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敏:一种关于宪法自由的社会理论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导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3 次 更新时间:2011-11-21 11: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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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敏  

  

  导言:为什么是《自由之比较》

  

  在人类历史上,宪法政治是晚近的产物。在“宪法”一词的确切含义上,它意味着一种独特的政治安排,即将对公民自由的保障作为政治社会的基本目标或基本目标之一,并以此组织和限定政府权力。[1]

  这一意义上的宪法又被称为“保障主义的宪法”,它诞生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两份名垂青史的政治文献对存在于这一意义上的宪法背后的指导性观念作出了经典表述。其中一份是这么说的: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

  另一份则宣布: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从那时起,个人作为道德主体应受到文明社会的保障和尊重的观念成为宪法不言而喻的基石,它既是为政治社会提供合法性的高级规范,也是对政治社会具有约束力的根本规范。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被认为标志了一个全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相互勾连的深刻变化,形成了一个整体上区别于过往的崭新范型,乃至形成了一种人类生活的新的特质——现代性。而作为“现代”开端的标志性事件的最直接而重要的政治结果是保障主义宪法的诞生,这给我们带来一个极大的问题:保障主义宪法与正在形成中的“现代世界”及其特性究竟有何内在关联?如果不把保障主义宪法所内含的观念看作不言而喻的前提,这个问题对于后发立宪国家就尤为重要。

  近代宪法所规定的基本自由通常被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类称为防御权或消极自由,一类称为参与权或积极自由。这一分类大体对应于以赛亚·柏林对两种自由权的著名的类型化建构,而第一次对自由权作出系统化区分的理论尝试则一般追溯到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思想家贡斯当,柏林受到贡斯当的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的启发,把他所描述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自由提炼为两种在理念形态上相对照的权利类型。

  然而,尽管柏林的作品影响巨大,贡斯当作品的意义却并不仅仅在于它是柏林的理论前驱,也不仅仅在于它第一次对两种自由作出系统化理论区分的思想史地位,事实上,贡斯当的作品与柏林有着巨大的不同,它对两种自由的区分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构建,而更立足于描述,一种对当时所实际发生的社会事实以及这种事实赖以发生的社会条件的描述,[2]这使他的作品具有柏林作品所不具备的意涵。在贡斯当看来,在大革命当时,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是一种“现代人的自由”,这种自由与“古代自由”有着截然的不同,它是现代社会本身的产物,是与人类生活发展到现代之后的特点相适应的自由;现代社会同时需要两种自由,免受政治权力干预的“现代自由”和转化为政治参与权利的“古代自由”。在这一意义上,阅读贡斯当的这篇1819年发表于巴黎皇家中学的著名演讲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两种宪法自由的理解,更是提供了一条在先验价值论话语之外理解保障主义宪法的路径,一条值得重视的、更深地立足于保障主义宪法与产生它的现代社会实际状况之间的关联性的路径。

  贡斯当是法国大革命的同时代人,他1767年生于瑞士洛桑,在大革命之后到达巴黎,成为法国公民,一生经历了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称帝、波旁王朝复辟及至覆灭的一系列历史事件。[3]和那个时代的众多思想家一样,贡斯当不是一个今天专业分工体制下的专业“知识分子”,更是一个积极投身公共生活和政治事业的政治人物。从拿破仑执政初期他就开始了在法国的政治生涯,他曾作为拿破仑帝政的反对派被逐出保民院,也曾为百日政府起草过宪法补充条例,在波旁王朝复辟之后,他以议会反对派领袖的身份在法国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为七月革命做出了巨大努力。1830年11月他去世,法国为他举行了国葬。

  作为政治事业直接而热切的投身者,贡斯当对政治理论的关注和写作不是“哲学性”的,而是始终着眼于大革命之后法国的现实政治和社会状况,从大革命带来的破坏性政治后果中思索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力图将大革命的经验纳入法国革命后的政制重建。他年轻时曾游学爱丁堡,有机会亲身观察英国作为“先进政治社会”的政治架构和实践运作,并在那里深受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影响,这两者后来构成他思考法国大革命和法国政制的重要参照系和智识渊源。[4]

  贯穿贡斯当毕生思考的一条主要线索就是古代和现代之间的对比。[5]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已经认知到自身处于一个和古典完全不同的社会之中,并逐渐对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特性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依照古代世界自身的条件来理解古代文化,并带着一种“新”的社会和文化条件的自觉来评判古代,看待“当今”和古代之间的差异,逐渐形成为一种智识风尚。[6]这种风尚在苏格兰启蒙学派得到发扬,也影响到大革命时期的法国。[7]作为一个深受苏格兰学派影响的大革命政治人物,贡斯当清楚地意识到法国和欧洲已经处于一个与古代完全不同的新时代,法国大革命的破坏性后果至少部分需要从这个全新的时代特征加以理解,为此,贡斯当致力于对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的社会条件及其在政治结构上的后果和表现进行比较,以说明大革命的错误在于把古代世界的政治结构移加到社会条件已完全变化的现代世界,从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现代世界需要与其自身的社会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结构,这就是个人自由与代议制。这一思考集中凝炼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这篇著名演讲之中。

  

  一、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对比

  

  《自由之比较》全文共74个小节,大致可以分作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13节,对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的形态和内涵进行对比;第二部分为第14-34节,阐述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差别的根源;第三部分为第35-42节,对大革命时代错置的错误作出诊断;第四部分为第43-55节,说明单个的古代制度移植到现代也会产生压制自由的效果;第五部分为第56-74节,讨论两种自由在现代的关系。

