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布拉格之春”中的米兰·昆德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1 次 更新时间:2014-09-28 2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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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 (进入专栏)  

    

   (一)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捷克人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一场改革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场运动是由捷克作家率先发起的,也是由他们阐释的。

   在东欧,捷克是最后一个并入苏联阵营的国家,也是保留斯大林主义最久的一个国家。1967年,昆德拉的《玩笑》面世成为文学界的一件大事,立即引起了社会轰动。昆德拉1929年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布尔诺,父亲是著名钢琴家。他自小喜欢音乐和读书,当过工人、爵士乐手,后来选择了文学和电影的道路,在布拉格高级电影学院任教。此前他已经出版过几部诗集,是很有名气的诗人。

   《玩笑》写成于1966年,最初书报检查员认为,小说中有关劳改营的描述“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要求删除这一段。但在昆德拉的坚持下,小说终于在1967年正式出版。主人公原是一位学生会干部,由于在给女友的明信片中开了一个政治玩笑,被开除党籍和学籍,放逐到矿区劳改营去服兵役。十五年后,他偶然遇到了当年整他的学生会干部的妻子,为了复仇,他开始设法勾引她,等到他终于如愿以偿时,他才发现时代已经改变,那个整他的人早已改变了观点,表现得比他还要适应时代的变化。更令人尴尬的是,他的仇人早已另有新欢,精心策划的复仇变得毫无意义,变成一个玩笑。

   小说表现了五十年代的政治惩罚,以及现代人灵与肉的分裂。作者后来在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个人无法避开历史,陷入个人圈套的人也会陷入历史的圈套:“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诱惑,他们拚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主人公的现实与过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需要从过去中去寻找现在的自我,这种异化现象反映了制度对生活的严重侵害。对已经习惯了歌功颂德的捷克作家来说,小说的真实性重新恢复了词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为布拉格之春的发生提供了一个人心的证据。

   作者对现实的反思还涉及到民间文化的消亡。未来既然是不可靠的,人们总还有过去,还有在若干世纪中活过来的古老的记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自我中心主义,造成了人与人的隔绝和孤独,温馨的乡村集体生活和古老风俗,婚礼,收割,节日里的歌舞活动,全都趋于湮灭。社会主义的“人民艺术”大力扶持民俗活动,重新将私生活与公共生活合并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一个什么都要被组织起来的社会,民歌变成了政治歌曲,民间舞蹈变成了青年团员的集体舞。《玩笑》描写了乡村婚礼时的“国王们的骑马”习俗,迎亲队伍穿着鲜艳的民间服装,骑在装饰着饰带的马匹上,一边唱着古老民歌,一边穿过乡村。民间歌舞从来都是艺术的源泉,然而,“一个源泉是不可能被组织的,如果它不涌出,它就不存在。”老一代满足于对民间音乐的拙劣模仿,年轻一代则喜欢爵士乐,对个人生活更感兴趣。主人公不无悲哀地发现,传统文化已无可挽回地失落了。一个既无未来又无过去的现在,历史在这方面又开了一个玩笑。

   这部小说的广受欢迎说明了一个事实:在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文学往往会取代新闻的作用。正如评论家米兰?简曼所说:“过去的历史之所以能给我们开残酷的玩笑,只因为我们被一种前所未知的非理性所控制,因为我们不能敏锐地提出问题。”对于大多数读者,文学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唯有通过文学来发现和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

   (二)

   1967年6月27日至29日,捷克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作为作协主席团成员的昆德拉首先发难,他在发言中强调了捷克文化与欧洲的联系,批评当局使捷克文学与欧洲文学隔绝开来,使得捷克优秀的文学传统被抛弃了,丧失了它的欧洲特征,成为枯燥无味的宣传品。“抒情的文体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它还只是在开始阶段,它唯一需要的是漫长、安定的和持续的时间。妨碍这种发展的,首先是纳粹的占领,然后是斯大林主义,一共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捷克文学同外部世界隔绝了,它的多方面的内部传统被抛弃了,它被降低到枯燥无味的宣传水平,这就是威胁着要把捷克民族最终被摈在欧洲文明外面的悲剧。”“对于我们目前的文明正在丧失欧洲的特征这一点,有时使我吃惊,而这个特征是同捷克的人道主义者和信仰文艺复兴运动的人的心是如此紧密地相连的。”

