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中国模式为什么没有崩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11 次 更新时间:2014-06-07 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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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  

 

本书第一章在谈到中国发展的可持续问题时,曾提起现存的三种不同观点: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现状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层“民粹化”与上层“寡头化”终将导致“权威之乱”;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权威主义被彻底否定,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民主之乱”;还有一些人认为,“权威之乱”和“民主之乱”都不会出现,中国经济也许会有危机,但中国的发展势头不会有大问题。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谜,不管具体论据如何,这三类观点的争论进一步使中国前途的迷雾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不过,“中国崩溃论”一直是其中的一股暗流。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内外的不少观察家一直在预言中国政治的崩溃,进入新世纪之后,更多的人开始谈论“中国模式”的消亡。意外的是,时至今日中国不仅没有崩溃,“中国崩溃论”本身反倒似乎不妙。对于希望或不希望中国崩溃的人来说,“中国模式为什么没崩溃”就成了一个极大的谜,“中国模式会不会崩溃”则是一个更大的迷。

 

1,“冷酷实证”方法论

本书最后一章的目的就是为读者揭开这两个谜。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开这两个“中国之谜”,这个办法也是本书所或明或暗地一直坚持的“冷酷实证法”。“冷酷实证”就是尽量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场去观察中国,尽量不作或只作最低限度的价值判断,并在直达事物的本质之前不提出任何政策主张或价值规范。“冷酷实证”与“一般实证”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为实证而实证”。

我们中国人对亲疏贵贱十分敏感,所以这个“无立场”的方法对大家来说可能很难接受,甚至会认为不可能。可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只有采用这个策略才能不受任何政治立场所累。一个学者一旦被政治立场所累,他对现实的判断,就会变成对寻求改现实的判断,以致于他会仅仅看到那些倾向于否定或肯定现实的因素,他会因为这种“选择性失明”而不再可能直达事物的本质。我们可以把这种“以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为代价”的感情倾向称为“规范冲动”。“冷酷实证”就是要在避免“规范冲动”的前提下解开“中国之谜”。

老子说“天地不仁”,庄子说“至仁无亲”,要直达事物的本质,就不得不“冷酷无情”、“不仁无亲”。我并不认同“存在即合理”或“强权即真理”的观点,本书涉及的只是现实的存在性,不是现实的合理性。“规范冲动者”不透过价值就无法认识现实,但是,立场是认识的累赘,认识才是学者的生命。

 

2,中国的“崛起”、“被崛起”及“持续崛起”

有没有“中国崛起”或“中国奇迹”这回事?这是一个仍在争论的问题。中国的“崛起”和“没崩溃”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这里先简单讨论一下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然后再着重分析“没崩溃”的原因。

古代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明万历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清末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经济落后进一步加速。新中国建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GDP一直徘徊在世界前十名开外,到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才突然开始发力,并在10来年内连续超过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2010年,中国进一步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2030年之前中国将可望超过美国。

从1979年到2011年,中国的GDP连续四次每八年翻一番。从近代历史上看,一国GDP翻一番的时间,英国用了58年(从1780年起),美国是47年(从1839年起),日本是33年(从19世纪80年代起),而印度尼西亚是17年,韩国是11年。历史上,人口城市化的比率由20%升到40%,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前苏联经历了30年,日本经历了30年,中国则只用了22年。另外,人口在100万以上的中国城市早已超过了200个,远远多于美国和欧洲同等城市的总和。

肯定“中国崛起”的人认为,象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时间长度,确实存在国际先例,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在类似的速度和时间长度下有中国这样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连续四次每8年GDP翻一番的,在1970年以后做到的也仅有中国一家,所以,时代不同带来的可比性问题,并不能降低中国的发展成就。

当然,如果按人均计算,中国的GDP现在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美国的十一分之一,中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也在100位之外。所以,低调一些的人认为,虽然中国的GDP已经从30年前的10名以外,变成了如今的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然“遥遥落后”,即便经济增长率和汇率升值使中国的GDP在未来十几年内赶上美国,人均GDP再过几十年也未必能超过美国。更加重要的是,国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欧美大约为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只有12%左右。当然,如果考虑农民收入难以统计的因素,还有灰色收入等其他因素,中国的比例可能可以调高一些。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老百姓收入的3倍左右,而很多发达国家正好相反。财政收入当然可能“用之于民”,但就像本书第三章所分析的,与“身份权”相关的“逆向福利”问题依然严重。

