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哈维尔: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3 次 更新时间:2011-12-26 14: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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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进入专栏)  

  

  崔卫平谈她初次接触哈维尔时的状况说:“进入东欧这个领域,完全出于个人精神上的困惑迷茫,我原先的表达系统突然失灵,一下子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体验。属于经验和语言的分裂,就是说从既有的经验里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述那种情绪,但当时我还不能完全清楚地意识到问题在哪儿,就是感到一种极为庞大的晦涩,感到一切都需要重新表述。”

  崔说得很直白,她是由“一种生存经验的沉重”而发现并追随哈维尔的。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西方也发现了哈维尔,例如,以研究民主理论著称的政治哲学家约翰基恩,继1995年写作了托马斯潘恩的传记《潘恩:一种政治生活》之后,在1999年写了一部哈维尔的传记《哈维尔:六幕政治悲剧》。基恩喜欢哈维尔不是没有理由的,作为市民社会(现更多地被称为公民社会)的积极鼓吹者,他认为,市民社会的兴起,可以重划社会与国家的界限,扩大社会平等和自由。

  我比崔卫平年轻十岁,但也经历过崔卫平所说的痛苦,只不过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发现了互联网,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技术乐观主义者,相信技术的力量可以推动很多改变。但就像文学必将遭遇政治一样,技术也会遭遇政治。2007年,我在美国伯克利做访问,撰写《众声喧哗》这本书,研究随着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开始形成,特别是经由新媒体技术的作用,中国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出现分化的问题。我开始系统地阅读哈贝马斯,追溯马克

  思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论述,我大量阅读这方面的各种文献,终于发现,东欧的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曾经有过那么多关于市民社会的思考。由此我开始发现了哈维尔、库隆、米奇尼克……

  我们的发现同西方人的发现有何不同?我们比西方人更能感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在眉睫性。哈维尔讲过在上世纪70年代的布拉格接待西方“看客”的故事:他们如此热切地想要表示对一个真正的“异议分子”的支持。虽然这种友好姿态让哈维尔心存感激,但他也说到当西方人问“我们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他心里倍感挫折。对哈维尔来说,这样问意味着只有异议者而不是提问者的命运受到威胁。哈维尔写道:“难道对我的逮捕不是对来访者的一种攻击吗?难道对布拉格的一个人的毁灭不是对所有人的毁灭吗?”

  哈维尔“生活在真实中”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对日常政治的半真半假的不妥协。哈维尔从来不是一个异议分子,如有人所说:他,和追随他的我们,都是“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们要的是“好生活”,惟其如此,才努力建立一个“好社会”。如北岛诗云:“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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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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