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儒家如何变成御用神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0 次 更新时间:2017-08-07 08:17:09

进入专题: 儒家  

杜维明 (进入专栏)  

   问:五四以来,中国传统儒学受到全面的批判,或认儒家是专制帝王的张目者,是阿谀奉承者,甚至是巩固封建王朝的主要力量。你1978年在韩国哲学会中国哲学组,曾有一个“儒家批判精神”的演讲,把原始的儒家和政治化的儒学做了详细的分梳,能不能再概略地谈一谈?

   杜维明:五四以降,解释中国哲学的主要思想家都认为:儒学传统中的最大缺陷之一,是和专制政体结合。所以,中国大陆的学者认为和“封建主义”汇流的儒家有三个特征:第一,是知识分子和专制政体的结合,形成所谓的以政权利害为准则的意识形态,从而为现实政权所利用,终而沦为压迫和控制人民的工具。第二,在社会上引发成为保守主义,基本上是对权威的依赖与信任,没有革命精神,也没有抗议精神。第三,就知识论的立场来看,是以过去先王所代表的政治立场为核心,是倒退而非前瞻,是接受而非突破、冲决现实利害的思想。所以,政治上是为专制政权所服务,社会上是保守主义,知识论上是倒退落伍的思想。

   但是,我认为这是政治化以后的儒家。中国从汉以来,尤其汉武帝定儒学为一尊以后,儒家变成思想的主流。这个所谓主流,却已失去儒家思想的精神命脉了,和先秦孟子时代的儒家、荀子时代的儒家、汉代董仲舒所代表的儒家、宋明大儒所代表的儒家、清朝朴学所代表的儒家、五四之后由熊十力、张君劢、梁漱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所代表的儒家大不相同,而且两者之间有不可消解的矛盾。我觉得要对儒家传统做一番重新反省和评价,应当对它的抗议精神做彻底的了解。儒家的自我形象应是以悲天悯人的道德关切来转化政治,而不当依附在现实政权上,成为现实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工具。

  

儒家如何变成御用神话


   问:能不能谈谈富有抗议精神的传统儒家(或称做原始儒家),如何变成一个为政治所转化的政治化的儒家?

   杜维明:这当然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课题。去年我在北京时曾应《中国哲学》之邀,写过《孔子仁学中的道、学、政》一文,这篇文章曾在台北举行的“汉学会议”上提出。这只是一个初探,基本上我认为儒家在结构上有三个不同的形态:一个是“道”,讲究的是如何做人,《论语》上的“为己之学”即是其精神所在。

   此外,儒家还有一套“学”,儒学即是以六经为主的经学传统,系孔子承继周公制礼作乐乃至殷代文物的老传统。由此可看出儒学的特殊性格:儒学不是孔子独家创建的思想,从“述而不作”得知,孔子对传统真精神既有承继性,同时又有开创性。承继性即是殷周文化的老传统,开创性就是把这源远流长的老传统的精神命脉提炼出来,点化出来。此即“为己之学”—以如何做人为学术重心。如何做人一课题的牵涉面很广,有政治上的问题,有伦理上的问题,有个人修养的问题,也有宋明儒所讲的形而上(即道体)的问题。从孔子开始,儒学就是波澜壮阔、花样繁多的一个思想体系。此一思想体系的核心,在于如何做人。孔子身处春秋分裂割据的时代,政治问题当然极重要,但是如何做人,即后来所谓的成圣贤之道,则是一核心。孔子在政治上不得志,退而著述。他整理六经,开出一套道德理想的思想体系。

   儒学的另一形态是“政”。就政治参与方面来说,孔子是一个失败者。这个失败,对孔子乃至他所处的时代都可说是一个悲剧,而此悲剧又是他的自我选择—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用心所在,所谓礼乐之教,所谓有教无类,所谓讲学,是学术和圣贤之道结合起来的文化力量,也即是结合学术传统的客观力量和个人成圣成贤的主观力量以转化政治的文化影响力。其基本精神有强烈的宗教性格,但又不是要脱离人间现世的现实世界,另外创造一个天国,一个与现实截然分割的超越本体。他的理想必须落实在现实世界,借以转化现实政治的不合理性。因此,虽与政权势力并存天地之间,而意义绝不可相混。

   此一精神到了孟子,气魄如是恢宏,他对苏秦、张仪这种风云一时的人物根本不放在眼里;他心目中的大丈夫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大丈夫观念并不是来自政治权威的认可,而是文化抱负和道德理想所引发的超越感,是脱离政治权势之外而凌驾其上的名副其实的权威。所以,先秦儒学的基本精神是政治抗议,是转化政治,不但独立于现实政权之外,而且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对现实政权提出批判。诚如孟子所体现,他的自我形象既非失意政客,也非依附权势的顾问,而是为王者师。秦之大一统之后,政治局势已经稳定。自秦而汉,汉的政治形态乃承秦而来,虽然汉初文景之治曾倡导清静无为,但其政治文化基本上是大一统的格局。汉朝的知识分子在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中,多半只是顾问、侍从、备员而已。在此情形下,儒生重新想办法在已经成立的政治结构中找一个可以栖身之处。他们那时所提的生存之道,除了少数气度恢宏的宰相、三公之外,大半是依附于政权之下,以曲学阿世的心态为统治阶层服务。

   但另外一方面,汉的大儒从陆贾批判汉高祖“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到扬雄、桓谭等人物,在学术上、道德上、思想上都有相当程度的独立精神。所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根本不是为现实政权找理论基础,而是努力把现实政权的不合理性冲淡;要在现实政权之外找到他心目中理想化的形而上学作为政权最终极的理论基础。他的学说不是为现实政治发言,而是具有强烈的抗议精神。这套学说如何变成御用神话,其转化的轨迹是十分复杂的。

   司马迁对董仲舒有很崇高的敬意,就因为董子在历史文化上表现出独特的性格。司马迁的《史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与董仲舒所建立的政治形而上学,也就是天人感应的政治神话,其精神实有相通之处。司马迁自认修《史记》是继承孔子作《春秋》的悲愿。他所谓“春秋笔法”,不是单面的、肤浅的、庸俗的、琐碎的政治评论,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政治文化精神,扣紧具体政事的表现形式。汉代儒学也就是陆贾、董子、司马迁、扬雄所代表的儒学,仍能表现这种抗议精神。

  

儒学有没有黑暗面


   问:儒学政治化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是因为“君王之术”而受转化,或者儒学本身有其黑暗面?

