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哈维尔的悲剧想象和公共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5 次 更新时间:2011-12-24 18: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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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进入专栏)  

  

  在悲剧创作早已衰微的二十世纪,悲剧的想象似乎越来越离我们远去,人生和公共政治的悲剧想象也就益发可贵。在那些继续能把人生和公共政治引入悲剧境界的思想家中,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哈维尔(Vaclav Havel) 是引人瞩目的三位。他们都有在极权下生活的直接体验。切身感受的灾祸和苦难带给他们对历史的悲剧感受和对政治的悲剧眼光。他们还都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背景,他们的悲剧感受包含着对人真实存在的关怀和想象。他们对悲剧所取的都不是审美视野,而是政治哲学视野,而且,他们都是以反抗极权的现实需要去重新解说悲剧的现代政治哲学意义。对他们来说,悲剧视野和反抗政治是一致的,文学的政治、人文的政治和道德的政治也是一致的。进入悲剧政治视野的首先不是血腥残酷的政治斗争及其无谓的牺牲品,而是在公共生活和政治行为中必然呈现矛盾的伦理追求和伦理冲突、自由意志和自由局限、权威诉求和权威威胁、秩序建立和秩序颠覆、理性光芒和理性桎酷。

  在雅斯贝尔斯、阿伦特和哈维尔那里,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悲剧洗涤恐惧和怜悯成为一种思考现代极权苦难的基本方式。这种洗涤对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具体意义。在雅斯贝尔斯那里,它代表着哲学性质的真理追求;在阿伦特那里,它体现为对公共政治行为和权威的的重新认识;在哈维尔那里,它转化为在极权谎言的统治下坚持积极而真实的生活。雅斯贝尔斯和阿伦特所持的是德国思想传统的悲剧观,悲剧是一种教育设置和公共权威,悲剧对全城邦的精神负有责任。哈维尔的悲剧观则带有中欧的人生悲喜剧色采,悲剧是人生有泪有笑的生存妥协,悲剧激励人去感悟生存意义,并与公众分享这种感悟。〔注1〕

  哈维尔和雅斯贝尔斯、阿伦特所处的生存政治环境也不一样。1945年德国纳粹灭亡以后,德国进入了民主宪政重建时期,对雅斯贝尔斯来说,纳粹统治的直接苦难已经结束。阿伦特于1933年逃离德国,1944年到美国,也已经不再受极权暴力的直接威胁。哈维尔则不同,苏军1945年进入布拉格时, 他才九岁,1971年27岁时他的作品即已在捷克遭官方禁售禁演。哈维尔1976年参加发起77宪章,从此成为持政治异见者,1976年遭软禁,1979 年至1983年入狱,1988年再次被逮捕。哈维尔长期生活在极权统治之下,在他那里,悲剧和现实政治生活之间有着一种迫切而逼近的联想,这与雅斯贝尔斯和阿伦特以希腊悲剧远距离透视现代政治生活有所不同。而且,哈维尔自1960年在布拉格ABC剧社担任舞台工作员,同年参加栏上剧社,前后八年,之后又不断从事戏剧创作。哈维尔极为熟悉戏剧和演出,他对包括公共政治在内的许多事情很容易产生与戏剧有关的自然联想。〔注2〕这使得他的戏剧和悲剧想法呈现出一种直觉、即兴和自然发生的特点。这和雅斯贝尔斯、阿伦特的哲学或历史性的悲剧论述有所不同。哈维尔的悲剧或戏剧联想也许并不系统,并不连贯,但却十分真实和真挚,这和哈维尔始终坚持的那种“生活在真实中”的态度是非常一致的。

  一 人文的和道德的公共政治

  哈维尔关心的是一种存在价值意义上的根本秩序,它高于政治社会中的现有权威和秩序。它与培育和维持公民精神特别相关,因为它决定人们如何回答那些与人的自由有关的根本问题,自由的目的是什么?自由对人之为人的意义究竟何在?自由的限制又在哪里?等等。这些都是基本的经典人文问题。哈维尔总是把政治引向对道德和精神问题的思考(把道德放在政治之前),总是坚持人的博大责任(一种比对我的家庭、祖国、公司、我自己的成功更高的责任),这些都带有与实用政治截然有别的人文道德气质。劳勒(Peter Augustine Lawler)指出,哈维尔政治思考肯定了“政治生活必须以哲学为基础”的想法。这种想法与现在通行的政治实用主义是针锋相对的。现代政治实用主义否定一切可能的普通人文价值和道德秩序,“既然人不需要服从任何(更高)的秩序,他自然也就可以为所欲为。”〔注3〕齐泽克(S. Zizek)尽管不满意哈维尔支持北约轰炸前南斯拉夫,但他也看到,哈维尔的政治立场是由于一向坚持神圣人性所决定的。〔注4〕神圣人性、人的存在秩序、普遍的价值、目的和自由,这样的经典人文关怀议题在现代政治中已经几乎绝迹。但它们还能在人文、艺术、戏剧中得到表现和探求。经典悲剧尤其是一个保存这种人文关怀的思想宝库,一个可以不断让后代追溯和记忆的探索前例。哈维尔正是从人文关怀出发,进而通过戏剧来探求现代政治之外的道德政治资源。