在另一方面,否定“中国崛起”的人,则偏向于只看中国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不缺的还就是问题,例如: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物价房价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贪污腐败问题,政治民主问题,教育医疗就业问题,社会管理治安问题,暴力拆迁、违规征地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等等。面对这么多严重的问题,很多人相信存在的只是中国的“被崛起”。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只有政府在崛起,权贵在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中国有的是“一半崛起”或“崛而不起”。

所以,有没有“中国崛起”,就要看你是强调规模,强调人均,还是强调问题。但是,本书所说的“中国崛起”既不只看规模,也不只看人均或问题,而是强调“制度”。根据标准的西方观点,中国的崛起有“三个不可能”。一是市场化不可能离开法治宪政而成功,二是粗放的外向型经济不可能长期持续,三是权威主义政治不可能长久稳定。按照这种思维,西方的有些中国观察家,不是年年在等中国出问题,而是天天在盼中国出问题。当然,他们未必是出于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而主要是出于一种观念倾向的主观预期。

当中国发展的“动车”依然滚滚向前时,观察家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自己的“崩溃预测”。同时,中国的一切被看成了表面的繁荣和稳定,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危机都被认为是“潜伏”在社会的深层,并随时等待爆发;而且,一切可能发生的社会事件,都被当成了“即将爆发总危机”的有力证据和迹象,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也都被认为是在拖延时间、苟延残喘。

本书的“中国崛起”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说的,它指的是:中国那种非西方的“行政市场经济”,加上非西方法治意义的市场运作和政治集权,居然能够在没有与西方“并轨”的情况下“老不崩溃”,并还能在危机四伏的全球化经济中继续发展。

这种“不崩溃的发展”本身确实是一种奇迹。那么,到底是“早晚崩溃”的“西方观点”出问题了,还是“中国现实”出了问题?到底是“西方的理论”错了,还是“中国的现实”错了?难道中国人都变成了西方意义上“不合理”的“非理性人”?还是说中国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的“理”?中国会不会真的不一样?中国还能不能从“崛起”走向“持续崛起”?

本书关心的不是西方的“理”好还是中国的“理”好,也不关心人们应该坚持“西方思维”还是坚持“中国思维”。本书关心的是:在西方的“三个不可能”情况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这背后有没有什么依据?不管人们喜欢还是讨厌这些依据,这些依据是不是符合现实的逻辑?

 

3,中国人的怨气是哪来的?

中国没有崩溃,但中国人的社会怨气却随处可见。经过了三十多年成绩斐然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怨气似乎不是小了,而是令人费解地变得更大了,并且成了“中国崩溃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在最近几年里,社会怨气突出地表现在维权抗争、泄愤杀人、哄变骚乱、恐怖袭击、信访受压、绝望自杀、交通事故等多个方面。“杀童”不为越货、“杀官”只为愤恨、自杀不惜“连跳”、“自焚”不顾一切,还有信访成了非法、追尾事故不断,加上大量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造成的社会怨气,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背后,竟显示出中国的学者们所说的“溃败”和“溃散”迹象,以至于不断地强化了“中国崩溃”的预想。

以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经常被说成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有人认为,这个“供需矛盾论”正在让位于“分配矛盾论”。中国网民则另有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智商-道德矛盾论”)。如果从社会怨气的角度看,其实也可以说,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怨气,同政府不断下降的排气供给之间的矛盾(“怨气-排气矛盾论”)。

中国的知识界对社会怨气的原因提出了至少五种解释:一是贫富差距扩大,二是贪污腐化加剧,三是社会正义匮乏,四是个人道德沦丧,五是个体信仰迷失。福利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人是一个以“相对福利”为转移的社会动物,当大家都一样穷的时候,人们的气都不会太大,而当大家都好起来、一部分人却好得比另一部分人更多更快时,有些人的气就开始不顺了。人类的公平观念就是来源于人的相对幸福感。在人类的情感中,“憎恨”偏偏又是比“恐惧”更加易燃易爆的危险品,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再控制,所能产生的“恐惧”无论如何也抵不过“憎恨”的爆发力。

