一条能够多元开放的、包容各种不同人文价值的思路。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在当代世界,推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克服其中的障碍?

杜维明:现在大家担心,对话的空间被压缩,开展对话的可能性减少。我们一般理解,假如人类文明发展是多元的,即使从轴心文明看来,至少有四种不同的文明,那么现代化视域下,将来人类文明的走向应该是多元多样的。即除了轴心文明所代表的几大文明,各种不同的原住民文明,乃至世界其他地区,比如非洲所代表的文明,都属于人类的共同遗产,这些遗产需要交融和沟通。

人工智能等科技,极大扩展了沟通速度、沟通幅度、沟通深度,这是以前人类文明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因为沟通的方式增加,大家互相交融的可能性、互学互鉴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所以,文明对话,必然成为人类进一步发展不能够忽视、不能够掉以轻心的一个宽广道路。

在现阶段,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矛盾的情况。怎样能够把对话的空间、广度、深度扩大,能够减少对矛盾和冲突所发生各种不同的障碍祸害,无论对人文学是否有兴趣,都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大课题。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文明冲突论?

杜维明:文明冲突论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来的。背景源于最近50年一度影响很大的思路,认为现代化不是一个多元化(pluralism),而是一个单元、单向发展(unidirectional)、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因此,世界可以分成极度现代、近乎现代或者走向现代等阶段,现代化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西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西化派事实上影响极大。像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经讲过“历史终结”的观点,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到二战后,直到西方文明,特别美国文明兴起以来,世界逐渐只受一种文明力量的影响,而其他文明都受到了各种不同的干扰。

亨廷顿1993年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说我们不要忘了,人类有文明有对话的可能性,有对话的期待,但是文明之间的冲突特别厉害。他是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代表的不同文明、所代表不同的取向而提出的担忧。文明冲突提出后,影响非常广泛,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大问题。我在哈佛时和亨廷顿有过一些交往,他关于文明冲突的工作坊(seminar)都邀我参加。当时我很明确地指出,假如说存在文明冲突的风险——不仅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还有各种类型的冲突——对话就成为必要。这一观点,和亨廷顿晚年所提出的基本看法是比较相合的。正是因为冲突是矛盾的、是危险的,所以要发展出对话的机制。我基本上是希望,从矛盾冲突和文明冲突的陷阱里跳出来,能够在一种平等互惠、和平共荣的心态上进行文明对话。

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当代中国应该重点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哪些价值?

杜维明:中华文化是一个开放的、学习的文明,在此之上,向各个不同的文明互相借鉴,不是一个对外冲突、对外侵略的文明,而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文明。以中华文化观之,我们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扩大视域(vision),拓展对自然、对人文世界的认识,然后逐渐通过和平共存,大家互相交融(fusion),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所以,中华民族从远古以来,有非常深刻的一个背景,就是交融。它是学习的文明,更是一个交融的文明。因而,它也是一个对话的,一个能通过对话来互相借鉴,互相发展的文明。

中华文化涵藏着一种深刻的思想,就是“和而不同”。它为我们通过自我反思、自我理解、自我认识,以至于自我批判而吸纳、融汇、影响其他文明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因此,中华文明所代表的,及至后来东亚文明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圈,是一种和谐的、兼容并包的理想。它能够逐渐从少到多,从薄弱到丰富,扩展它的视域,同时,也能够发展这个文明内含的各种不同潜能。因此,中华文明,在和谐共存的渐进过程中,开显人类的智慧、发展人类的价值而得以不断丰富,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文明。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兼容并包”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意义?

杜维明:兼容并包,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我想无论哪一个文明,都应有这种自觉。但糟糕的是,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蔓延各处的是单向主义,这是一种宰制性文化策略,而非包容性的文化策略,但却在各个不同的地区起到非常重大的影响。

中美关系与和而不同

中新社记者:我们应如何从“兼容并包”的视角看待当下的中美关系?