  哈维尔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剧作家。在政治体制之外和之内象他这么有直接而强烈个人经历的作家几乎绝无仅有。哈维尔的思想所特有的暧昧性很难从纯政治或纯哲学去澄清。反倒是处在这二者之间的戏剧(或者说广义的“文学”)更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特殊的观照视角。文学比纯政治或纯哲学都更能体现人生和社会真实中的那种往往并不统一、并不确定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对政治现实、政治变化和他自己的有关思想和立场,哈维尔用他自己最熟悉的戏剧去理解、想象和联想,恐怕要比用他并不特别擅长的哲学要方便得多,也自然得多。哈维尔的哲学思考(集中地表述在他1984年被囚禁时写作的《致奥尔加》中),也具有不少广义文学的特征。这种哲学思考往往带有叙述性,它从具体现象观察出发,无意于构造什么连贯统一的体系,对概念的运用也不讲究。它有点象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运用即兴的、普通的语言讨论思想问题。哈维尔的这种作家谈思想的方式给他招致了许多来自专业哲学家的批评,但却也因此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和听众。

  哈维尔的思想中既有现代的一方面,又有后现代的一方面;既有挑战和质疑秩序、权威的一方面,又有倡导和维持秩序、权威的一方面。他可以同时很 “前沿”,又很“老式”。这种情况在单纯的政治或哲学思考中成为一种非常态的“矛盾”,但在戏剧中却是一种常态的“张力”,一种不容简约的真实。哈维尔一直拒绝意识形态宏大话语的思考模式,坚持独立思想,“卸去传统政治范畴和习惯的重负,将自己充分向人的经验世界敞开。”〔注5〕贝亚德(Caroline Bayard)指出,哈维尔和利奥塔德一样,都是在致力于“破除”那些打着现代性印记的“宏大解放话语”。〔注6〕这些话语不仅包括极权意识形态,还包括补充或替代极权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莫托斯蒂克(M. Matustik)在哈维尔那里看到了一种针对民族本质论的“存在主义批判”。这种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坚持的是人的普遍性,它和哈贝玛斯所主张的那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激进民主”相得益彰。〔注7〕

  后现代的反普遍话语和现代的普遍人性和普遍价值,后现代的解构宏大话语权威和现代的维持普遍价值秩序,这些形似矛盾的关系在哈维尔那里形成了艾尔斯坦(Jean Bethke Elshtain)所说的“永恒的冲突”。艾尔斯坦用agon一词表述“冲突”,相当有意思。agon是一种文学形式的冲突,往往是在正主角 (protagonist)和反主角(antagonist)之间发生。在古希腊,agon还是一种在体育、戏剧、音乐、绘画等径赛时颁发的奖品。哈维尔思想中的现代和后现代因素之间存在的确实是这样一种喻义上的冲突。艾尔斯坦认为,哈维尔在运用哲学概念时有“笨拙……甚至冗赘”的地方。〔注8〕但是,与其把这看成是思想的缺陷,还不如把这看成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方式。现代政治中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单一不变的法则(形而上的确定性)。正因为秩序和权威既可以提升,也可以践踏人的价值,我们才格外需要用统观两面和审势度利的态度来面对现实权威。面对真实,接受真实,这是雅斯贝尔斯、阿伦特和哈维尔所共同重视和强调的“悲剧妥协”。悲剧妥协的概念来自黑格尔对悲剧作用的解释,但是哈维尔和雅斯贝尔斯、阿伦特一样,对“悲剧妥协”作了自己的解释。哈维尔虽然肯定悲剧妥协是悲剧政治观的重要内容,但他并没有完全仿效黑格尔,他在“悲剧妥协”概念中注入了自己在极权统治下获得的特殊生存体验。