当人们没有比网络更好的发泄工具时,“网络发泄文化”和“网络轰动效应”就进入了“中国特色”的家族。网络发泄尽管只是“虚拟发泄”,却出乎意料地成为中国人泄恨解气和舒缓社会矛盾的有效通道,很多事件没有演变成社会危机,网络发泄实际上立了大功。在传播信息的意义上,网络有利于民主,在舒缓社会怨气的意义上,网络则有利于稳定。

可是,中国人现在又是在“憎恨”什么呢?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政治学理论给出了直截了当的解释:巨变点燃了人们的期望,期望急速转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参与;而当协调这种大规模能量的制度安排无法同步跟进时,个人挫折和社会怨气便同样急速地蔓延,以至于出现了“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却是社会不满一触即发”这样的矛盾景象。

巨变产生期望,期望导致躁动,躁动的落空激发社会怨气。这就是说,这个“社会怨气”可以是“怨恨一切”,“怨恨的形式”比“怨恨的内容”更能体现“怨恨”的本质。“怨恨的形式”便是“时间偏好强化”的形式,通俗地说,就是“现在就要”、“一切都来不及了”、“别人都那样了我怎么才这样”,等等。所以,不是中国人日子改善之后想要更好的日子想疯了,而是绝对福利改善开始被相对幸福感给压垮了,人们已经被“现实”和“潜在可能”的一步之遥给逼急了。中国似乎早就从“大鱼吃小鱼”进入了“快鱼吃慢鱼”的时代。

 

4,“社会加速溃败论”

2010年,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有一篇题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孙立平的“社会加速溃败论”把“憎恨”的矛头指向了“权贵资本主义”,他认为:“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

文章说:“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因此,“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

孙立平还进一步挑明了话说:“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

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

孙立平从一般的“社会动荡”问题更进一步地深入到“社会溃败”分析,确实代表了中国自由派解读中国社会的较高水平。“社会溃败论”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二是“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

 

5,“崩溃论”与中国的政治现实

历史上的“崩溃论”存在几种不同的形态,包括“失控崩溃论”(清朝末年)、“扩张崩溃论”(蒙古)、“内讧崩溃论”(太平天国)、“外侵崩溃论”(南宋)、“腐败崩溃论”(蒋介石)、“残暴崩溃论”(秦始皇)、“松动崩溃论”(戈尔巴乔夫),另外还有章家敦的“经济崩溃论”和一般意义上的“集权崩溃论”等等。

回顾中国的历史,每一个专制王朝的“溃败”都是什么引起的呢?历史学家給出过各种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比较共同的一点是:“统治者上层”出了问题。出什么问题呢?统治者的“德能”出了问题。历代的“治世”无一不是因为有“贤君明主”,而“乱世”则无一不是因为存在“昏君庸主”。统治者的“德能”又为什么老出问题呢?答案自然在“家族统治制度”本身。

如上一章所述,家族继承能够克服个人的有限寿命,但从秦始皇开始,代代相传以致千秋万世一直只是一场春秋大梦。尽管暴力、宗教和意识形态能有助于政权的稳定,但几代人里出一个孬种,政权就危在旦夕了,这就是古典君主制在终身专权和继承制度上的“基因悲剧”。“基因悲剧”正是中国历史上“朝代轮回”的关键内因,也是制度近似的现代独裁制不能长久稳定的关键内因。

王朝崩溃其实就是大白话说的“皇帝镇不住了”,我主张说是“基因悲剧”使统治上层无能,换一个视角的话,也可以说是因为下层太乱。当然,也有人主张用“官僚队伍的扩大和农田触目惊心的集中”来解释王朝更替的原因,或者用“枪杆子”来解释政权的“刚性稳定”。大家知道,官僚和分配集中问题最有名的观点,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用“分利同盟”来解释国家衰落的理论。但是,“分利同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朝代持续那么长,有的却那么短。类似的“经济崩溃论”也不能解释文革时期的经济崩溃仍不能导致政治的崩溃,而文革时期的经济崩溃说明的恰恰是政治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所以,本书倾向于用上层制度而不是社会中下层的“分利同盟”或“经济基础”去解释,上层的“基因悲剧”是社会中层的“分利同盟”和社会底层的“破坏能量”失控的关键。

