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涛:张培刚:赤子情怀与学术梦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2 次 更新时间:2018-08-27 22: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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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涛  

  

   他是武汉大学校史上著名的“四个一”学生,他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庚款留美公费生,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他是迄今为止华人经济学家中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大卫·威尔士奖唯一获得者,他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他还是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在85岁的高龄时成为博导,并在93岁高龄领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他是谁?他就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的张培刚教授。

  

一  家境贫寒子弟到武汉大学的高材生

  

   1913年7月10日,张培刚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即今天的红安县)八里湾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五岁半时,他进入私塾就读,并于一年后转入当地的启人小学。少年时期的他一边刻苦耕读,一边随家人从事各种农活。这使得张培刚深深体会到农村、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农业劳作的艰辛与不易。因此,早在幼年时候,张培刚心中就萌发了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耕劳作技术,并彻底使广大农村摆脱几千年来的贫穷与落后的面貌的志愿。1925年春,还不满12岁的张培刚小学毕业。于是,张培刚只身告别家乡,进入当时由董必武任校董兼国文教师的私立武汉中学学习。聪颖的天资加上不辍的苦读,在武汉中学期间,张培刚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1927年春,他转学到湖北省第一中学。在这期间,武汉正处于全国大革命的中心,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使张培刚受到反帝、反封建的洗礼。1929年春,初中刚刚毕业的张培刚跳级考入国立武汉大学的文科预科班,成为当年武汉大学唯一录取的文科预科生,并于次年顺利地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

   张培刚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时,适逢武汉大学迁址珞珈山。新建的武汉大学充满着朝气,校风淳朴,特别是师资力量极为强大,集中了如周鲠生、杨瑞六、皮宗石、任凯南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教授。老师们教学不仅认真,而且各具特色,令求知若渴的张培刚受益匪浅。算上预科一年半的学习,到1934年6月本科毕业时,张培刚在武汉大学度过了5年半的美好学习时光。正是这5年半的学习,为张培刚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是文科预科生,可是由于张培刚对数学有较好的天分和极大兴趣,数学基础十分扎实。也正是因此,虽然在报考文科预科班时跳级一年半,张培刚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完全赶上课程进度。事实上,良好的数学基础,对张培刚后来在哈佛大学轻松而顺利的完成学业也是大有裨益。

   教授英语课程的主要有三位老师。三位老师讲课俱认真而得法,对学生要求也极其严格。他们不仅要求学生大量阅读如莎士比亚、富兰克林等著名作家的经典文章,而且十分强调作文和修辞。虽然张培刚和同学们对每两周一篇作文的要求感到多少有点“敢怒不敢言”,不过,十年后的1940年暑期,当张培刚在昆明参加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公费考试时,发现作为重头戏的英文,一上午只考一篇作文时,内心不由钦佩几位英文老师的高瞻远瞩。在阅读英美经典名家的作品时,张培刚特意把弗朗西斯·培根的名句“Readingmaketh a full man;and writing an exact man”翻译成押韵的中文——“多读使人广博,多写使人准确”。从那以后,张培刚一直将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求学座右铭”。

   国文课教材以古文为主,然而亦有白话文章。一次国文课作文的题目是“论文学之创作与模仿”,张培刚觉得这是一个大而重要的题目,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文中还特别表达了作者自己对胡适之先生的“不模仿古人”不赞成的看法。张培刚写道:“今人有好的,我们固然应该学习和模仿;但古人有好的,我们也应该学习和模仿”,“不能因古而弃善,亦不能因今而扬恶”云云。那时胡适之早已是国文之大家,然而张培刚依旧获得了全班的最高分,并获得国文老师的公开夸奖。从这些,大致能看出当年武大风气之开放。

   当时大学一年级时的主要基础课,除了数学,英文,国文、以及论理学(也称逻辑学或名学)外,还需选修一门第二外语和一门理科课程。张培刚选择法语作为第二外语,并且还自己选了德语作为第三外语。大学时代打下的良好的外语基础,以致张培刚在前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时,不仅能阅读有关的专业法文书刊,而且还撰写了几篇关于法文书刊的书评,并发表在所里主编的《社会科学杂志》上。后来,张培刚在完成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法文、德文文献,其语言基础想必也是大学时打下的。

   至于理科课程,张培刚选修的是生物。由于武汉大学当时有一个传统,即有关的系都是派最好的老师给外系的学生讲授基础课,因而,虽然只是一门选修课,张培刚依然从其中获得了对以后做学问大有裨益的知识。如1941年张培刚在哈佛读研究生时,就发觉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教授在解释“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特征时,就曾借用过生物学上的“突变”(mutation)一词。

   总之,在武汉大学五年半岁月的学习,为张培刚日后考上庚款留学生并从哈佛大学顺利完成学业且写出开创性的博士论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首先,如果不是大学期间打下良好的英文基础,1940年暑期在昆明和重庆同时举行的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生考试中,就难以获得优异的成绩、从而中榜的。其次,如果没有英、法、德三种外语的基础,哈佛期间就无法充分利用哈佛图书馆的大量阅文献,也就难以写出发展经济学开山之作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再次,在其它基础课程方面如中、英文语法、逻辑体系、达尔文学说进化思维等等,不仅与《农业与工业化》撰稿,而且与张培刚终生的学术写作,都具有深切的关联。