   杜维明:专制政体为什么会利用儒学,这是久受争论的课题。如果从比较宗教学来看,专制政体,或者业已存在的政治权势,要利用当时深入民间或深得民心的宗教组织或宗教传统,这是一般现象,而非特殊现象。基督教在最早的形成过程中,耶稣说:“让上帝的事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已经很明显地把凡俗与神圣的事分开。可是中世纪以来,教会与政治权威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是教会本身的政治化。至于佛学,从史学和社会学来研究,其宗派如天台、华严、禅宗等等,和当时的唐代宫廷政治关系相当密切。道家变成道教后,附和政权势力更是显而易见。就如民族精神极强烈的全真教和太乙教的发展,也和现实政治有许多牵连。回教更不在话下。至于日本的神道,也和天皇制度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审视儒学。

   儒学基本上不是一个宗教组织,但却深具宗教性格和宗教精神,这是最特殊的一点。基于此,其成己成物的理想必须落实在现世人间,而在实际的文化制度中体现。政治无可否认的是现实世界中最大的权势,儒学和政权势力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检视:一方面就是依附现实政权而成为控制人民的工具,其实这也得加以详细的分疏。许多以儒学为基本信念的知识分子,依附政权,甚至深入政治体系,目的是希望从内部来转化政治。他们希望以自己所秉持的学术道德、文化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权的不合理性。

   另一方面,儒家内部也有许多分歧。从表面来看,儒有大儒、醇儒、博儒、雅儒,与此相对的有小儒、陋儒、迂儒、腐儒。儒者和现实政权既然有难以分割的关系,从同情的了解来看,参加现实政权,有正面的意义,即前面所说的转化政治;然而另外还有一种心态,就是完全不管现实政治是否合理,一味着眼于一己的既得利益,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知识良心,把文化理想变成依赖在现实政权下附庸风雅的点缀品。

   可是我所说的抗议精神,不只是指清官,不是指谏议,不是指希望转化政治而位在三公的政治核心人物。我所讲的是以政治边缘的人物为主。像孔子是没落贵族;孟子的情况不清楚,多半是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跟现实政治权力的联系并不大;董仲舒是如此,扬雄是如此,桓谭、陆贾也无二致。

   在宋明的传统里面,没有一个大儒不是这个样子。周敦颐虽然并未远离仕途,却以退隐讲学的著述为其生命形态;张载与现实政治没有什么关涉,是以身心之学的造诣而闻名;程颐做过日讲,但绝对不属于北宋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只可说是新兴儒学中受尊重的精神领袖。南宋的朱熹、陆象山、吕祖谦,都只是地方官吏而已。至于明朝中叶的王阳明,虽然为朝廷立了大功,但他和现实政权之间的冲突矛盾从未消解,他受到的打击和排挤,不只是因为政争,而是由于基本精神的歧异。王阳明志在讲学,为了讲学,政治前途如何就不在考虑之列。他不能不讲学,讲学不是脱离政治,而是以一套文化理想对政治权威做批判,至少做改良和革新。有人说这算是一般所谓的改良主义。我想还不能单从改良主义上着眼,因为他的信仰核心及价值取向和现实政权的意识形态之间,有极不相容之处。他不但要改良,而且要彻底转化。


建立落实的儒家政治结构


   问:为什么只有儒家特别具有抗议精神?在世衰道微、国之将亡时能挺身而出的只有儒者,他们是不是具有什么内在的精神?

   杜维明:这是很重要的课题。从事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者,常常忽视这个层面,认为儒者因长期受到政治权威以及教育思想训练的影响,完全和朝廷或朝代统治者的利益认同,因此到亡国亡家的关头,常会落到“平常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下场。但是先秦儒家的“殉道”乃至宋明大儒的为道自重,和这一类型的孤臣孽子有大不相同之处。把两者混同等观,是对儒学基本精神的认识不够,同时也是对仁人志士为了高远的文化理想而牺牲自己性命的志趣没有足够的理解,或者说缺乏起码的敬意。

   从比较宗教学的立场来看,宗教思想形态如果和现实政治社会截然分割的话,“殉教”多半为宗教信仰或者受政治压迫后的反抗。儒学一开始就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及“经世济民”的道路。一方面有经世济民的抱负,一方面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焕发出来的是庄严的悲剧性格。虽然深知这个世界只靠自己一个或少数人来改变的可能性不大,要转化现实的或然率不高,但是因为受理想驱使,不能逃离现实世界。简言之,儒者虽然了解到客观上的有限性,但主观意愿上又不能放弃自己是现实社会成员之一的责任和义务。

儒者的精神动源绝对不是来自现实政权的既得利益,也不是全出之于超越的理想,而是由于文化历史的感受与个人人格自我完成的自觉,两者长期交互影响而来。因此,必须用著书立言、用立功立德来表现其终极关切。有了这层认识,那么就会理解《论语》《孟子》里提到为了仁义可以牺牲一己生命的理想,变成儒家志士仁人,为了大环境的改善或转化,或为了生民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的殉道气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杜维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426.html

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