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 安乐哲:中国哲学研究的世界视野与未来趋向——作为全球性论域的“精神人文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 次 更新时间:2018-11-11 23: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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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 (进入专栏)   安乐哲  

   刘笑敢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准确地理解传统哲学思想, 实有利于严肃地发展现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与趋向:内地与海外视角对照与呼应———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京师中哲名家论坛暨道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筹备启动仪式”的举办, 即旨在深入探讨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 揭明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趋向。此次活动邀约了两位主讲嘉宾:一位是杜维明教授, 他在辞去哈佛大学的工作后, 到北京大学建立了高等人文研究院, 意在进一步推进儒学和中国哲学的研究;另一位是安乐哲教授, 他既是一位严肃的中国哲学研究者, 也是一位中国文化的推广者;其他各位评议人亦均是中国哲学研究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相信我们的对话与互动, 将有助于理解中国哲学的特质, 推动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

  

   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近年来,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议题, 即“精神人文主义”。我曾于198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了八个月, 因此很荣幸能重新回到这里阐发自己的思考。我认为, “精神人文主义”是一个正在涌现的全球性论域———当然, 我提出的是扎根于儒家传统的“精神人文主义”。在宏观的视野上, 这一思想关联着我们如何能够找到一条通向永久和平的道路、如何通过文明对话达成文化谅解、如何与地球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关系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 即一种新的思想的出现, 这就是基于儒家传统的“精神人文主义”。那么, 儒家传统是否拥有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些问题的资源?“精神人文主义”是否能够 (抑或已经开始) 在当今中国涌现?

   “精神人文主义”这个论域首先产生于对启蒙问题的反思。在人类过去的几百年中, 启蒙运动及其构想的人类整体计划, 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大作用, 财富和权利成为人们最关注的对象;而在启蒙运动之前人们所珍视的那些生活中重要的东西, 则不再被关注。由此, 世俗的人文主义事实上成为了主导世界的意识形态。所以, 我们亟需在启蒙运动之后, 对它带来的诸多不良后果作出反思。这些不良后果包括:带有侵略性的人文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过强的欲望以及占有性的个人主义, 等等。“精神人文主义”则倡导“天人合一”的理念, 要求对天敬畏、对地球尊重和爱护, 进而建立一种互相信赖的社群, 并以天下太平为文明对话的目的。总之, “精神人文主义”特别强调和解与和谐的重要性。儒家思想认为, “和”的对立面是“同”, 而“和”的前提条件是“异”;这种认识与近五十年来兴起的女性主义、环保主义、多元文化论等所提倡的观念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这样一种人文主义的出现, 是我们设想“一个真正意义上永久和平的世界能否出现”的先决条件。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具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 中国的、印度的、希伯来的、希腊的……, 它们都提出了与现代的哲学、宗教、文化有密切关系的理念。而面对现在这样一个全球生态环境失衡、世界社会秩序重组的时代, 世界上所有的精神文明都需要经过一个重要的转型, 以促成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的出现。每个人都可以信奉不同的哲学理念、信仰不同的宗教、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是每个人其实都面对着当前世界的共同现状, 也就是我们整体人类所遭遇的存活困境。这就要求我们除了有一种特殊性的背景外, 还要有一种站在人类高度的思考。所以, 真正能够指引我们在21世纪生存并持续繁荣的思想, 应该可以拓展我们从启蒙运动以来被狭隘化的心态, 而获得一种更加深沉厚重的道德积蓄。其中最低的要求是, 我们要能超越我们这个时代各种狭隘的特殊主义———世俗的人文主义就是其中一种;在世界各地正在兴起的国族主义、民粹主义也是其中的典型。

   我们作为中国人, 要想探索一种新的思想, 不能脱离自己的传统。一种在中国兴起的人文主义, 一定天然地与中国的儒家、道家有关系, 否则它将缺乏深沉的思想根基。而且, 只有具有这种深沉的根基, 它才能带给人们以当今这个时代所最缺乏的敬畏感。我们常说, 年轻一代迫切需要敬畏感的培养, 即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超越财富与权利的整体人类精神世界的敬畏;但如果这种敬畏感没有扎根于本民族文化之中, 那么它是很难真正产生作用的。

   我所提倡的基于儒家思想的“精神人文主义”, 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实现人类持续繁荣与昌盛的渠道, 将有助于各种思想、宗教、文化传统发展出真正的公共意识, 以解决整个世界和人类所面对的困境, 而这也将有助于世界各国关系的改善。因为这种人文主义, 要求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融通、互信与了解, 这是对他者的一种尊重, 也是最基本的人文精神。

   近代以来, 中国文化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整体变迁。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文明体, 通过不断重新发现、重新修复、重新建构自己, 进而更新了自己。也就是说, 中国文化不是过去和历史, 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传统。我们都正在参与这样一个工作, 我们与历史正在对话中相遇。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中国人发现了一种能与世界分享的重要的意义资源与宝藏, 它在中国还活生生地存在着。

