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中国若动荡,比印度还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7 次 更新时间:2013-08-08 20: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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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起飞几乎是同时发生的。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的时候,印度也着手改变自己的计划经济模式;1990年代初,中国加快了市场化步伐,印度也启动了自己的改革开放。

  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可由于相近的大国规模和类似的经济发展速度,印度在经济上赶超中国,便成了近年来在国内外被再三提起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中国人心里想的是欧美,想的是从经济和制度上都赶上欧美,所以有不少中国人,内心深处其实是看不上印度的。只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印度赶超中国的话题又开始升温了。由于印度在软件行业、资本市场、司法独立等方面确实也有值得一提之处,“不可信其无”的心理就在一些人那随着情绪而出现了。是啊,如果中国经济能赶上美国,印度经济为什么就不能赶上中国呢?

  可是,情绪和愿望是一回事,事实及可能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赶超中国”会不会也象俗话说的“只有光而没有热”呢?其实,话题本身是有模糊之处的,例如,说“经济上赶超”,这指的是总量GDP还是人均GDP呢?是GDP的总体规模还是增长速度呢?GDP之外的“购买力平价”又怎么样呢?还有,在分析经济发展的原因时,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经济效率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还是应该强调财产权利对经济总量的影响呢?环境问题和其他社会代价又如何算呢?

  最重要的是,如果印度本身真不行,中国会不会因为自己的什么潜在危机而更不行呢?问题和头绪很多,我们还是一步步来分析。

  

  1,数字的对比

  

  当我们考虑“总量GDP还是人均GDP”时,人口的因素就进入了“印度赶超中国”问题的视野。最近又有西方经济机构预测,在203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后,印度的经济规模可能在2050年赶上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因素在中国经济赶超美国时没有成为障碍,但当中国的总量GDP超过美国时,中国的人均GDP仍将远远地落后于美国。在中印对比时,人口因素会对印度赶超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吗?

  从现在到2050年还有不到4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过去40年(1970年到2010年)的中印情况对比。

  根据联合国统计机构(unstats.un.org)提供的资料进行计算,按可变美元价格来分析,中国对印度的GDP比例,从1970年中国是印度的149%,1980年的166%,1990年的124%,上升到2000年的255%,2010年的333%。就是说,40年内,中国从经济总量1倍多于印度,发展到3倍多于印度。相应地,中国对印度的人均GDP比例,从1970年中国是印度的103%,1980年的120%,1990年的96%,上升到2000年的216%,2010年的310%。也就是说,40年内,中国从人均GDP大约等于印度,发展到3倍多于印度。

  很清楚,同样在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产量增长都大大优于印度。而且,即便是考虑了通货膨胀及汇率因素之后,情况也是如此。用考虑了通货膨胀的不变美元计算时,1970年代的中国经济规模小于印度,但到了2010年,中国经济还是3倍多于印度;用考虑了通货膨胀及汇率因素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时,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和人均产量还是2倍多于印度。

  与此同时,按照联合国的统计资料,中国对印度的人口比例,从1970年中国是印度的144%(8亿比5.5亿),下降到1980年的138%(9.6亿比7亿),1990的129%(11.2亿比8.7亿),2000的118%(12.5亿比10.5亿),2010的108%(13.2亿比12.2亿)。也就是说,40年内,中国人口增加了5.2亿,印度的人口却增加了6.7亿。

  要害的地方是,40年来印度人口的增加,不仅没有使印度保持经济规模接近或大于中国,却反而是使印度经济在总量和人均上的落后都持续扩大。结论很简单,中美经济总量比较时,中国的人口不是、也不会是什么负担;中印经济总量比较时,印度的人口即便没拖累,至少也是没有起什么好作用。过去40年如此这般,未来的40年,印度又能拿什么超越中国呢?

  

  2,人口是个什么问题?

  

  上述事实当然不是什么秘密,可还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干活的人少了,被扶养的人多了,经济发展速度就会降下来。美国、日本战后的高度经济增长,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无不和人口的增长和结构息息相关”(见薛涌:“印度超越中国是迟早的事”,《中国经济网》,2010-10-28)。这个观点企图证明,中国人口的日益老龄化,将会使印度获得更大的比较优势。

  从过去40年的数据看,这个观点当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过去的40年里,从人口增加速度比中国更快上,印度也一直在获得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好处,可这个好处并没有使印度变得更好,反而使印度相对变得更坏。而印度未来人口结构上的更大好处,面临的将是更大的人口总量压力。在人口总量压力还没那么大的过去40年里,印度经济对中国的相对落后尚且在持续扩大,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印度在未来40年会突发奇迹呢?

  更致命的问题是,“干活的人多经济发展会快”,这个观点完全违背经济学的常识。人多时,一方面当然是人力资源丰富,可另一面,却是(产生了)就业有没有着落这个更大的问题。只有假定人口增加,能够伴随着有效率的就业增加(不能有“磨洋工”之类的“隐蔽失业”),“人多力量大”的观点才能成立。很不幸的是,就业问题恰恰一直是印度的大难题。

  按联合国的估计,印度的人口可能会在2030年前后,就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属的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称,如果印度的生育率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得很厉害),到本世纪末,印度人口将可能达到中国人口的两倍,世界人口也将突破100亿。虽然这只是各种预测中最悲观的一个,但它表明印度在人口高峰过去之前人口压力确实很大。

  按照印度联合健康部的说法,2045年印度人口稳定在14.5亿的目标已经无望,现在只能争取在2060年将人口稳定在16.5亿左右。“除非暴增的人口得到控制,否则的话,教育、医疗、食品、住宅、干净饮用水、保健卫生及清洁环境都无从谈起”(见“印媒称2045年印度人口难稳定”,《环球网》,2011-01-12)。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更快发展还怎么可能?

