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敏:亨利二世司法改革的国家构建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1 次 更新时间:2012-09-12 23: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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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敏  

  

  在世界近代史上,英国具有特殊的地位。不仅仅因为这个偏居欧洲一隅的岛国一度成为地跨五洲的“日不落”商业帝国,更是因为在几个世纪中,它是向欧洲乃至全世界输出制度的样板国。吉登斯将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宪政国家称为现代性两个最主要的制度维度,[1]而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的原生制度同时为这两者奠定了基础。

  英国在近代之后的成就,很大程度得益于其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完成的国家构建。在15、16世纪,当欧洲大陆国家包括法国在内还是“采邑和封地的集合体”时,英国已经被称为一个“主权的民族国家”。 [2]正是由国家构建带来的政治成功及所伴随的军事成功和商业成功使英国制度首先成为欧洲国家竞相效法的样板。但英国国家构建有两个很大的特点:一方面,英国被史家公认为是西欧历史上最早成型的统一国家,“英国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比欧洲大陆任何王国都早得多”,[3]并且,从中世纪延续不断地发展至现代;而另一方面,英国作为最早的现代国家,恰恰很长时间没有表现出作为现代国家之特点的以一个能动官僚制为表征的“主权”。

  国内对英国的关注,大多集中在近代以后,但事实上,由于英国国家成型早且从中世纪不间断地发展到近代的特点,使得对英国国家构建的研究必须上溯到中世纪,在英国作为一个统一王国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中探寻其制度的具体形态及其内在机理。

  依据韦伯对于国家的定义,[4]一个统一国家(state)形成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可以建立具有一体性的地域性强制机构来加以衡量,即由地域性强制机构来推行属地范围内的统一法律秩序。依照这个标准,英国中世纪史上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于英王国的构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时期就是英王亨利二世在位的时期。法制史上一般把亨利二世推行的司法改革看成是英国普通法院及普通法体制的发轫,但事实上,从地域性强制机构推行属地统一法律秩序的角度来看,亨利二世司法改革不仅具有法制史的意义,更具有国家构建的关键意义。正是通过司法改革,英王国克服了同期欧洲大陆国家常见的“封建”现象,从12世纪就开始将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地域性实体。也是发端于司法改革的国家构建,很大程度规定了英国国家的特点。因此,对英国国家构建及制度模式的研究不能不涉及亨利二世司法改革,从国家构建的角度对亨利二世司法改革加以研究,对于理解英国国家构建的路径及独特制度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此作一初步的梳理。

  

  一、亨利二世司法改革的背景

  

  1154年,作为征服之后第一位在王位权利上没有任何争议的君主,安茹的亨利登上英格兰的王位,是为亨利二世(1154-1189)。在英格兰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内乱之后,这位新君的抱负是“恢复外祖父时期的情况”,[5]他在加冕宪章中承诺让他的整个王国——神圣教会和他的所有伯爵、男爵和封臣们,如同在他的外祖父时期一样,“完全地、和平地、自由地”保有“他们的习俗、获得的权利以及自由”。[6]

  这个目标并不像听起来那样容易达到。亨利一世时期的王权已经过了两代君主的悉心经营,再加上亨利本人的雄才和手腕。而亨利二世登基时面临着一个经过二十年内战,社会严重失序、王权治理几近崩溃的局面。亨利一世时的王权虽然强大,但王权仍然是个人化的,是极端依赖于君主个人品性的,因此,一旦王位纷争将王国拖入内战之后,斯蒂芬完全没有能力重建王权秩序。

  亨利二世面对的是一个内战带来的高度封建化的状况。国王的地方代理人郡长此时已成为了地方豪族。内战时修建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堡垒遍布英格兰。暴力犯罪借内战之机盛行。与弥漫的暴力状况相一致的是,作为农业社会之根基的有关土地权属的和平秩序此时失去了。在亨利一世时,已经承认了土地保有的可继承性,使保有从一种领主的“恩惠”向真正的“权利”的方向转化。而在内战时,对土地的暴力争夺成为家常便饭,特别是领主以暴力驱逐土地保有人或继承人。在一个土地作为权力和地位基础的年代,这种状况很容易理解,并尤其会被领主原具有的在土地保有人未履行役务时的自力救济权利所加剧。“如果普通小偷小摸是普通劳动民众的日常邪恶之举的话,那么剥夺他人土地占有则是上层阶级的犯罪,是一个持续达数世纪之久的社会动荡的根源,直到土地不再是权力和地位的唯一基础”。[7]因此,对于亨利二世而言,要恢复其外祖父时期的情况,必须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抑制暴力犯罪,二是恢复土地的和平保有秩序。而在第二个问题上,他实际面对的是封建制的根基——领主权的问题。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同时,他还需要克服内战时期出现的郡长封建化的倾向,加强对郡长职权的控制。亨利二世对这些问题的系统解决是从1166年的总巡回审(the General Eyre)开始。

