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升:程门立雪二三事——记老师张培刚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7 次 更新时间:2019-04-16 13: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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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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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圣先师孔子有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智仁乐寿四者兼备,一直被儒家士大夫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能达到这一境界的人非圣即贤。张培刚先生就是智仁乐寿四者兼备的一个人。先生早年即有神童之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继而又在竞争激烈的清华庚款公费留美资格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哈佛大学读书。先生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摘取年度最佳经济学博士论文和“大卫·威尔士奖金”,并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先生也因此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蜚声国际的诸多先驱之一。进入古稀之年后,先生又老树新花,全力构建新型发展经济学体系。先生毕生的学问堪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谓智者;先生终其一生关注农村与国家的发展和命运,为师从教六十余年,弟子横跨数代人,桃李满天下。先生敦厚坦荡、淡泊名利、不傍权贵、为人表率,可谓仁者;先生历经二十世纪国家和民族一系列地翻天覆的大动荡,也曾多次面对坎坷的个人遭际,但却从未改变达观开朗、诙谐幽默、妙趣横生的天性,即使在晚年也童心未泯,每每在工作之余陶醉于武侠小说和剧目中的江湖故事,可谓乐者;先生在古稀之年时虽曾经历一场大病,但脱离险境之后即直奔期颐之寿,至先生遽归道山时,已九十有八,可谓寿者。

  

   先生去世后,追述先生生平事迹和学术贡献的书籍文章已经为数不少,我虽然忝列门墙,受教于先生,但和那些功成名就的师兄弟相比,无名无望,也无一官半衔,自知既无力荣耀门楣,亦无力传薪和光大先生的学术思想,故而多年未有纪念文字。最近忽而想起受教先生过程中感触颇深的二三小事,特加笔录,以慰思念先生之情,兼怀过往岁月。

  

  

   在华工读本科期间,我就逐渐失去了对工科的兴趣,毕业前一年准备弃工从文,考取文科研究生也就顺理成章。当时的华工是一个纯工科大学,仅有新成立的经济系和社科系招收文科的研究生。在做出选择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经济系。由于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和热门学科,这是我做出选择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张培刚先生,因为他就在经济系。作为哈佛博士、著名经济学家和建校元老,先生自然是学校大力宣传的对象,其事迹也就在全校师生中人尽皆知,慕名报考先生的研究生也就在情理之中。

  

   一旦选择考研,悠闲的大学生活也就宣告结束,我再次回到高考阶段废寝忘食的紧张节奏中。先生所带的硕士点是西方经济学专业,所考科目除了政治、英语和数学三门公共课之外,还有《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说史两门专业课。五科中,政治有高考的历练,只要遵从死记硬背加时事政治的套路,成绩就不会太差。数学考的是一元微积分、初级的线性代数和概率论,这些内容对于文科生或许如蜀道之难,但对于理工科学生而言则易如反掌。另外三科中,英语是老大难,一直存在称恐惧情绪,我戏称为“恐英症”。两门专业课都没学过,没有一点根底,完全要靠自学和突击来应付。“资本论”要求考原著的内容,于是我从图书馆借来三大卷的翻译版原著,开始了数个月夜以继日的苦读时光。马克思的《资本论》博大精深,对资本主义批判之深刻、之犀利,古往今来难有比肩者。但其德国式的抽象、思辨和有些概念游戏的文风极其晦涩难懂,其中的大多数内容对我来讲如读天书,不甚了了。如果不是为了应考,很难设想能坚持读完这一煌煌大作。由于是经济学专业的“外来户”,在与科班出身者竞争时,我只能抱着撞大运的心理。但考试结果不仅过了初选线,还居然名列前茅。五科中,数学差两分满分,在上千名考生中可能是最高的。但我有自知之明。文科数学的命题难度与理工科相比如同小儿科,按我同学的说法,考不了满分就是失败。英语成绩33分,可能是考生中最低的。尽管成绩如同过山车,我还是获得了面试机会。

  

   面试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先天的害羞性格、专业底气的严重不足,加之先生领衔的考官阵容,让我感到极度紧张,用一塌糊涂形容面试环节的表现一点也不为过。除了结结巴巴,除了先生那宽容和鼓励兼而有之的微笑神态之外,问了什么,答了什么,我一概都不记得了。问答环节之后,系里负责研究生招生事务的一位副主任说道,我的总成绩虽然过了录取线,但英语成绩距离学校规定的单科成绩不得低于50分的要求差的太远,恐怕很难通过研究生院的审查。这时,先生开始讲话,讲话内容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再到凯恩斯革命,再到当时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其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数学化和计量化,以至于现在的经济学专著和论文与数学和统计学没什么两样。而且,这种状况有愈演愈烈之势,自己虽然也不完全赞成,但这是一种潮流,不适应就很难跟得上最新的发展。先生诙谐地自谦道,当代西方的许多著作和文章自己也看不大懂,在座的诸位可能也都看不大懂,因为大家都没有接受过相关数学的严格训练。况且,数学知识不是想补就能补回来,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人了。接着,先生谈到国内西方经济学的教育问题。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以及刚刚开始对外开放,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还很隔膜。要快速提升认识,一是要读英文原著和文章,仅靠翻译过来的有限的文献以及二手的介绍资料是远远不够的;二是要能“走出去”,也要能“请进来”,与西方的经济学家广泛交流。这两方面都与英语有关,英语不好就只能去改行了。以先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教育,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多次出访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经力,先生对西方经济学演化趋势和国内教学状况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因而这段话不仅是说给考生,也是说给在座的其他人听的。当然,以我的功底和悟性,尚不足以完全理解先生的意思。再接着,先生打趣地说,我的成绩给考官们出了个小难题:从数学看,很适合;但从英语来看,则很不适合。最后,先生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信心学好英语?我不加思考的脱口而出:有信心,就像我有信心应对《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说史一样。先生微微地点点头,没有再说话。随后,会议主持者告诉我等候研究生院的通知。当然了,如果没有被录取,也就没有什么通知,如同孙山不会上榜一样。