   昆德拉认为,自由当然应当有它的界限,这取决于当代的知识、教育和偏见等,但“哪一个进步时期从来都没有设法去确定它自己的极限!”时代的实质问题就是二十世纪的民主经验,需要人们去“消除现有边界的限制,并超越当前我们对人和人的命运的认识限度,从而赋予捷克斯洛伐克文明以鉴别力、成熟性和伟大性。”这里,昆德拉后来的主要思考已露出端倪,即强调捷克文化归属于欧洲,有着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这个传统的核心就是个人自由。

   继昆德拉发言之后,其他作家也在会议上对检查制度进行了抨击。作家们的发言与党内改革派形成合力,激发了民众要求改变现状的热情。捷克人突然对政治感到兴趣,男人们不再看报纸的体育版,因为政治话题更吸引他们。电视里争论着政治议题,到处都在举行集会,人们纷纷质问官员,报纸的销路增加了,读者争相阅读作协的周刊《文学报》。在1967年10月停刊前,这份周刊每期印行达16万份,当它于1968年3月以《文学日报》复刊时,印数甚至达到了26万份。

   这一切标志着公民社会的觉醒,并促成主张改革的杜布切克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推动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发生。四月,捷共通过“行动纲领”,提出“创立一个新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目标,内容包括党政分开,减少权力集中,让各阶层参政,建立责任内阁,引进市场机制,企业自主经营,保障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保证公民权利,取消书报检查制度,为大清洗中受迫害的人恢复名誉,独立的外交政策等等。

   知识分子普遍对改革措施表示欢迎,但对“行动纲领”仍然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有异议,媒体上不断出现批评党的文章,体制外剧作家哈维尔更是提出建立多党民主制的主张,认为民主的最好保证就是“对权力进行公开的和合法的竞争”。

   这一民主改革运动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军事干预。1968年八月,华约军队全面入侵捷克,苏联领导集团十分明白作家们的作用,入侵的苏联军队进入布拉格后,第一个占领的政府机关就是捷克作家协会。面对军事入侵,捷克人民展开了抵抗,布拉格电台的女播音员告诉听众:“他们要让我们沉默,但他们不能让我们的心沉默。”一夜间,所有路标都改了方向,村镇换了名称,占领军找不到地方,苏联士兵只能啃地里的马铃薯。大街上,人们围着苏联军人抗议,穿着迷你裙的姑娘们故意在坦克前露出大腿,挑逗手足无措的年轻士兵。

   但有意义的抵抗显然已经结束,捷共改革派领导杜布切克等人被挟持到莫斯科,签下屈辱的城下之盟,承认苏联的占领合法,杜布切克尽管仍保留了职务,但免职也只是时间问题。当他在电视上出现时,所有捷克人都看到了他那垂头丧气的样子。

   (三)

   同年12月,昆德拉发表《捷克的命运》一文,他讲到自己国家的历史命运,认为小国有小国的光荣和智慧,大国往往会因意识到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而产生集体意识和自大,自以为命定要拯救世界,追求政治上的对外影响和文化上的自我中心,而受强权摆布的小国命运就是抵制全球一致性的影响,维护自己的民族特点。

   在昆德拉看来,布拉格之春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实验,捷克人民求诸本国最优秀的历史传统,试图创造一个崭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模式,这个制度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是具有更高品质的民主制度。现在捷克人再次面临如何生存下去的选择,政权已经得到稳固,没有表现出倒退和压制的迹象,“没有人因他的观点而被封杀”,因此悲观的观点是没有理由的。八月事件不是一场民族灾难,法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捷克人应当保持平静,不应害怕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时期。从历史看,八月事件已经使捷克成为了世界中心,“布拉格之夏的意义最终也许大于布拉格之春。”