  

  二、总巡回审: 中央政府与地方社区的常规联系

  

  1166年的第一个月,在克拉伦敦举行的王廷大会议上,亨利二世“在所有英格兰的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和男爵的同意下”,“为了和平的保持和正义的维护”,[8]发布了“自诺曼征服以来出现的最重要的法律性质的文件或法令”[9]——《克拉伦敦敕令》。但它显然又是一个国王特权的表现,在它的最后一条写道,“国王陛下希望只要他愿意,本法令就仍在他的王国内得到遵循”。[10]

  这部法令共22条,它的内容实际是关于王室特使如何在各郡举行巡回审判的工作方法的指示。前六条是直接针对王室特使如何在地方审理刑事案件的规定,即常规性地运用誓证调查,设立刑事大陪审团(Grand Assize)向王室法官就本社区的重大刑事犯罪进行检举和控告,受到检举的嫌疑人由郡长立即逮捕,交给巡回法官以神明裁判法进行审判,被判定有罪的,处以刑罚。[11]

  大陪审团由郡长从每个百户区召集的12名,从每个村召集的4名最有资格宣誓的自由人组成,他们要在王室法官面前经宣誓后检举自亨利二世即位以来本地发生的抢劫、盗窃、谋杀等重大刑事犯罪的嫌疑人。这些人组成的誓证团体不是代表他们自己,而是代表整个地方社区。拒绝参加誓证的人要被处以罚金。这一团体责任也可以视作十户联保中团体治安担保责任的一种延伸。国王不仅征用了地方社区作为治安力量,现在又征用了地方社区作为检察力量来提起公诉,地方社区负有责任与国王协作以维系治安、打击犯罪。这同时也强化了一种观念,犯罪不仅仅是对个人的加害,而且是对于社区和国家秩序的侵害。

  《克拉伦敦敕令》以维护和平的名义发布,然而它的后续条款表明,它的效能决不仅至于打击刑事犯罪。它规定所有的自由人都要在王室法官到达该郡时出席郡的法庭,如有必要参加检举,特许权持有人也概莫能外。这使得王室法官到达时的郡法庭集会成为全郡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公共集会,相当于整个地方社区被召唤到国王特使面前,加入由国王特使主持和进行的对于本郡公共事务的调查和处理。

  几乎所有的法律史教科书在谈到总巡时都会强调:这不仅是巡回法院,而且是巡回政府。这一点从总巡的派出机构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总巡法官是由王国的统治实体王廷派出的,其成员通常就是王廷小会议成员,持着盖有国王印玺的委任状巡回全国,易言之,总巡法庭就是王廷的派出机构,一个不跟随国王的王廷巡回分支——它就是王权自身。王廷以法庭的形式处理王国政务,巡回在地方的王廷分支也同样以法庭的方式处理地方事务。

  由于总巡法庭实际是王廷的派出机构,因此,总巡法庭受到委任的权限就是王廷的权限,它处理的事务是无所不包的。《克拉伦敦敕令》所起的作用是将总巡常规化并规定地方社区在总巡尤其是其中刑事追诉方面的责任,而不限定总巡法官的权限。总巡可以处理王权之诉范围内的全部事务,包括与国王自身利益尤其是财政利益相关的事项,严重刑事犯罪,以及对所有地方政府功能的彻查。

  事实上,对地方政府功能的彻查是总巡的重要目标之一,郡长本人及其助理都是总巡检查的对象。列入调查范围的总巡条目“覆盖了政府的整个领域”,包括地方的所有官员义务履行的情况、是否存在不端行为、是否发生对王室特许权的篡夺和误用,等等。早在总巡开始之前,设在内府小教堂的王室文秘署(chancery)就会向郡长发布一般传唤令状,要求郡长为总巡作好准备。郡长依此必须传唤自上次总巡以来履行郡长职责的所有人,包括已故郡长的继承人和执行吏,携带他们所收到的所有令状出席法庭;所有主张王室特许权的人也必须应传唤出席,并向总巡法官出示特许权的依据;郡长自身和他的所有官员及助理也要出席。郡长还需要提前发布文告,告知凡有任何对于上述官员或助理的申诉,都前来总巡法庭向国王的特使提出。[12]

