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从现象学形而上学看西方学术的精神价值基础及中、西方学术异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5 次 更新时间:2012-02-16 13: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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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 (进入专栏)  

  

  本文以胡塞尔晚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一书及中国近代史著名学者丁文江、张君劢、冯友兰等对形而上学的理解为基础,分析说明:虽然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把“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一西方哲学术语引进到了中国,并应用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新阐释之中,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仍然主要停留在“形而上学”这四个汉字在中文里的字面意思,特别是停留在《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这句话来理解它的基本含义,从而与西方学者心目中的Metaphysics其实不是同一个东西。

  

  一、胡塞尔的形而上学观

  

  19世纪以后,欧洲自然科学在经过数百年的迅猛发展后日益显示出自身无与伦比的力量,由于它的特殊的科学研究方法所获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福利,使之日益成为人们心目中万能的“神”;由于它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只需要依赖于自身就可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也使之从以前屈从于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的地位彻底摆脱出来,笛卡尔、康德等人视哲学或第一哲学(形而上学)为一切科学的最高原理或最后基础的观点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神话。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西方兴起了一股反对形而上学的浪潮,以孔德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家认为,形而上学作为从神学通向科学的中间阶段虽然曾经为科学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它是建立在一系列错误的假定之上,这些假定包括认为存在诸如本质、实体、终极原因之类的东西,视之为是一切科学追求的目标。马赫通过他的“要素组合论”把一切事物归结为一系列感觉要素的组合,认为知识不是对事物本质的发现,而只是按照“思维经济原则”对感觉的整理。这样,马赫认为他已经成功地证明形而上学的破产,而一切人文科学宣称自己为自然科学的最高原理或最后基础的观点已经一去不复返。实证主义思潮的另一个最根本的观点是把“科学”抬到了至高无尚的地位,视之为一切人间学问的唯一准绳。这一思想一直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的维也纳学派,影响到当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并且这一思想也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尤其体现在1923年开始的那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常常是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来反对“玄学”[[i]]。在这一部分,我们拟从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出发来探讨形而上学与西方学术的精神价值基础的关系。

  实证主义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引起了胡塞尔的深刻思考,在胡塞尔看来,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在理论上存在着深刻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实证主义将世界上的一切归结为一系列感觉要素的组合,将知识归结为对感觉要素的关系,从而从根本上掏空了人类科学事业的精神价值基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胡塞尔发现,当人们沉浸于对科学成就的崇拜之中的时候,他们可能忘记了科学的一系列成就是怎样取得的,他们不知道“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胡塞尔,1988,58)。胡塞尔指出,事实上人们对于现象事物的认识并不是象实证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可以归结为一系列感觉的组合,而必具有下述特征(参胡塞尔,1970,103-189):

  (1)它必是以一系列先天的思维框架为前提做出来的。胡塞尔通过对“it”[它]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例如,一块石头从空中下落,它在不同时刻所提供给人们的感觉是不同的,单纯的感觉经验并不能告诉我们不同时刻的感觉可以代表同一块石头,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异口同声地把它们说成是“同一块石头”在下落,这一现象决不能用感觉论的观点来解释,而只能解释为人们思想时一种先天的思维框架在起作用。这就说明实证主义从经验论那里所继承来的感觉主义存在着严重局限。

  (2)人是在思维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中认识和思考事物的。这话的意思是:人们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生活体验的“场”来理解事物。一朵花对于一个生物学家也许只是一堆基因密码的排列,但是它作为送给情人的礼物在当事人心目中的含义就完全不同。不仅如此,人们还总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生活的体验来不断改变一个事物在其心目中的含义。因此任何事物都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本质,实证主义在反对“本质”的过程中事实上把科学以数学公式的方式对一个事物的描述当作了事物的唯一本质。这显然是不对的。

  (3)“理解”的优先性。人们最初理解事物并不是先给它下定义然后才接受它的,而总是在具体的生活体验中理解并接受它的。即使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也必是先在日常生活的理解中先知道了“它”是什么,然后才能去找出它的数学表达式的。如果没有日常生活中的“理解”在先,人们不可能知道那堆数字代表什么。“理解”必诉诸直觉,而不是逻辑的推理;“理解”必然是活生生的,而不是象数学公式那样缺乏生气。这样,“理解”必包含意义,并且因此而对个人来说具有直接的价值。这就是说一切科学研究必定有它的意义基础,后者存在于每一个“理解”中。实证主义将一切事物归结为感觉要素的组合,这样它就掏空了科学行为的意义基础。

  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这部胡塞尔生前最后一部巨著中,通过对科学行为的意义基础(即精神价值基础)的分析,胡塞尔以康德的先验唯心论为基础重新总结了人类一切行为的超验的根据,并将后者称之为“超验的自我”,而“世界”则成了“超验自我的客观化”,这样他就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本体论”(ontology of life-world)。毫无疑问,“生活世界的本体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胡塞尔试图以它来表明形而上学应当摘回“科学的皇后”这顶桂冠,因为只有通过形而上学才能找到科学的精神价值基础,找到科学的最后根据。在这里我们可以鲜明地发现,胡塞尔认为,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的基础,不是单纯从认识论上的意义上而言的,它首先是科学的精神价值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胡塞尔所建构的“形而上学”——作为“生活世界的本体论”——并不直接包含一套生活的指导原则;他所说的“超验的自我”不是一个价值的目标或本体,而是一切科学行为和人类意识行为的基础。当胡塞尔说认为事实与价值不分的时候,他并不是在提倡事实与价值不分,而只是通过他的“意向性”理论证明了事实与价值实际上“是”不分的,也就是胡塞尔并没有脱离求“是”的思维方式。因此,他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自己的新的形而上学仍然是一门“科学”。和中国古代的“形而上”之学不同的是,胡塞尔虽然把形而上学当作了科学的意义基础,但他做的工作决不能理解为试图告诉科学研究“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精神价值,而只是告诉我们科学研究必定是在怎样的精神价值基础上进行的。不过,胡塞尔所做的工作虽然是在求“是”,但是我们决不可以因此而认为他没有强烈的现实怀抱;相反,他一再强调实证主义对于科学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理解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参胡塞尔,1988,6)。