  

二  学术道路上崭露头角

  

   1934年张培刚以优异的成绩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即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时任所长陶梦和十分重视社会调查,反对泛泛空论。因此,在该所工作的6年时间中,张培刚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数个省份的乡镇和农村,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并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食粮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国粮食经济》4部著作,发表了40多篇农村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论文。这些著作和论文的发表,使得当时的张培刚即已成为圈内知名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不仅如此,多年深入农村的实地调研,使张培刚积累了大量有关中国农村的第一手资料,并对中国的现实国情有了独到而清晰的认识,这些对其日后撰写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及其整个学术生涯都很有裨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思考,也早在这个时期即已进入张培刚的脑海。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探讨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时,国内学术界曾经展开过一场究竟应“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前者主张复兴农业,而后者则主张大力发展工业。后来又有学者提出“第三条道路”——在农村兴办乡村工业,因为城市现代工业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难以发展起来。针对这种情况,1934年秋,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张培刚撰文“第三条道路走得通吗?”,指出发展城市工业固然不易,然而发展农村工业也绝非易事。在文中,张培刚特别提出“……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由此可见,《农业与工业化》这篇论文,虽然完稿于20实际40年代中期,但其思想酝酿却应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

   此外,张培刚在研究所工作的几年间,从多次对中国农家经济和粮食问题的系统调研中,获得了几个有助于日后学术研究的重要认识:第一,所谓“南人食米,北人食麦”的说法过于笼统。饮食结构主要取决于经济状况,南人中小贫困家庭,仅食用少量米谷,杂粮等则占较大比重;北人贫苦家庭除小量小麦外,杂粮所占比重亦较大;第二,不能由于我国有些年份米粮进口较多,就认为我国粮食无法自给。洋米进口较多的原因,在于为当时交通运输条件所限,大米富裕的川、湘等地,余粮运至上海等地资费过高,难以同洋米竞争;第三,无论是农民买方还是卖方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市场均不存在完全竞争;第四,经过几年的实地调研,特别是广西粮食问题的调研,张培刚初步形成食粮与经济活动的区位化理论。在较为落后国家,粮食生产不仅决定了人口的分布,而且粮食生产的地域分布还决定着粮食加工业及相关手工业的区位及其形态和活动。

   四十年代初,张培刚在哈佛念研究生时,曾选修了张伯伦(EdwardH. Chamberlin)教授的“垄断竞争理论”课程和被誉为“美国农业经济学家之父”的布莱克(JohnD. Black)教授的“农业经济政策”研讨课。凭借对中国实际的了解和掌握,张培刚在课堂上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市场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完全竞争市场,相反,正好用张伯伦教授的寡头垄断理论来解说。同学们听完张培刚的解释后,无不膺服。张伯伦和布莱克教授也是连连点头称是。约一年后,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张培刚便将这一重要而新颖的观点写进《农业与工业化》的第二章第四节。

   这期间,张培刚还分别应千家驹和竺可桢之邀在广西大学和因战乱迁至广西的浙江大学短期任教。综合张培刚的学术生涯来说,在研究所工作的6年时光对其日后学术上的影响是深远而意义重大的。比如,虽然张培刚早在幼年时就萌发改善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志愿,但真正对这一问题开始有比较成熟的思考,却是从在研究所工作的这段时期开始的。此外,张培刚日后很多富有洞见的经济思想,也俱源于这个时期的实地调查研究和对中国实际国情的熟稔。正如张培刚的弟子们所言,或许正是这种深入的生活、贴近农民的调查研究,丰富了张培刚的见识,强化了他关注中国农村与农业经济的使命。

  

三  考上庚款留美公费生

  

   1940年春,其时研究所已经从广西迁至云南昆明一年有余,从同在昆明的西南联大里传出激动人心的消息:停顿几年之久的清华庚款公费留美考试,第五届将于该年8月在重庆和昆明举行。张培刚当时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出国深造的大好机会,遂决定报考“工商管理”门。按照招考简章,报考该门的需考科目除英语外,尚有经济学、货币与银行、劳动经济、成本会计及工商组织与管理等5门专业课。

   “庚款留学”是美英等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退还”《辛丑条约》强加给我国本已多付的巨额赔款(即“庚子赔款”,简称“庚款”),用于培养留美、留英中国学生的特殊留学活动。1933-1943年间,共举办了六届庚款留美考试;庚款留英考试则在1933-1947年间共举办九届。无论是庚款留美考试还是庚款留英考试,皆是民国时期最著名、同时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公费留学考试。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年通过庚款留学考试而到国外深造的学人中,尔后皆成为各领域之翘楚。如留英、留美公费生中涌现出了如钱学森、杨振宁、彭桓武等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有钱钟书这样的国学大师,黄家驷这样著名的外科学家,以及建筑学家梁思成等。

第五届清华庚款留美公费考试计划招生16名(包括林森奖学金一名)。每一个科目招收一名,其中绝大多数为理工科门类,文科只有两名——经济史科目一名,工商管理科一名。张培刚报考的是工商管理科。由于相对理工科目文科类招生数较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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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管理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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