  在将整个地方社区召唤到王室特使面前时,总巡实际上成为一种王权与地方社区互动的方式。在总巡法庭中,国王与地方社区之间的关系得到一种仪式化的展现:一面是坐在法庭中心、接管郡长职权的王室特使,另一面则是整个地方社区的集会。巡回法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向集会宣读总巡委任状,通常,委任状中会包括这样的措辞:

  国王的意愿是所有作恶的人应当在他们的恶行之后受到当有的惩罚,正义应当被无差别地施与给穷人和富人;为了更好地达成这一目的,国王祈请本郡共同体的成员通过出席此一场合助他一臂之力,以建树一个幸福的和确定的和平,这既是为了王国的荣誉,也是为了他们自身的福利。[13]

  国王以“正义的名义”吁请整个地方社区与他合作,以实现“王国的荣誉”和子民“自身的福利”。在这样一个场合中,国王通过他的特使与他的王国面对面。国王可以将“王国”召唤到他的特使面前,自然也可以召唤到他自己面前,日后,国王正是通过议会把“王国”面对面地召唤到自己面前。

  总巡也要求地方社区为其自身的法律义务承担责任。大陪审团的检举和控诉是与十户联保责任连在一起的,如果法官在对检举的调查中查实社区自身存在着过错,未能很好地监控犯罪行为人,社区本身要被处以罚金。同时,誓证陪审团在回答提问时如果存在错误,也要被处以罚金。[14]这固然充实了国王的金库,但也确立了一种外在的约束机制,使社区得以培育对自身职责的敏感和自负其责的精神。

  当总巡成为常规化的制度,它毫无疑问是一种王权与地方社区互动并监控地方官员的有力机制。它解决了两个重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信息问题。总巡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三:誓证调查法,郡长的卷宗(record)——在理查德一世之后还包括验尸官的卷宗,以及个人控告。地方社区和个人都将他们“出借”给国王,在国王对地方官员的监控机制中承担相应的功能。第二个困难是保持总巡法官自身不被地方“捕获”。这个困难是通过委任来解决的。总巡法官的权力来自于委任状,每一次总巡的委任状都是单次发布的,且受委任的人员并不固定。总巡法官在完成每一次总巡任务后即返回王廷,下一次的总巡法庭由当次的委任状重新任命并派遣。单次委任的做法日后一直保持下来,在总巡消失之后,保持到民事特别巡回审和刑事特别巡回审之中,也保持到对治安法官的任命之中。

  通过王廷的分支机构在地方常规性地巡回,亨利二世事实上建立起了一种王权直接与地方社区互动的机制。这一机制既能实现与地方最大程度的接触,又始终不失其中央集权的性质。中央和地方之间形成了常规性的双向沟通关系。总巡的这一体制功能在其自身消亡后,仍由特别巡回审继续下去。在1617年,培根向夏季巡回审的法官致词说:“你们必须记住,在你们的司法行政之外,你们携带着这个国家的两幅眼镜或两面镜子;这是你们的职责,在你们的巡访过程中,向人民代表国王的恩典和关怀,并且,在你们返回时,向国王提出人民的苦情和厌憎”,这将使得“政府在它自身中更为统一”。[15]

  总巡不仅仅使王权与地方社区面对面,它也开始使王权直接与个人面对面。亨利二世的总巡激发了英格兰的自由民从封建法院和古老的地方法院转投王室法院的热情。这是从新近被夺占有之诉(assize of novel disseisin)开始的。

  

  三、新近被夺占有之诉:对私权的司法保护

  

  1166年从威斯敏斯特出发的总巡法官不仅装备了大陪审团起诉,而且还装备了另一项新式武器——新近被夺占有之诉。创造这项诉讼的敕令也是在克拉伦敦大会议上颁布的,其文本已失传,但自1066年开始的总巡卷档中的相关罚金记录宣告了该项诉讼的使用。

  梅特兰在其《英格兰宪政史》讲义的末尾说,如果要对英国宪法有任何了解,首要的是对英国土地法的了解。[16]而在讲到土地法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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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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