  

  什么是形而上学的理想

  

  胡塞尔又把形而上学称为普遍哲学,认为有必要搞清在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中“什么是在哲学的目标和方法中的最根本的、原初的、本真的东西。”(胡塞尔,1988,20)他指出:古代的哲学观念和今天的不同,但是在近代最初几个世纪它的特征仍然得到了保留。这种哲学观念就是:哲学是一门无所不包的科学,它的使命是要认识“整个存有者”(the totality of what is),一切具体科学都只是它的分支。这样一种哲学的观念最鲜明地体现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这个传统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它所追求的无非是:

  在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用一种严格的科学方式,即用一种进行逐一证明的清楚明白的方法,在一个无限的但具有合理秩序的研究过程中,包容一切有意义的问题。人们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地扩建最终在理论人联结一切真理的大厦,这样它可望解决一切可以设想到的问题——事实问题和理性问题,暂时的问题和永恒的问题(胡塞尔,1988,8-9)。

  胡塞尔进一步指出:

  文艺复兴时期的重新活跃起来的哲学也接受这一观点;它甚至相信,它已经发现了一种真正的、普遍的方法,通过运用这种方法,一种在形而上学中达到顶点的系统的哲学能够被构造出来,从而真正建成哲学的千年王国。(胡塞尔,1988,10)

  胡塞尔认为,这样一种伟大的形而上学理想,自从古希腊哲学诞生那天起就激荡着无数人的心灵,在近代,“一种被规定的普遍哲学及其方法的理想,造成了哲学的新时代和它的一切发展序列的开端。”(胡塞尔,1988,12)所谓“普遍的哲学及其方法”,指的正是形而上学及其方法。例如,笛卡尔在近代早期提出关于“第一哲学”的理想,关于要把严格的、类似于几何学的方法应用到形而上学中去的理想;又如,康德面对经验科学的成功,提出了数学和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问题,提出为什么形而上学不能成为科学的问题;又如,黑格尔试图用他的绝对理念的“辩证法”来从整体上把握这个世界,找到关于一切存在的普遍而绝对的真理。所有这些,无不贯穿着近代人的形而上学理想,即一门普遍而绝对的科学、作为一切科学的皇后的科学的理想。因而,在胡塞尔看来,“一种普遍的哲学的及其真正方法的真正理想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切历史上的哲学运动的最内在的动力”(同上,12-13)。按照胡塞尔的观点,只有理解了形而上学才能理解西方科学的历史,只有理解了形而上学才能理解西方学术的精神命脉,只有理解了形而上学才能理解两千多年来西方学术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只有理解了形而上学才能理解西方学术文化内在活力的源泉。

  

  形而上学是科学的精神价值基础

  

  实证主义所犯的最大错误可能就是,在彻底摧毁形而上学的欢呼声中,它也同时摧毁了科学的精神价值基础,因为“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归根到底也涉及到事实科学的可能性问题,因为在哲学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事实科学有其关系意义,有其作为真理对于存有者的纯粹领域而言的意义”(胡塞尔,1988,12)。胡塞尔总结道:

  因而,形而上学,即关于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的科学,应享有科学皇后的荣誉,它的精神决定了一切其他的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的最终意义。(胡塞尔,1988,10)

  实证主义把实证科学当作人类一切科学和知识的最高理想大加崇奉,然而它所崇拜的实证科学其实是个没有灵魂、没有精神基础的东西:

  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这些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普遍和必然的问题难道不需要从理性的观点出发加以全面思考和回答吗?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涉及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地自我决定的问题,涉及人能否自由地在他的众多的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的问题。科学对于什么是理性,什么不是理性,对于我们作为自由的主体的人,能够说些什么呢?(胡塞尔,1988,6)

  胡塞尔认为,实证主义的这种科学观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因为它导致“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实证科学对我们什么也没有说”(胡塞尔,1988,5-6)。

  

  形而上学与人性的价值

  

  形而上学不仅包含着科学的精神价值基础,胡塞尔还强调,它还同时是欧洲人人性的精神价值基础。胡塞尔认为,实证主义可能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样一种哲学-形而上学的理想,不仅是对知识的追求,而且意味着一种伟大的人性诉求。他们不知道,对于沉浸于形而上学的伟大理想中的人来说,“哲学”研究本身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成了使人精神获得解放、人格获得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形式。胡塞尔说:

  对于古代人来说,什么是根本性的呢?通过分析可以肯定,它无非是“哲学”的人生存在形式,即根据纯粹理性或哲学,自由地塑造自己,塑造自己的整个人生及其原则。理论哲学是第一位的。对世界的深刻观察必须不受神话和整个传统的束缚开展起来:应绝对毫无先入之见地认识普遍的世界和人,并最终在世界之中认识它的内在理性和目的,以及它的最高原则:上帝。哲学理论不仅使理论家获得解放,而且使一切受过哲学教育的人获得解放。理论的自主性伴随着实践的自主性。根据文艺复兴的主导思想,古人是在自由的理性中明智地塑造着自己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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