  另外,在过去的40年里,印度经济的重心和比例,从有利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制造业,持续地转向了不利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服务业,印度的就业问题因此变得更加严重。随着人口的继续上升,印度要考虑的,恐怕就不是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好处,而是人口结构年轻化所带来的更大就业压力。印度政府现在更操心的,与其说是解决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还不如说是如何更好地将避孕用品送货上门,并以相当于成本10%的价格卖出,甚至干脆白送。

  想想看,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人口却马上就要超过中国。人口拥挤和人口爆炸是突发事件、社会危机、甚至是国际冲突的温床。实际上,人口问题还是考验制度能力的大事,因为过激的计划生育会损害人权,不计划生育也会损害人权。关键之处是,过激的计划生育对人权的损害是明的,不计划生育对人权的损害则是暗的。所谓暗的,就是经济学里讲的“负外部性”,它是一种无代价、附带性的资源损耗和资源拼抢。就像空气污染,排污时无代价,污染本身是生产或消费的附带行为,可结果损害的是别人的生活环境。

  人口的量是个难题,太少了不行,太多了,就变成类似于污染的影响和干扰。突破人口总量的临界点,个人对社会的净贡献就会递减。可麻烦的是,具体的个人不是平均意义上的个人,谁也无法事先知道个人对社会的净贡献,谁也不想成为“社会的累赘”,但个人的平等权利合成起来,就在宏观上导致了大量“负贡献人口”的出生。现在印度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以对人权的暗损害,去替代对人权的明损害。人权通过“负外部性”而被损害,这就是本书作者提出过的“民主公地悲剧”的观点。除了印度的人口问题外,西方的赤字公债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当然,“民主公地悲剧论”是一种实证的历史哲学,不是一种规范的政治哲学,“民主公地悲剧论”不是在反民主,而是在描述民主的历史结果(见方绍伟:“产权国家论”上篇,《领导者》2010年4月号)。

  理想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2.1,即育龄妇女平均生2.1个小孩,实现人口的自然代际更换。目前中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1.4至1.7,印度是2.6至2.8;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左右,印度则仍高达15‰左右。由于低生育率、人口老年化和个人权利问题日益突出,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是到了适当放松的时候了,但是,印度的“人口公地悲剧”却仍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结论很简单,那些内心深处不把印度当回事的中国人是有理由的,“人口公地悲剧”问题不解决,40年内“印度赶超中国”就是梦话。我们中国人老说“崇洋媚外”,这个“崇洋媚外”也许包括“东洋”的日本经济,但决不可能包括印度经济,印度经济实在没有什么可媚之处。

  

  3,经济发展的原因

  

  在人口问题之外,也有别的“印度赶超论者”,从其他方面去分析印度的优势。华人学者黄亚生先生就认为,印度在法治、司法独立、资本市场、企业家精神、市场竞争、产权保护等方面都优于中国(见黄亚生2003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的“印度能超过中国吗?”及2012年3月9日《财经网》的“中国模式不存在,印度或超越中国”两文)。不过,印度的腐败也超过了中国。按“透明国际”公布的过去10年(2002-2011年)的“廉洁指数”(“贪腐印象指数”),中国大陆的“廉洁指数”是3.2至3.6,印度过去10年的“廉洁指数”是2.7至3.5,印度的廉洁低值和廉洁高值都比中国大陆差。

  即便认为中国的腐败与印度的一样糟,中国在基础设施、侨资外资、高储蓄率、教育水平、政府推动等方面却优于印度。中国的成人文盲率不超过一成,而印度的成人文盲率大约是三分之一。但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印度的上述优势,能够如黄亚生所说的那样使印度实现赶超,那么,在过去的20年里,这种赶超效应为什么偏偏没有发生呢?在黄亚生2003年文章之后的近10年里,这种赶超效应为什么也没有发生呢?而且,为什么实际的结果偏偏是印度的落后还在持续扩大呢?

  黄亚生还认为,中国是“自上而下型发展”,印度是“自下而上型发展”;中国依靠外资,印度依靠内资;印度超越中国的前景,可以从依靠私营经济的浙江超越依靠外资经济的江苏的类比中看到。可正是在这里,黄亚生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道理很简单,浙江和江苏在制度背景上的“强政府推动”因素,是根本不能被抽象掉的,而“强政府推动”,恰恰是印度“自下而上型发展”的不足。也就是说,只有浙江以中国的制度为背景、江苏以印度的制度为背景,黄亚生的类比才能成立。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依靠外资还是依靠内资,问题在于对经济发展原因的总体理解。

  简单地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该国的“相对投入变动”、“相对优势变动”和“相对制度变动”(见方绍伟:“产权国家论”下篇,《领导者》2010年10月号)。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之所以能扩大对印度的经济优势,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在法治和市场竞争上的单项劣势,被这个“三大相对变动”上的总体优势所超过,而“强政府推动”的因素,碰巧也反映了中印两国在政治文化传统上的差别。黄亚生把“中国模式”比附于“拉美模式”也表明,他似乎漏读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惯性和新变动;从经济上而不是从政治上去把握“中国模式”,也正好是他误读“中国模式”本质和经济发展原因的缘由。

  当然,这里讨论的仅仅是一个总量GDP和人均GDP的实证问题,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财产权利、社会效益和平等分配等规范问题,并且也会涉及到这些规范问题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因此,中印两国的经济比较,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中国如何去平衡自己的“相对投入变动”、“相对优势变动”和“相对制度变动”,如何去平衡财产权利、社会效益和平等分配;第二,印度如何去平衡市场制度的优势与政府效率的劣势,如何去平衡个人权利与“人口公地悲剧”的矛盾。

  未来40年,中国在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上的挑战显然是巨大的,但是,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印度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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