枪杆子很重要,但说服力还是差一些,因为如果是上层的统治无能,有枪杆子也镇不住,而且枪杆子可能反倒成了内部分裂倒戈的因素。在中国历史上,多少皇帝都是死在手下大将的刀下并被取而代之,所以,还是统治者上层的“德能”以及相关的制度最关键。2011年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中东革命”也证明了,不是枪杆子不重要,而是最高统治者有没有能力控制枪杆子更重要。

这里存在一个“统治商数”问题。“统治商数”是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政权崩溃是因为“统治商数”或“治商”低而缺统治能力,缺统治能力则是因为生产和再生产统治能力的政权存在制度漏洞。形形色色的专制崩溃论都没有说服力,因为专制政权崩溃的真正而又共同的原因是:“亲族继承终身制”无法避免“基因悲剧”,结果必然制度性地出现“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丧失或“治商”的急剧下降,最终导致全面崩溃。君主制与独裁制的制度漏洞就在于,其权力的持续和继承上“权力的考虑压倒了能力的考虑”。君主制和独裁制存在“能力退化型掉链子”和“夜长梦多效应”等大问题(见方绍伟:《“统治商数论”:专制崩溃的一般逻辑》,《领导者》2012年2月)。

我们知道,北朝鲜有朝鲜劳动党的“金氏王朝”(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古巴有古巴共产党的“卡斯特罗王朝”(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如果中国现在依然是古巴、北朝鲜那样的“家族政党制”,那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基因悲剧”的必然性就不可能排除。孙立平说“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可是他忘了进一步问,开放又是沾了什么的光呢?这是个极其关键的一问,这一问当然就问出了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大过渡。这个大过渡的本质是什么呢?还是那个“贤君明主”问题吗?既是,又不是。

一般认为,中国虽然不是“家族政党制”,但实质上还是“一党领导制”。可这种“制度主义”还是存在“逻辑不彻底”的问题。因为“毛邓大过渡”的本质不是别的,是“终身一党制”或“一人领导制”向“限任一党制”的过渡。这个“限任一党制”现在当然还没有走到“分权制衡”的地步,但中共的“家族集权”性质本来就很弱,毛泽东时代的“个人集权”性质则由于邓小平的制度化理念而发生变革,并在2002-2004年的“江胡交接”中完全实现;2012年的“胡习交接”则是这一新制度的持续和巩固(包括“军委主席留任制”变成“军委主席兼任制”,“九人中常委”变成“七人中常委”)。可见,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已经从“家天下”经由“终身一党制”变成了现在的“限任一党制”。

这种变迁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中共历史上开创性的“和平与制度化”的权力交接,而且是这种交接所包含的特征,即上两章所讨论的“首脑限任化、党权集体化、高层法治化、入党开放化”,其中的“高层法治化”又包括“中常委新老双层制”、“高层集体领导制”、“梯队接班制”、“条块代表制”和“军委主席制”(“四化五制”)。

当然,这种制度化还不是自由派所希望的多党民主立宪,其实质仍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可在学术上,我们没必要因为某种“憎恨情绪”而否定中共的“四化五制”的存在。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四化五制”不是我希望或我主张的,而是我观察到正在发生的。这里只涉及“事实判断”,不涉及“价值判断”,更不涉及“价值主张”。我关心的不是“四化五制”好不好,我关心的是“四化五制”发生了没有,又会导致什么结果。

中共的“四化五制”一方面克服了置“苏共模式”于死地的“权力继承陷阱”,另一方面又克服了中国历史上家族统治的“基因悲剧”,统治者上层出问题的历史恶性循环被打破了。还要注意的是,中共的“中常委新老双层制”、“高层集体领导制”、“梯队接班制”、“条块代表制”同“军委主席制”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它既能有效地选拔出较具“德能”的领袖,也有利于防止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当然,如上一章所述,中共的新体制能否真的占尽“优越性”仍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新体制使中央的制度权威更大、更巩固了,1994年的分税制则进一步强化了中央的财力,新的中央制度在政治上和财政上都得到了加强。