   这篇文章引起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不满,次年2月,哈维尔发表《捷克的命运?》,回应昆德拉的看法,对布拉格之春进行了自己的阐释。哈维尔1936年10月5日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大企业主和知识分子家庭,由于出身不好,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曾在一所化学实验室做过助手,同时在夜校学习。他先后担任过舞台技术人员、编剧、助理导演、剧作家,并在1963年公演了自己的荒诞剧作《花园舞会》,获得极大成功。1968年,美国纽约大剧院又上演了他的剧作《备忘录》。

   在苏军入侵期间,哈维尔一直在捷克斯洛伐克自由电台评说事件的进展,此后他担任独立作家俱乐部主席,同年起成为捷克独立笔会成员。哈维尔本人从来没有相信过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因而与昆德拉有着不同的政治理念。昆德拉将布拉格之春看作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体现,而哈维尔则认为,布拉格之春只是试图恢复捷克斯洛伐克以前的西方式民主制度。也就是说,昆德拉试图在社会主义语境中证明这场运动的合法性,而哈维尔的观点则意味着承认,苏联统治集团的看法是对的。在许多捷克人心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一共和国是捷克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如今这个战前像瑞士一样繁荣的国家,竟变成了中欧的贫民窟。

   这两位作家都是思考型的作家,与昆德拉强调历史文化因素不同,哈维尔更强调现实政治因素。他指出,每当爱国主义者不敢面对残酷的现实时,就会转向光荣的过去。但是,如果不想失去布拉格之春所争取的一切,就不能不直面现实。昆德拉可以不采取立场,但却不应假装他具有真正的批判精神。言论自由、政治多元化、经济重建并没有得以持续,许多人遭到逮捕,人们对法治的信仰怎么可能得到增强?昆德拉的“积极的怀疑”、“积极的不满”实际上源于他的怀疑主义,他以一种冷漠的态度预测当局可能的让步。

   哈维尔不相信命运的说法,他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我们不会因权力者的利己和地理的托词获得谅解,或因几个世纪以来处在统治与征服之间的我们对命运的幻觉而获得谅解。抽象的观念掩盖了我们的具体责任和行动。几年前,包括昆德拉在内,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侵占另一部分人的权利。他们的选择是热情的,这不是盲目的民族命运,而是我们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此时,哈维尔一定想到了1948年的二月事件,在那次事件中,捷共在人民的拥护下,掌握了绝对的权力。

   让哈维尔难以认同的是,昆德拉认为捷克自中世纪以来再一次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心,因为捷克人在追求“一个拥有创作和言论自由的社会主义,它没有拥有无限权力的秘密警察”。但在哈维尔看来,这种看法是华而不实的幻觉和自我陶醉,自由和法治是正常社会机制的基本前提,这不是历史的重大事件,而是正常的回归。如果这个制度声称它在试图消除非正义,不如说是它在试图消除自己积累的愚蠢。

   由于当局没有立即实行高压政策,给了昆德拉逃避现实的舒服感,得以置身事外地看待刚刚过去的历史事件。但世界从来都不是由愚蠢而不受控制的权力者与聪明而被约束的人民组成的。对民族文化本质的揭示,不过是为了掩盖事物的明显原因,命运论只会使人们的思考偏离真正的问题,使人们免除意识形态、偏见和幻觉的责任,忽略每个人的具体责任。如果遵循所谓的捷克命运,不仅将远离捷克的批判传统,而且会陷入民族主义的自欺。捷克人唯一的选择是意识到现实,丢掉幻想,不再陶醉于民族的光荣、智慧和文化。

   (四)

对于哈维尔的批评,昆德拉立即做出反应,写出《激进主义与风头主义》。他指出,捷克民族与它的文化关系密切,当局的去欧洲化使它脱离历史,而民族独立是捷克人多年的努力。由此可见,昆德拉试图从历史与文化上与苏联划清界限,但哈维尔却认为历史与文化的探讨过于空泛,应当从现实的“正常化”去思考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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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经·法经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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