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关于“高层-基层革命”与“权利-行为规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6 次 更新时间:2011-12-26 13: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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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  

  

  2005年,我在美国读到一本刚出版的英文新书,题目叫《中国的民主未来》,作者布鲁斯·吉利是美国的一位驻华记者,后来他2008年在普拉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这本书大胆预言,中国大陆将于2020年实现西方意义的民主化,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个民主化的可能过程。无独有偶,在2011年12月16日出版的《华盛顿季刊》上,刘瑜发表了“中国为什么将民主化?”一文(Yu Liu&Ding dingChen(2012):Why China Will Democratiz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35:1,41-63),同样断言中国将于2020年前后实现民主化。

  我假定本文的读者都不反对中国民主化,“要民主”的问题不用再讨论,要讨论的是8年后是不是就能“有民主”。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先来冷静地分析一下2020年中国到底能不能实现民主化,然后我们再来分析韩寒的“不革命”,看看韩寒为什么会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需要革命”,看看韩寒的“不革命”是否不同于李泽厚的“告别革命”。

  

  1,“现代化假说”与“民主定义”

  

  刘瑜对中国民主化的乐观情绪来自四个方面的理由:经济发展,文化变迁,领导倾向,外部环境。

  “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是西方学术界中非常流行的一个“现代化假设”。刘瑜曾经在早些时候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现代化理论的兴起、衰落与复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一文里详细分析了这个“现代化假设”,并在那里得出了一个极其明确的结论,认为“任何时候对现代化理论下定论都为时过早”。可时间没过几个月,刘瑜现在突然认为:“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将是中国民主化的动力”。

  刘瑜对“现代化假设”的突然“认识转变”不仅是一种草率,而且主要是一种“基本方法论”上的认识失误。我自己在“如何利用统计学欺骗民主?--关于人均收入与民主的因果关系”(“共识网”,2011-03-01)一文里分析过,这种认识失误主要是没有用“逻辑的经验实证”去指导“数据的经验实证”的结果,是在逻辑糊涂情况下上了“统计欺骗”的当。正是由于没有坚定的“基本方法论”信念,刘瑜对自己的明确结论就会随着场合的需要而出现摇摆。

  不幸的是,这个“认识欠缺”问题在她的文章里还进一步从“民主定义”问题上暴露出来。实际上,讨论“中国为什么会民主化”的刘瑜并没有给民主一个明确的定义,她显然认为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民主。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假定过分有利于她文章的结论,因为事实表明,即便是民主问题的专家也未必能看清中国的民主问题(见“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如何在民主问题上混?”,“书面民主是个好东西?”,载于“选举网”,2011-12)。

  不给民主下定义怎么就有利于“中国会民主化”的结论呢?很简单,当刘瑜所讨论的民主既可能是“多党自由的竞选”(“多党民主”),也可能是“非多党非自由的普选”(“一党民主”)时,“中国将民主化”就更容易成立。刘瑜的整篇文章正是利用这个“混定义”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的,她在实现“一党民主”可能性的论据就很容易被“混”成实现“多党民主”可能性的论据,这在她引用温家宝和俞可平的言论时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可问题是,刘瑜所要论证的民主百分之百是“多党民主”而不是“一党民主”。所以,刘瑜的“混定义”手法依然不是“学风欠缺”问题而是“认识欠缺”问题。也就是说,刘瑜对在中国实现“多党民主”的愿望是真诚的,但她这个真诚的“民主愿望”在转换成“民主认识”时,其转换逻辑不幸中断在西方民主理论的信念里而不能延续到中国的政治现实里。

  更加明确地说,当刘瑜在“现代化假设”的问题上前后矛盾时,她已经迷失在西方传统的“数据的经验实证”里,从而用“数据民主”取代对“逻辑民主”的究诘。当她进一步迷失在“多党民主”与“一党民主”认知陷阱时,她至少已经“在逻辑上”完全不顾中国现实中的“书面民主与现实民主的区别”以及“事件民主与制度民主的区别”。