然而,“限任一党制”的确也强化了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政府费用占国民收入居高不下的比例就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但孙立平所说的改革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这确实是错误判断。更明确地说,孙立平的“权力失控”判断,其逻辑上的漏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没有区分“上层权力”和“中下层权力”,把“中下层权力”的失控简单化为“权力失控”;另一方面,它没有看到“中下层权力”的失控仅仅是一种“事前失控”,并不是一种“事后失控”;另外,中国的“生人社会”还存在,而且很大,“熟人社会”不可能完全渗透,在“生人社会”里,“原则的面孔”还是压倒了“人情的面孔”,所以,“事前失控”也仅仅是在“熟人社会”的“事前失控”。

我们知道,“上层权力”的制度化和巩固,也体现在中共的纪检和司法还在不断地强化,干部任免考察制度也依然有力,危机处理和事后补救也非常快速。这意味着,整个政治体系的事后性“消防灭火制”的迅捷,弥补了与社会监督相关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的不足。因此,中国政治的“事后纠错机制”不仅存在,而且运行得力;尽管社会有怨气,但整体的内部约束仍是非常有效的,这不仅表现在对权力腐败的事后惩处,也表现在对群体事件和自然灾害的事后处置。中国的“纠错机制”在某种意义上还靠“强人政治”,但“制度力量”的因素也在开始发挥作用。

与官权的事后约束相比,对民权的约束却具有明显的事前特征。中国政府对民权的事前约束,其实正好反映了“中下层权力”根本没有失控。2011年的“中东动荡”之所以没有波及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地方政府对民权的事前约束,包括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等方面的有效控制。

我观察到的现实是,中国现政府不是“腐败无能”,而是“腐败有能”。关键之处是理解中共高层的“四化五制”、中国政治权力的结构性(上层-下层权力、事前-事后约束、生人-熟人社会)、约束官权的事后性“消防灭火制”、以及约束民权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

“权贵资本主义”的横行,实际上反映的并不完全是中共“内部约束的无效”,它主要反映的是中共新体制的“政治单一制”和“准财政联邦制”特征上的内在制度矛盾,以及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性。所以,“内部约束失效”的判断是对“中央制度权威”的误读,更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内在矛盾”的误读。

孙立平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双重误读”呢?我的判断是:因为他对“权力失控和腐败”非常不满。问题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应该更倾向于表达不满,还是应该更倾向于冷静分析呢?平心而论,如果我现在不是身在美国而是像他那样身在中国,我很可能不会比他做得更好;如果设身处地,我很可能也不能避免类似的“规范冲动”。但是,“规范冲动”的确会导致“选择性失明”,导致夸大一部分事实而忽视另一部分事实,而如果忽视的事实碰巧更重要,被夸大的那部分事实就会接近于完全错误。

 

6,中国政治经济的内在矛盾

如果说“溃败论”在“内部约束失效”上的判断,一方面是对“中央制度权威”的误读,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内在矛盾”的误读;那么,中国存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内在矛盾呢?

首先,我们应该把权力市场化的“权贵资本主义”放在一种国际视野中考察。这里,可以借用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约翰斯顿1997年提出的“精英-机会分析框架”。约翰斯顿在2004年的《腐败症候群》一书及2009年与孙燕合著的《民主能抑制腐败吗?—对中国和印度的考察》一文中,运用并发展了自己的这个分析框架,它涉及“精英可接触性”和“大众政治经济机会”两方面的分析。约翰斯顿认为,“精英独立性-可接触性”和“大众政治-经济机会”一但出现失衡,“权贵资本主义”就会产生。

在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由于选民和市场的力量,精英的可接触性超过其独立性,经济机会也多于政治机会;在这种“市场型寻租”中,私人利益集团力量强大,政治精英很容易受到合法捐赠或非法贿赂的双重腐蚀。在新兴民主国家中(印度),精英的可接触性高,政治机会充裕,但经济机会却相对不足,这使得精英的地位易受外力和裙带关系影响,“分权型寻租”就加剧了精英的短期行为和腐败倾向。在传统专制国家(缅甸),精英垄断了政治经济竞争,裙带关系盛行,腐败呈现出“独裁型寻租”的倾向。