   2001年我在联合国参加文明对话的时候, 孔汉思教授曾提出将基督教的“己所欲, 施于人”作为人类在文明对话中的最基本共识, 我在原则上同意他的意见的同时, 提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更适合作为文明对话的基础。我当然同意将自己认为最好的理念与他者分享, 也希望他者可以接受,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利他主义;但是如果我过分执着, 则会认为他者理应接受, 倘若他者不接受, 我不会认为自身有问题, 相反会认为他者对我了解不够, 从而会用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令他者接受, 这样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冲突。“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表面看虽然是一个消极语言, 但其背后却蕴含着积极的因素, 这就是了解他人、尊重他人、承认他人、互相学习、互相参照的精神;由此出发, 文化沟通、文明对话就成为真实可能的。应当说, 这种价值虽然由“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这个儒家话语提出, 但它绝不是儒家独享的价值, 也不是中国人独享的价值, 而是达致真正的互惠沟通的道理, 是人类遭遇目下世界困局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 对于很多价值的理解和西方不一样, 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 正义的价值和自由一样重要;同情比理性更有必要;人的责任, 特别是一个人对家庭、社会、人类的责任, 比权利更重要;礼治比法治更为基础;社会的和谐比个体的发展更优先;等等。而基于儒家思想的“精神人文主义”, 则要跳出一种狭隘的、武断的、过分简化的处理方式, 来建设一种具有包容性的人文主义。所以, 基于儒家思想的“精神人文主义”要建构的是一种可以容纳众多重要价值的人文主义:我们既应注重关系、注重和谐、注重人对社会的责任, 同时也应注重自由、注重法治、注重理性。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多元现代化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仅有西方所代表的现代化和全球化, 也有中国所代表的、印度所代表的、非洲所代表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因此, 我们需要对其他各个文明进行了解、学习, 其目的并不是要放弃我们的根源性、特殊性, 而是要把我们的根源性、特殊性扩大, 扩大到可以包容整体人类。因为只有能够包容, 才可能逐渐成为人类都认同的一种真正意义的人文主义精神。

   在我从事文明对话的过程中, 我发现儒家传统中的很多内容, 不仅是关于地球的, 而且是关于整个宇宙的。如孟子所讲的“天”、宋明理学所讲的“天理”, 它们乃是从宇宙的角度来关怀人类, 而这种关怀可以和世界各个文明发展出来的重要的“精神人文主义”相配合, 以构成一种更加符合人类未来的“精神人文主义”。也就是说, 每个人在自己可以扮演的诸多独特的角色之外, 还有一个无法选择的根本———每个人都是人。而我所提倡的“精神人文主义”, 就是试图从这个角度立论的。目前, 我对“精神人文主义”形成了一个框架性的认识, 谨提供给大家, 作为我的一个结论。作为一个包容而综合的人文主义, “精神人文主义”分为四个不可分割的侧面:第一是个人, 指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和神明这四者的融通;第二是个人与他者、与社群之间的健康互动, 所谓社群包括家庭、邻里、社区、城市、国家、世界乃至更大的宇宙;第三是人类和自然世界的一种持久和谐;第四是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一般我们思考人文主义时只考虑前三个侧面, 但真正的“精神人文主义”还应该包括人和天道的关系问题。

   总之, 现代中国除了给世界带来政治、经济方面的新道路外, 还应当在文化方面对世界有所贡献。而这个贡献所带来的成果当然并不是中国强迫全世界接受的, 而是它更具有包容性、涵盖性, 它是一条真正宽广的道路, 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行走在上面。

  

   刘笑敢:非常感谢杜维明教授的精彩演讲。杜教授提出的重要问题是, 我们要思考当代中国能够向世界传达什么样的文化信息, 以及这一文化信息是否是开放的、多元的、自省的。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根本性问题。

  

二中国哲学研究的世界视野


   安乐哲 (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讲的主题可归纳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与趋向”, 其中涉及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研究格局中的地位、现状和遭遇的问题。

   我自己对美国哲学家杜威非常感兴趣, 他1919年来中国的时候, 写了一本书叫《重建哲学》, 这传达了什么信息呢?在我看来, 这本书告诉我们:做哲学的人是有责任的, 我们既要知道哲学家的问题, 也要了解民众的问题。而中国古典哲学坚守的正是须臾不离日常生活的、知行合一的哲学传统。因此, 美国的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人”的理解。杜维明教授提到, 个人主义在西方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因为是意识形态, 所以西方始终以个人主义为本。但是, 儒学和杜威则提出了另外一些观念来谈论“人”。

   因此我认为, 我们有必要、也必须让儒学传统发出它的声音。而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在现在西方、东方的文化比较中, 仍然存在相当严重的不对称的情况。比如我们去北京师范大学的图书馆, 无论是社会学、人类学, 还是哲学、历史学等方面, 都会有非常多的西方著作摆放在书架上;但在欧洲、美国的图书馆, 中国最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几乎是没有的。而且最让人尴尬的是, 很少有对这方面表达出强烈兴趣的出版社、读者群。

   这涉及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翻译中带来的误解。比如, 在基督教的影响下, 西方把中国的“天”翻译成Heaven;把非常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与哲学内涵的一个观念, 翻译成Ritual;把“道”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概念翻译成了Way。其实这些翻译和中国传统哲学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而这导致的结果, 是中国的儒学、道家变成了西方的宗教, 这使很多在西方研究中国哲学的人都感到尴尬。因为在现在西方做哲学研究的学者眼中, 中国哲学不是哲学, 他们常以为儒学、道家和西方的宗教传统是一类东西———而西方知识分子对宗教是没有多大兴趣的。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在19世纪中期之后, 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把西方的制度、思想、文化等予以引进。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个现代主义的词汇被翻译成东方的语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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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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