  

   经历一个多月的坎坷等待,我接到了录取通知。读研期间,负责研究生招生的那位副主任曾告诉我,由于面试表现很糟糕,加之英语严重不达标,考官们并不同意录取我。但先生出于爱才之心,执意录取我。之后,当先生获知研究生院以英语成绩未达标而拒绝发放通知书时,立即与之通话,后者很快就答应放行了。我在想,如果放在愈来愈官本位化的现在,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研究生院是否还会买一个老先生的账就难说了。时至今日,我依然从内心感谢先生给予我读研的机会,但我也从内心里感到愧对先生。这一愧疚是双重的:一来我未能兑现学好英语的诺言;二来有负老师的期望和爱才之心。在此需要补充的是,时至今日,我的“恐英症”一如既往,曾经的强项“数学”,也一点点交还给老师,不要说阅读天书式的经济学专著和文章,就是孩子初一的数学作业,我也无力辅导了。

  


   1984年9月我开始读研究生时,先生已过古稀之年。由于大病初愈和年事已高,加之一直以“老牛奋蹄”的精神致力于新型发展经济学体系的研究,先生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亲自登台给学生授课。给研究生上课和辅导的任务主要交给学位点的其他几位老师,包括系主任李诚能先生,从社科院经济所挖来的孙鸿敞先生,还有一口纯正湖南乡音的胡俊杰先生。三位先生不仅是经济系资深教授,也是先生在武汉大学时的高足。由于这层关系,我虽然忝列先生名下,但实际上也可以算是先生的再传弟子。

  

   经济系新成立,有些举步维艰。不仅老师人手严重短缺,而且由于老师们大多接受的是教条化、口号化和八股化的政治经济学训练,故而能开的课程有限,至于与西方经济学有关的课程更是凤毛麟角。如同刚刚开启的经济转轨一样,当时的经济学教育也正在开启从前苏联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向西方经济学体系的转轨过程。当然,像武汉大学这样师资阵容鼎盛,早期留洋归国者众多的综合性大学,其转轨要容易些,而像华工这样的后进者则要艰难得多。就当时情形而论,可能除了先生与英语很好的孙先生外,没有其他人能够开讲作为西方经济学基础课的经济学原理课程,更遑论高级宏观和高级微观课程了。因此之故,直至研究生毕业,我都没有包括宏观和微观在内的经济学基础知识的系统训练,这种先天不足使我至今对经济学一些基本术语和概念仍然模糊不清。经济系每年的研究生招生数也就二三位,老师紧缺加上学生太少,使得除了每个学生必上的公共课外,专业课都变成了小班课,而一周多个学时的小班课则变成了一个小时的讨论课。说白了,与整日忙于上课和实验的工科生相比,除了阅读老师们指定的书籍外,我有太多的自由支配时间,显得无所事事。

  

   当然,先生并不像如今在高校颇为流行的挂名导师,而是通过讨论会的方式指导学生。讨论会实际上也是师生间的非正式聚会,大概每两周至三周一次,每次两个小时左右,参加者包括他的副手、名下的研究生,以及既是夫人、又是学术助手的谭慧师母。聚会没有确定的主题,从学生的学习到毕业论文的选题思路和进展情况,再到读书心得的交流,以及当时国内流行和热门的经济议题。聚会气氛轻松,大家围坐在先生那个不大的客厅里,就某一个话题展开讨论,没有居高临下和森严的等级,也不受教条框框和繁文缛节的束缚。聚会中,先生永远是中心。不论是对学生的答疑解惑,还是对毕业论文选题、思路和进展的画龙点睛式评论,亦或是对当时经济学动向和政策的即兴式点评,无一不显示作为一代大师深不可测的学术功力。身处这样一个环境,犹如回到自宋朝以来开始的书院讲学传统中。书院讲学强调师生之间的互相砥砺、诘问辩难、教学相长,以达到尊师明道,传承和光大学术思想的目的,绝非现在课堂中单向灌输和照本宣科所能比拟。对于我而言,得到的不止是书本和课堂上难以学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大师思考和看待问题的方式、门径和“修行”方法。在这一场合,由于不善言辞、专业底子差和读书少,我大都是一个专注的听者,倾听先生和其他几位老师,以及社会阅历丰富的师兄们的侃侃而谈。先生不止是知识的博约兼具和思维的睿智机敏,而且略微带些武汉口音的谈吐更是诙谐风趣,妙言迭出,引来阵阵笑声。记得有一次话题转到琼·罗宾逊夫人与张伯伦两人在厂商理论上的首发权和贡献大小的公案。先生说道,自己虽然是张伯伦在哈佛的入室弟子,但从客观的学术评价立场而言,两人理论的出发点、分析重点和方法虽各有侧重,但大同小异,属于科学史上常见的平行的“独立发现”,应该共享厂商理论奠基人的荣誉,不应有所偏废。由于罗宾逊夫人后期转向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自己的老师终其一生都在厂商理论领域耕耘,故而老师也更看重自己的贡献。如果当年老师听到自己学生的这一评价,可能会感到被冒犯而暴跳如雷。所以,他要请求老师的原谅。

  

聚会上留下了许多终身难忘之事。一次有位师兄上先生的书房浏览,看到书架上许多原版外文书,并表达了羡慕之情。但先生听后不仅没有喜色,反而有悲戚之色,聚会的气氛也骤然变得压抑起来。原来,这触到了先生对文革期间的痛苦记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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