当代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政治精英一般通过控制政治门路来获得经济利益,充裕的经济机会又使竞争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是一种以“官僚权贵”为特点的“集权型寻租”。辛子陵认为,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80年代利用“双轨制”的漏洞的官倒时期,二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包揽大型工程时期,三是幕后交易的国企改制时期,四是官场商业化的买官卖官时期。这种“集权型寻租”的制度逻辑,就是“有钱的人有势,有权的人捞钱”。

换一种说法,就是分权激励的方向,使得地方“政府管不住人做坏事,但它自己又很难做好事”;“政府自己不愿做好事,政府还怕别人做好事”。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干好事对自己是不利的,一个地方要是对农民工好,穷人来了资本就跑了;别人做好事也是对政府不利的,民间组织在这里搞好了,还是把穷人招来了,把富人赶走了;让民间社会来做好事,还存在跟政府合法性竞争的问题,好事都让你干了,政府就完了。“财政分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改善产权的激励问题,但没有解决改善身份权利或社会权利的激励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搭便车。中央曾经试图用转移支付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又试图用统一社保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办法不适用于没有地方自治的中国体制”(见罗小朋:“中国的身份游戏”,《共识网》2012-10-28)。

如果更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反映的是“政治单一制”和“准财政联邦制”结合下的内在制度矛盾。这个矛盾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中央要集中和扩大财权,却对地方预算外、非预算项目、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务严加控制,这当然是实现不了的。中央要在民生开支上甩包袱,又对地方分权让权不足,这当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中央要信任地方官员“为官一方”,又要对地方官员进行严密的控制,这也是鱼和熊掌的两难。中央要地方发展经济,又不给地方积极性和灵活性,这又是鱼和熊掌的两难。此外,中央要改革开放多元发展,又要解决多元化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隐蔽信息与隐蔽行为);中央依靠经济绩效和政治关系驱动的“政治升迁”,又要地方官员避免地方主义和短期行为;中央要地方保证社会稳定,又在土地产权、人员流动、问责权利等方面控制过紧;中央要地方官员保持政治忠诚,又要限制地方官员中“关系型文化”的滥用;等等等等。

在这些“跑和吃草”的矛盾中,中央只能由着地方“既跑又吃草”,然后端着枪“专打出头鸟”,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高“交易费用”问题。表面看上去是“内部约束失效”,实际上却是省费用减负荷的办法。都说腐败不利于发展,但腐败确实经常是发展的润滑剂。更深一层的矛盾是,当前的政治制度对“分权制衡”和“民主问责”所包含的“多党自由化”的不确定后果充满了顾虑,因为“问责制衡”到“多党自由化”确实只有一步之遥。

这种“僵局”是否存在“可持续性”呢?存在。一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市场型寻租”、印度的“分权型寻租”,还是缅甸的“独裁型寻租”、中国的“集权型寻租”,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权贵资本主义”都使各国的政治经济“带病运行”,无病运行的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多党自由化”只能改变“权贵资本主义”的类型,却根本无法彻底消灭“权贵资本主义”本身。

在另一方面是,中共有“摸着石头过河”的“邓氏定理”;在内部约束上信息严重不对称时,“问责制衡”依然是中共高层可能使用的办法,变通和创新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中共的合法性资源(特别是绩效合法性)并没有因社会抗争而彻底丧失,中央的制度权威也没有因社会不满而下降。还有,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分化利用”(如课题经费)和“行政吸纳”实际上也是卓有成效的,福利政策的逐步推行也在不断缓和社会矛盾。

当各个社会阶层都能够从制度本身获得一定利益时,制度就会取得自我强化的力量,因为在重大的变革到来之时,人们(特别是中产阶级)考虑的首先是失去什么而不是得到什么。人性的弱点是:他伤总比自伤更感疼痛,参与总比排斥更引顺从。政府把异己力量“体制化”和“内部化”经常会有意外的效果。