  更加直截了当地说,刘瑜同中外的许多民主研究者一样没能认识到,民主的本质实际上是“破除政治垄断”而不是“民权普选”。所以,分析中国的民主化根本不在于分析“民权普选”的可能趋势,而在于分析“政治垄断”如何可能被打破。否则,就会心里想的是“多党民主”的可能性,可实际上论证的却是“一党民主”的可能性,结果错把“改善政治垄断”的现象当成了“破除政治垄断”的证据。而更深一层的“认识欠缺”,则是把“中国政治”当成了“一般政治”,漏读了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含义,漏读了中国精英和民众的“单一权威信仰”,从而高估了外界和象她那样的学者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力。

  

  2,“现代化假说”与“绩效合法性假说”

  

  如果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并不能支持“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的结论,那么具体到中国,为什么“经济发展未必导致民主化”?首先要理解的是,在不支持“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的各国经验里,包含的是一些普遍的因素和一些各国独特的因素,而正是这些“各国独特的因素”在决定着民主化的程度和可能。

  当刘瑜用东亚地区“儒家经济圈”的民主发展去论证“现代化假设”时,她忽视的是大陆生态与海岛生态在“演化博弈”结果上的不同(见“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什么?”一文,“选举网”,2011-3-21)。当刘瑜用世界各国的统计数字去否证“绩效合法性假说”(即经济发展有利于政权巩固)时,她忽视的恰恰是中国特色的“天命观”,这是一个包含“暴力合法性”与“绩效合法性”的中国传统观念,也是一个实利主义的中国人所本能认同的观念。

  在否证“绩效合法性假说”对中国的适应性时,刘瑜不能一方面承认经济发展的持续,另一方面又简单地认为青年人视现在的生活水平为理所当然,认为人们会对高税收、高通胀和经济的可能停滞产生不满。原因很简单,蛋糕做大后分配问题会激化,但大蛋糕毕竟比小蛋糕好,更重要的是:

  第一,中央财政实力令人不满的增加,却在实际上巩固了中央政权的再分配能力和政治支配力(财大气粗有钱维稳);第二,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本就不是典型市场经济的“循环型增长”,即便外部环境会影响对外贸易和投资,它仍然是行政驱动的非典型市场经济的“政绩型增长”(你看看那些地方官员的GDP冲动);第三,即便在典型市场经济里,消费驱动的增长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升级,同样无法避免金融危机、经济动荡、贫富差距和腐败,所以经济波动与不均本身,根本不是否证“绩效合法性假说”的真理由;第四,中央政治经济实力的上升还伴随着一种其含义还远未被理解的“中央政治制度变迁”,“一党限任模式”确实比朝鲜的“家族政权模式”或苏联的“终身专制模式”更不好倒,而这也正是刘瑜的文章所漏读的(见“解读中国这个谜---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一文,“选举网”,2011-10-1)。

  

  3,政治文化变迁

  

  关于政治文化的变迁,刘瑜列举了青年人对政府的不满、对自由民主的希望、群体事件的增加、政府维稳费用的上升、知识阶层的民主倾向、韩寒热与微博热、部分媒体的自由倾向、网络信息的传递等等,试图证明中国文化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不利于民主,认为“许多保守的趋势是表面化的”。

  我完全同意刘瑜现象罗列中的含义,但刘瑜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如此认识实在令人吃惊。刘瑜只从“制度需求”方面而没有从“制度供给”方面讨论“政治文化”,在“制度需求”方面,刘瑜也没有对“争利”、“争权”和“夺权”这三者作任何区分。这就是我上文提到的,刘瑜根本不能从“破除政治垄断”而不是“民权普选”的层次上去理解民主,中国民主化的核心问题恰恰是在“政治垄断”而不在“民权普选”上,恰恰是在“制度供给”方面而不在“制度需求”方面,恰恰是在“夺权”上而不在“争权”和“争利”上,“争权”和“争利”恰恰就不能导致“夺权”。

  中国“政治文化”的第一大要点是“一山不容二虎”,是“制度供给”方面的“政治垄断”。不抓住这个要点,一切现象罗列都是浮云,一切从“制度需求”方面的民主化论证都是“一党民主”而不是“多党民主”的民主化论证。刘瑜似乎已经迷失在“民主的细节”里而看不到“民主的逻辑”。

  正是如此,刘瑜把“制度供给”方面的“政治文化”归结到“反历史假说”的偶然事件上,说“要是切尔年科多活20年、邓小平少活10年,苏中两国的民主化就会大为不同”。刘瑜接着讨论了三个涉及“书面制度供给”却不涉及“现实制度供给”的问题: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在多大程度上认同民主?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推行民主实践?政治派系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民主化前景?