  黑格尔提出,悲剧有两种基本的冲突形式。第一种,也是最突出的一种,表现在Aeschylus的俄瑞斯忒三部曲和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格尼》中。这种冲突发生在“社会普遍性的伦理生活和作为道德关系自然基础的家庭之间。”〔注9〕第二种冲突则是由于人的行为有不可预测的后果。这是预期的行为和不可预期的结果之间的冲突,“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普斯王》(Oedipus Rex)和《俄狄普斯在科隆那斯》(Oedipus at Colonus)中,给了我们最好的例子。”〔注10〕悲剧揭示了冲突双方各自的“片面性”,由此奠立了由悲剧情节所表现的妥协。这种妥协首先是明了 “(对立双方)代表具有同等合理的,但不同的伦理力量。”它们“不幸相互冲突。”通过冲突“各方的是与非和(一种更高的)真正伦理观念开始显现出来。这种经过净化的真正伦理观念克服了(原先双方的)片面性,被我们(观众)接受了。”〔注11〕悲剧展现的那种更高的、更客观的真实,这便是悲剧“永恒正义的想象。”〔注12〕黑格尔以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慈悲女神》(Eumenides) 一剧的结尾来说明这种永恒正义的悲剧想象。俄狄普斯的母亲帮助他的叔父杀死了俄狄普斯的父亲,篡取了王位,而俄狄普斯杀死了自己的母亲,犯下了人伦大罪。雅典对俄狄普斯行为的裁断是“有罪”和“无罪”各为一半。悲剧的结尾是, 俄狄普斯被赦免了杀母之罪,但同时也承诺修神坛祭祀维持母亲权利的Eumenidus(慈悲女神,大地母亲的三个女儿)。〔注13〕

  黑格尔认为,悲剧的“妥协”作用甚至要比亚里斯多德基于“恐惧”和“怜悯”的“净化”更为重要,“妥协的感觉……更在单纯的恐惧和悲剧同情之上。”〔注14〕黑格尔强调“与真实妥协”,这很容易被理解为消极地接受“永恒正义”。黑格尔坚持历史本身就代表超然的精神力量,他确实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影响历史或永恒正义的空间。事实上,历史并不能给人在历史中的行为设定一个无可改变的最终目的。反倒是人的行为使得历史和历史的发展充满了偶然和不可预测性。人接受现实的真实性,这本身就是一种人的思想和理性行为。接受真实不等于接受现实本身。恰恰相反,接受真实可以是在为改变现实作准备。阿伦特对此有非常到位的说法,“人活在现世,就得了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就是你们从黑格尔那里知道的意思,那个起到决定作用的‘妥协’--(不是被动者的妥协,)而是作为一个思想者运用理性的妥协。”〔注15〕阿伦特研究纳粹和斯大林极权,哈维尔分析捷克斯洛伐克的后极权,都是一种行动意义上的妥协。他们接受和面对极权的真实,不怨天尤人。他们认清这一真实,没有不切实际的无谓幻想。他们以自觉的反抗积极生活,为的是改变这种真实的现实。

  二 悲剧视野中的公共生活

  在哈维尔那里,悲剧妥协还有一层比直面现实世界更高一层的含义,那就是面对人的存在所必然带来的“重负”。皮罗(Robert Pirro)指出,哈维尔坚持关于人的存在的悲剧妥协是有针对性的,那就是,极权统治按照它的意识形态蓝图来改变人性,扭曲真实,不惜走向极端。这是与悲剧妥协完全违背的。这种谬误的乌托邦不能与存在的重负妥协,自以为“用一本关于解放的小册子……就可以代替人与良心和上帝的对话。这种对话其实是艰难的, 永不停止的,也是不可预测的。”〔注16〕存在的重负要求人不断在多种并不完善的选择中进行选择,不要用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来寻求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和一劳永逸的救世良方。不愿接受存在重负者必然会到假大空的解决方案中寻找思想的避难所。悲剧的力量在于展示假大空的解决方案多么容易把人推向极端,引向无可挽回的灾难。如莱辛所说,悲剧的主要作用就是净化极端,悲剧妥协使人能对意识形态极端和思想捷径的危险有比较清醒的意识。哈维尔指出,“思想捷径的极端例子有的很悲哀,有的很悲剧,有的则是罪大恶极。”那些在思想捷径上迷路失足或者甚至走火入魔的人物包括“马拉、罗伯斯庇欧、列宁、波尔巴特。”〔注17〕

  哈维尔主张人生责任的悲剧妥协,还体现在他特殊的中欧和捷克斯洛伐克意识(相对雅斯贝尔斯和阿伦特而言)。哈维尔称中欧为“欧洲所有冲突(不断交汇)的传统十字路口,”这块地方“见证了欧洲各种各样灾难的起源,”在中欧“恐惧和危险成为人生经验的一部分,需要予以特别强烈的感受和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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