在社会危机到来之时,政府当然也不是吃干饭的,公众的不合作也不是自动的,因为,公众面临着协调集体行动的大难题。垄断了暴力的政府在强制个人守法上有组织效率方面的优势,而公众要统一行动,进行“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的交易费用实在太高,在政府根本不允许“自由结社”(约束民权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公众在组织协调方面的困难,导致政府可以相机行事,随时选择定新法或变通守法;公众在包括目标和方法的偏好协调方面的困难,导致政府可以随机应变,随时分化公众中不同的利益群体,为自己定新法或变通守法进行补救和辩护。无论如何,这个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的“双重协调费用问题”,正是公众统一行动的难点。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解决“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问题时更倾向于容忍。中国人确实更能忍、更能熬。帕特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但熊培云则说:“不自由,仍可活”。难怪有人讲:中国人不怕死,但中国人“怕不活”。“不怕死”是在逼急的时候,“怕不活”则是对现世的留恋。中国人的“忍和熬”取决于外在的单一权威的力量,“小不忍则乱大谋”是相对而言的。外在权威强时,中国人的“大谋”是“谋生”;外在权威弱时,中国人的“大谋”是“谋反”。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以“镇得住还是镇不住”为起点,中国人服的是权威而不是原则,在抽象的原则面前中国人“谁也不服谁”。

中国不仅是一个“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共存的“双轨社会”,也是一个“书面文化”与“现实文化”共存的“双轨社会”,更是一个“明规则”与“潜规则”奇妙共存的“双轨社会”。“双轨社会”的柔软度和调适力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这其中的秘密在于中国人对“双轨特性”的“情感反应速度与程度”的不同。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决定现实发展的是人们的实际行为,不是本书对这种实际行为的描述,所以不要误以为本书是在劝说人们接受现实。

 

7,“中国模式”能“持续崛起”吗?

不可否认,中国的问题非常多,而且中国的问题还特别复杂;你如果注意观察对比,你还会发现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也特别明显。如果你只想看坏消息,只关注中国坏的一面,你会非常逻辑地从你想看到的坏消息中得出“一切不可持续”和“中国即将崩溃”的结论,正如你更多地关注中国好的一面,就会非常逻辑地从你想看到的好消息中得出“中国模式最不坏”的结论一样。同样一个中国,崩溃与崛起,看法竟如此大相径庭,全看你在想什么和怎么想。好在两者不可能都对,其中一个肯定比另一个错得更多。

在“崩溃论”预言一浪高于一浪时,“中国模式”依然还没有崩溃,就一定是另有原因。而这个原因一定与中国政府做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情有关。你可以说这件事情就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关注民生”,你也可以说是“枪杆子”、“加强控制”等等,我认为这个至关重要的事情不是别的,是“限任一党制”的形成和发展,是本书讨论的“四化五制”。

总之,“溃败论”忽视了中共约束官权的事后性“消防灭火制”,以及约束民权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误读了“中央制度权威”和中国“政治经济的内在矛盾”。中国的“权力失控”是“中下层权力”而不是“上层权力”的失控,“中下层权力”的失控是“事前失控”而不是“事后失控”,“中下层权力”的“事前失控”是在“熟人社会”而不是在“生人社会”的失控。

2006年11月,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在黄金时间播放了一部题为《大国崛起》的12集电视纪录片,该片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9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大国崛起》的创作和播放,是“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在世界各国引起强烈关注的情况下进行的。世界各国对“中国崛起”的感觉,首先来自于中国商品的无处不在、中国投资的全球化扩展,以及中国人在世界各地的足迹和影响。中国人现在讨论“大国崛起”,首先是因为世界各国都感到中国在崛起。

“大国崛起”是一个“国际比较”的概念,是力量比较中产生的国力鉴别。力量比较首先是科技力量、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的比较,而任何一种“国际比较”则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15世纪开始的科技进步和地理大发现是“全球化”浪潮的开端。越是在“全球化”的初期,军事、经济力量的碰撞就越依靠强权的征服。但是,不管是早期的“强权崛起”还是当代的“和平崛起”,国家崛起的经济指标都是一国的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速度,而“持续崛起”的经济指标,则还要看一国的生产总值与其他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的长期比较(包括人均水平)。从9个大国先后崛起的历史看,“崛起”与“持续崛起”的区别显得特别明显,而这却是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区别。由于忽视这个问题,电视片《大国崛起》同其他类似讨论一样,实际上没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大国兴衰”的一般规律。