  刘瑜不出所料并不厌其烦地引用了温家宝近年来的民主言论,可由于在“一党民主”和“多党民主”简单区别上的漏读,她不仅没能证明温家宝的民主言论是“多党民主”言论,反而把温家宝的“一党民主”言论当成了“多党民主”言论。不管是温家宝所明言的“选举、司法独立、制衡”,还是俞可平所主张的“渐进民主”,它们通通都与“多党民主”无关,都可以是“一党领导”下的民主化。这也是刘瑜所再次漏读的中国“政治文化”的第二大要点:用“书面政治”粉饰“现实政治”,用“书面民主”粉饰“现实民主”。

  这让我想起俞可平在2011年1月20日《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敬畏民意”一文,不少人因为他说“如果大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人民就有权收回委托给执政者的权力”而激动不已,可大家却没有认识到,俞可平的前提是中共已经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作自己的宗旨,公民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有效的保护,某些官员的不当行为是与党的宗旨相悖逆的。瞧瞧,人家多高明,一个实证问题(民主制度)到了他手里就变成一个规范问题(民主宗旨),“多党民主”已经被卖成了“一党民主”了有人还在那高兴地数钱,然后还敢老说“民主不是理论问题”。

  刘瑜提到,人们可能利用领导人的讲话来支持自己的民主诉求,可这依然是一个“争权”和“争利”的问题,是一个“事件民主”而不是“事件民主”能导向“制度民主”的问题(如“乌坎事件”不可能改变“选第二把手”的制度)。刘瑜说,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不可能成为替代西方民主的模式,可问题是中国“政治文化”的要害根本不在做而在说,“做的不是说的,说的不是做的”,并且这样居然能够得逞,那才叫“中国特色”。实际上,刘瑜对中共民主实践(包括党内“公推直选”等民主实践)的谨慎态度,已经完全否定了她自己的乐观情绪,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表明:刘瑜的文章几乎就是“为了到国外刊物发表而发表”的“逢场作戏”,至少也是“认识欠缺”情况下的“为赋新词强作愁”。

  

  4,领导的民主倾向与外部环境

  

  刘瑜把“政治派系”斗争看成为“民主的朋友”,认为中共高层出现“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刘瑜特别强调的是新的最高领导人个人权威的递减,以及执政党本身的停滞对这个递减的强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薄熙来和汪洋的地方政治实践在“争夺影响力”上可能会成为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竞争对手。

  这里,刘瑜显然是把“地方行为”与“中央行为”混为一谈了(见“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论中共高层领导的行为模式”一文,“选举网”,2011-7-3)。

  刘瑜引用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新秀达伦·阿西莫格鲁的话说,民主改革是政治精英避免革命的理性选择;还引用美国政治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话说,新一代政治精英在实际利益上可能趋向保守,可利益与价值的认知冲突也可能出现偏向价值理念的爆发(在韩寒看来,这叫“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见“说民主”,2011-12-24)。在我看来,问题根本不是西方的学者说得多正确,他们的问题同刘瑜一样,都是不能把貌似普遍的真理放到一个具体的文化情境中去理解。也就是说,问题根本不是“民主的细节”,问题在于“民主的文化细节”。如果中国的民主化仅仅是个“民主的细节”问题,我相信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民主化早就成功了。

  实际上,阿西莫格鲁在“制度如何成为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一文里提出过一个“制度理论”,认为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状况决定一个社会的当前权力分配,当前的权力分配又决定了当前的经济制度,并决定了未来政治制度的演变;如此,经济发展的状况就是由当前的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政治与经济的紧密关系不是“现代化假说”描述的那样,而是他所认为的“关节点假说”的情况:在某些历史的紧要关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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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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