  演讲开篇三个小节就交待了整个演讲的主旨和中心内容。第一句话开门见山,直陈演讲的主题是要提请人们注意一个此前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重要问题,即两种类型自由之间的不同。在同一个“自由”的语词之下,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自由,一种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另一种是现代民族的自由。比较和彰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自由对于当时的法国政治具有两个方面的迫切意义:第一,认清这两种类型自由之间的混淆需要为法国大革命的破坏性后果负责;第二,认清代议制并非古代政体,而是与现代自由相适应的现代政体。

  这三节文字表明,关切古今自由对比的主旨是对大革命的病理诊断,大革命事与愿违的原因就在于当时引领风潮的历史人物缺乏对于“现代”的时代感,未能对“现代”的特性及其要求有清楚的认知,从而犯了时代错置的错误。一方面,大革命仍然抱有古代自由的幻想,希望在法国再现古代自由,从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另一方面,大革命试图建立的代议制却是一种现代的政府形式,是与现代自由相适应的政体制度。

  接下去三小节简要分析了当时的政治讨论较常援引的三个政体:斯巴达、高卢和罗马,指出在前两种政体中政治权力都是整体性的、无限的,与代议制政体相悖,而罗马也仅有代议制的微弱痕迹,这些政体中都不存在代议制的前驱。继而指出,代议制不是古代制度,它所保障的是现代自由。

  就此,演讲转入对两种自由之间的对比。首先提出的是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的内涵,这里的现代人指的是“英国人、法国人、美国公民”:

  对他们每个人而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理由而迁徙的权利。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个人结社的权利,结社的目的或许是讨论他们的利益,或许是信奉他们以及结社者偏爱的宗教,甚至或许仅仅是以一种最适合他们本性或幻想的方式消磨几天或几小时。最后,它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或通过当权者或多或少不得不留意的代议制、申诉、要求等方式,对政府的行政施加某些影响的权利。

  这些自由分成两个部分,前面列举的大部分是我们熟知的宪法自由权:人身自由、表达自由、择业自由、财产自由、迁徙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这些自由是个人选择和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是与一个人形成并保持独特的、不受外在控制和干预的“个人空间”相关的。最后提到政治参与权,即选举和监督政府的权利。

  如果这些自由都是在现代才成其为“自由”,那么,什么是古代人的自由?

  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务、法案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他们进行批评、谴责或豁免。

  不难发现,这里所举出的古代人的自由,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并不会将之归为“权利”,而是由专门的国家机构行使的“权力”,其中的部分还是由最高层级的国家机构行使的,例如决定战争与和平、与外国政府缔结协议,这些权力通常称作主权性的权力,“主权的标志”。古代人的自由因而相当于直接作为一个“主权机构”的成员参与主权的行使。在这一点上,现代人所具有的选举和监督政府的权利对于公共事务的实质影响力,完全不能与古代人相比拟。

  然而,演讲旋即指出,与古代人在公共生活中的集体性自由相依存的是另一面,即在私人生活中对共同体权威的完全服从。前面所举出的现代人所具有的在言论、财产和宗教方面的独立性在古代都不受承认,乃至最私密的家庭生活领域也不例外,私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国家的严格管控,个人的自由意志毫无存在空间。

  因此,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对比的结论是:“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都是奴隶”,“在现代人中,个人在其私人生活中是独立的,但即使在最自由的国家中,他也仅仅在表面上是主权者”。易言之,古代人的自由存在于他能够直接成为主权团体的一员参与决定共同体的重大事务,对之有真实的影响力和发言权,而一旦作为一个个人,他所有的一切,包括自身的生命和公民身份,都彻底处于共同体的管辖之下。而现代人的自由正在于他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人生活领域,这个空间完全由他自己掌控、排除国家和任何其他人的介入和干预,而作为“主权人民”的一员,他对于主权的参与行使是名义的,对于重大公共事务的影响实际微乎其微。

  

  二、古今社会条件的对比:城邦vs.大国,战争vs.商业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差别,差别的根源究竟何在?这是演讲第二部分着力讨论的。

  首先古代城邦国家的实际生存状况是:第一,疆域狭小、人口有限。第二,因为疆域狭小且比邻而居,彼此处于天然敌对之中,国家精神好战。第三,作为结果,这些国家处于无休止的相互征战之中,战争构成这些国家的生存方式,“所有国家都不得不以战争为代价来换取它们的安全、独立以及生存本身。这就是古代自由国家永恒的兴趣或者说几乎是习惯性的关注”。第四,由于战争频繁,有大规模奴隶制存在,主要日常需求由奴隶劳动满足。

  而现代社会的基本状况是:第一,国家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第二,欧洲各民族之间相当同质。第三,现代民族的强大和文明使他们爱好和平。第四,作为结果,出现的是商业对战争的替代。商业以“计算”代替强力和冲动,以“相互同意”的方式获得从前通过战争取得、乃至战争无法取得的东西。

  在这些条件的对比之中,贡斯当着重强调了现代民族的生存状况决定了他们是商业民族。古代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如航海业技术),商业进步受到阻碍,古代的商业民族只是一种幸运的意外,商业本身也浸透了战争和敌对的气氛。而今天,商业是普遍的现象:

  在今天,它是正常状态,是所有国家的惟一目标、普遍趋势与真正的生活。这些国家要求安定,要求舒适,要求能够提供舒适的工业。战争愈来愈不再是满足它们愿望的有效手段。战争的危害为个人提供的益处再也无法同和平的工作与有规则的交换所产生的结果媲美。对古代人而言,一场成功的战争既增加私人财富,也增加公共财富,增加他们所分享的奴隶、贡赋与土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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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高全喜主编:《大观》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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