本书认为,从以上9个大国相继崛起的历程看,经济崛起无一例外是国家崛起的关键,“强政府推动”则无一例外是经济崛起和国家崛起的关键。但是,“崛起”是一回事,“持续崛起”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以上9个国家中,“持续崛起”最突出的是美国,其次是德国、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最次的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在“强政府推动”的背后,制度模式、文化特征、国家规模是主要的核心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贸易—产业—科技—人才”发展链条的持续性。

葡萄牙与荷兰在国家规模上先天不足,葡萄牙还在制度模式上与西班牙等国有不利的一面。这里,制度模式指的不仅仅是国家政治制度,如本书第二章所分析,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权模式对“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控制分配性努力的制度”和“消减破坏性努力的制度”的不同规定。生产性努力、分配性努力、破坏性努力是人类行为的最基本方式,在国家规模具备的情况下,这三个方面的制度是理解“大国崛起”的“终极密码”。

“绝对君主制”及“终身权威制”的国家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有效地“鼓励生产性努力”,就像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在崛起的某段时间内那样。但是,这两种国家政权模式都不能长期确保一种“消减破坏性努力的制度”。结果,妨碍“持续崛起”的“破坏性努力”,要么来自政权内部统治能力的衰竭,要么来自政权内部统治更替后的能力耗散(突出的例子还有成吉思汗的蒙古)。“绝对君主制”及“终身权威制”的要害是“统治利益”与“统治能力”的不一致性,是“统治利益”的变动不能保证“持续崛起”对“统治能力”的苛刻要求。

“君主立宪制”及“宪政民主制”不仅能够比较有效地确保“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还能够更好地确立“消减破坏性努力的制度”,这在英国、美国、法国以及战后的德国、日本等国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制度的运行绩效当然还要看具体的文化传统,因为制度的背后是文化)。但是,这两种国家政权模式在“控制分配性努力的制度”方面有天然的缺陷。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一书里,就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英国的“分配性衰落”,这种“分配性衰落”现在也已经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日本身上,连美国、德国和法国也没能避免其困扰,美国现在还因为“帝国的扩张”和“文化优越感”而陷入了“破坏性努力”的制度性损耗中(世界警察及国际恐怖主义)。

中国的经济崛起显然是“大国崛起”的前奏。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崛起?以经济崛起为先导的“中国崛起”会是一种“持续崛起”吗?本书非常明确地认为:国家政权模式的转型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根本原因,国家政权模式的转型也将是“中国崛起”成为一种“持续崛起”的根本保证。

国家政权模式的转型是指从1990年代开始、定型于2002年的政权模式转型,即从“终身一党制”向“限任一党制”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最重大意义,在于从根本上克服了“终身权威制”所一直无法避免的内部“破坏性努力”,从而为“生产性努力”的持续确定了制度性的保证。“终身一党制”的失败就是“统治利益”终究会压倒“统治能力”的制度失败,“限任一党制”的关键是更好地解决了“统治利益”与“统治能力”的一致性问题,持续的“统治能力”正是国家内部能够从“全球化”的外部分工体系中获利的根本保证。

目前,中国的挑战来自于进一步发展“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同时加紧改革“控制分配性能力的制度”(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使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能够从“规模和速度”过渡到“规模和效率”,从而解决持续发展的“核心技术”、“创新速度”、“经济转轨”和“经济伦理”问题。

如果历史的进展有概率的大小,这表明的是可预测程度的高低。偶然事件当然无法预测,可历史并非完全由偶然事件所随机控制的,“不可预测论”等于是“历史偶然论”,可“历史概率论”却应该是“偶然与必然的组合”。历史事件的概率不会与制度的确定性毫无关系,“历史不可测论”不能够把“终身一党制”与“限任一党制”的制度区别一笔勾销。历史并不是随机地重复着自己,只有制度逻辑才是种种历史重复的主要根据。

一句话,关于中国模式的崩溃和不崩溃,一般的讨论都是在表达愿望而不是在进行制度分析,而一般的制度分析只看统治成本、不看统治能力,特别是不看再生产统治能力的制度结构。政权的崩溃原因必须从人类政权的原型,即君主制的“终身世袭制”里找,中国模式没有崩溃的原由也因此要从“现任一党制”去进行统治能力的制度分析。“腐败无能”与“腐败有能”的区别包含了理解中国模式的秘密。

 

(本文是《中国不一样》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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