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钢:对中国模式的另类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8 次 更新时间:2011-12-16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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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盛钢  

历史上关于是罗斯福新政拯救了美国,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走出经济大萧条一直争论不休,与此相对关于中国崛起是因为自身改革,还是由于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也存在认识的不同,并影响对中国模式的理解,显然对中国崛起原因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对中国模式的归纳和总结。

从1978年开始中国先是解放思想,然后是在农村实行承包制,接着是搞特区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一路摸着石头过河,而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加速变化,因为加入WTO后,使中国融入了现有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最大的制造和加工中心,由此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成为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对此正如龙永图所讲,中国入世,第一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第二改善了发展的外部环境,第三以开放促进了国内的改革。

首先,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有在中国投资,并且他们在中国的生意份额越来越大,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开始转移到中国的企业主要集中于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然后渐渐上升到中高端产业。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结束美国在制造业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历史。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已达到3万亿美元。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

其次,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推动了国内经济结构由单一向多元的发展,首先是外资公司大量涌入中国,它们给中国带来了资本,现代化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理论包括市场运行机制,当然它们进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利润,而不是帮助中国,在中国多元化经济结构中,它们控制高端的技术,全球的营销体系以及利润的大部分。其次,中国入世推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大部分源于中国国营企业的转制,但是它们快速发展始于中国入世,由于入世,它们承接了全球中低端产业从高工资发达国家向低工资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使其成为中国制造的基础,可以讲没有民营企业,就没有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制造,就没有中国崛起。其三,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拉动了对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的需求,这就推动了中国原有国营企业的发展和活力的恢复,因为它们大多掌控中国的经济命脉,由此它们获得了巨额垄断利润。最后,中国入世推动了中国城镇化进程,大量农民工进城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

其三,中国入世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加快了中国体制从计划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由此外部动力推动的变化是由下而上,由外及里悄然进行的。市场机制是一个完善的逻辑体系,一旦引进,它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和游戏规则展开,它要求人们服从市场的信号,要么生存,要么被淘汰,或者付出巨大的代价,入世十年,市场规则已经深入中国人的生活中。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原来的单一型向多元化发展,由政府全包转为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和互相分工,当然其中也充满矛盾和冲突,目前中国的体制已经是政府主导的计划与市场的混合体制。

入世10年是中国发展的“黄金10年”,所以没有入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崛起。十年前中国国内关于入世有一场激烈的争论,认为狼要来了,中国入世是与狼共舞,可能被狼吃掉,但是十年后,人们发觉中国不仅没有被狼吃掉,而是自己也变成了一只来自北方的狼,入世一步棋走活了中国一盘棋,中国获得了经济发展的资本与技术的外部推动力,得以快速发展。同样十年前美国和西方关于接纳中国入世,也有一场争论,他们认为通过经济可以改变中国,进而使中国西方化和美国化。但是十年后,他们发觉中国并没有被西方化和美国化,而是全球正在被中国化。那么是中国自身内部改革,还是中国入世是中国崛起的原因呢?对此不同理解是导致目前关于中国模式不同看法的原因。事实上,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是因为自身的改革,所以才会有中国的开放政策,因为开放,所以才有中国加入WTO,因为加入WTO,才有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崛起的两个车轮子,缺一不可,改革是内部动力,而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外部动力,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的崛起,它们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内涵,所以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解应该包括改革和开放两部分,否则都是不全面的。目前中国正面临转型或者第二次改革,同样其动力将来自两方面,一是自身内部,二是开放政策和外部影响,这次中国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已经不是如何引进来,而是如何走出去,走出去比引进来难度更大。中国国内的转型将推动中国走出去的战略,而随着中国走出去,外部的影响无疑会进一步影响和推动中国的内部转型,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问题可能通过外部的影响更加容易解决,同时也能减少冲突和降低解决成本。

作者简介: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加拿大海外集团工作

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通讯地址:杭州延安路511号元通大厦631室, 3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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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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