杜维明:对世界文明的塑造,当前有很多大国参与其中,以中国、美国作为代表。

一般的期待,中美应在最基本的和平共存的基础上,要互相兼容并包,能够达到互学互鉴的形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都是必须走的一条路,绝对没有理由拒绝。因为,这是生存的问题、是存活的问题,是一个人类文明是否能够达到平衡、协和万邦的问题。

这几十年来,大家都有一种明确的理解,就是要避免核战、避免这种对人类的极具杀伤力的暴力。我想,这中间除了核战以外,气候变化以及大自然受人文因素影响而造成的各种灾害,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此前提下,中美更应思考,如何互相联系,互相连接。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这不仅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选择,事实上是关乎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选择——选择文明对话,还是选择文明冲突。很多人认为,文明对话是一个过分乐观、肤浅幼稚的想法,因为现实世界中,“弱肉强食”在历史上一再重演。

我们也了解到,像天下、以天下为一家这种观念的出现,像儒学、从朱熹特别突出《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最基本的天下观念,从个人的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逐渐向更宽广的人文关系而拓展,从这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出发,是人类能够自救、能够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道路。现在这一条大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是非常使人觉得忧虑和悲哀的情况。

这种冲突,事实上不仅是观念,而是一种从伦常日用开始,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践履。如何能走上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一条和谐、和平的道路,这是不可或缺的办法。

现在我感觉到,中美在文明方面的矛盾冲突,假如得不到解决,而只是单纯在贸易、军事和其他的物质精神上面进行博弈,那么二者间的紧张、矛盾、冲突还会持续发酵、继续升温,而这也是中美之间最大的风险所在。

学以成人与人类未来

中新社记者:科技革新关涉文明发展。您认为AI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杜维明: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越来越大,触及的范围越来越广。

2024年3月14日,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上,多款AI高科技人形家庭机器人亮相。陈玉宇摄

最明显的,图书是人类文明的载体,自“轴心文明”以来,人类共同智慧以文本的形式记录和汇集,并凝聚为各种经典中,在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丰富和累积,以至今天。人工智能带来的一个明显挑战是,图书不再是保存人类智慧、保存人类价值的唯一方式。

人工智能的出现,一方面,可能会对人类智慧的传承和扩展方式造成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使得如何“学做人”,即“何为人”“人的意义”等问题,更加凸显。

中华民族在人类集体智慧的积累过程中,曾做出极大贡献,在人工智能时代,也必有更大贡献。因而,人工智能,也是21世纪人文学应考虑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中新社记者:现在关心、关注、研究中华文明的人越来越多。作为文明研究大家,您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

2016年杜维明先生在其夫人及亲属的支持下,将个人所藏全部文献资料及其他藏品等约1万5千余册(件)无偿捐赠给北大图书馆。受访者供图

杜维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即使是眼前的事情,都十分错综复杂。极少数人掌握了太多资源,整个人类文明陷在一种割裂、分歧、矛盾、冲突的心境之下。一方面,物质发展在人类文明中,有太多值得大家欣慰、喜悦、引以为傲的进步。但是,关于人的进一步的发展的课题,也变得日益紧迫。2018年,在北京召开了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我们把“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作为主题,也正是用意所在。何为人,如何学做人,进而言之,将问题展开,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如何融会贯通,人与人之间如何通过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形成健康的互动,人类和自然如何取得持久的和谐,人心与天道如何相辅相成,这四个方面,都是我们必须共同考虑的课题。

最后,感谢你的提问,这些问题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也是一种鼓励。谢谢!

 

受访者简介:

杜维明

杜维明,1940年2月生于昆明,全球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构建或发展了“儒学第三期”“文化中国”“启蒙反思”“文明对话”“精神人文主义”等论域。

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1988年荣任)、国际哲学学院院士、台“中研院”院士、世界哲学联合会(FISP)第一副主席。曾任哈佛宗教委员会主席、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996-2008)、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代表作品:《行动中的新儒家思想:青年王阳明》《中庸洞见》《仁与修身》《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道、学、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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