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辛亥百年反思录》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1 次 更新时间:2011-11-08 10: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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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贻 (进入专栏)  

  

  今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北京《财经》杂志的马国川记者为了进行一次非同寻常的纪念活动,不辞辛劳,采访了大陆、台湾和海外的12位著名学者。大陆的是周有光、李泽厚、章开源、袁伟时、杨天石、高全喜、雷 颐、朱维铮和萧功秦;台湾的是许倬云;海外的是余英时和林毓生。这些学者大都是对辛亥革命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研究并有所建树的专家,而且都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国川同志把这些很有分量的采访录汇集起来成为一本大作,题为《辛亥百年反思录》,将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蒙其信任,索序于余。开始我感到,我虽对辛亥革命有所了解,但究非我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难以应命。但旋又想到,对我而言,这个任务是一种光荣,一种责任,而且还是一个很好的老年再学习的机会,便慨然应允了。不过,即使我会尽力而为,能否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我没有绝对的把握。我的想法是谈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本书的欣赏或评价;一是在我原有对辛亥革命史的知识和理解的基础上,结合我对这些专家的评论的学习和体会,对与辛亥革命史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的浅见,请专家们指教,供读者参考。

  

  对本书的欣赏或评价

  

  马国川采访朱维铮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从辛亥革命到现在百年间,中国现代化进程有哪些教训?朱教授在正面作答前首先指出:谈历史教训,首先要弄清楚历史真相。他的意思是,凭“以论代史”的历史是找不出历史教训的。我同意此说。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要澄清。历史真相是可以弄清楚的吗?对这个问题,我们历史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从国际层面看,认为历史真相弄不清楚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罗斯福时代史学界领袖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Beard)。他早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曾一度服膺经济史观,但后来不独从经济史观转而相信多元史观,还大力宣扬历史的相对主义。“他总结说,成文史并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信仰行为’;历史学家不可能了解过去,只能把碰巧弄到手的一些零零散散的史料根据支离破碎的计划重新构筑一番,而他这个计划反映的又是他那逃脱不掉种种限制的头脑。” [1]他还说:“没有哪个历史学家能够把过去描绘成实际那样,每个历史学家的著作----对事实的选择、强调、省略、组织和展示方法,都相对于他自己的个性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所有的历史解释都相对于时间、地点,都注定要隨着它们产生的环境----思想及利益的消失而消失。”[2]我曾一度为他的这种论点所迷惑,但经过反复思考和广泛阅读,我不同意他的这种相对主义历史观。我认为,历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阐述,虽会受其个人的思想感情及其所处环境的影响,使其对历史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具有局限性,但不能说所有严肃历史学者对历史的解释都会因时势的变迁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历史是有其本体和和客观发展规律的,而且是可以被认识、被弄清楚的。但是,构成历史本体的因素,非常复杂多样,历史学工作者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探索和研究,就很难全面地掌握这些因素并分清其主次;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是含蕴和隐藏在历史本体成长过程之中的,历史学者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对构成历史本体的诸因素复杂内部关系的探索和研究,就很难发现这种客观发展规律。所以,历史学者研究和探索历史本体和发展规律的功底,就决定历史学者对历史的解释与历史实际接近的程度。我认为,要使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自己长期艰苦的努力,使自己对历史的解释接近历史的实际。一个历史学家如果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进一步接近历史的实际,那他就是对历史学作出了贡献。

  我仔细阅读马国川记者的这些采访录后,感到每一篇都是辛亥革命史专家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和研究的成果。首先,它们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影响,没有以论代史;其次,它们的论证,都有充分史实作根据;第三,它们都有自己独到见解,不是人云亦云。因此,它们对辛亥革命及其影响的探索和研究,尽管程度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增加了新内容,进一步接近辛亥革命史的实际。更值得提出的是,这本书的内容不是一家之言,而是12位专家各有特点的名言谠论。这就是说,本书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增加了多达12项新内容,为更接近辛亥革命史实际推进了长足的一步。

  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对有志于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人,和涉猎辛亥革命史有业余爱好的人,尤其如此。

  

  我对与辛亥革命史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的看法

  

  关于晚清新政。 所谓晚清新政,一般指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到1911年为止,大约10年间,慈禧和清庭实行的一些改革。余英时教授认为:清庭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已经开始,这10年改革也一样未触动政治体制,无所谓“新”,有什么值得标榜的!我基本认同余教授的意见,认为对晚清新政不能、也不应评价过高。首先,由于实行和掌握这些改革的是慈禧和清庭,他们有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危及他们的君主专制统治。1901年1月29日宣布变法的上谕中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3]这就说明,他们的变法,和要求立宪的维新变法不是一回事,清庭的君主专制统治是永远也不能变、不能触动的。然而,根据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废除清庭的君主专制统治,乃是中国救亡图存的首要条件。其次,对他们所谓能变的,也就是他们进行的改革,慈禧和清庭又是什么态度呢?尽管他们大概意识到这些改革是延续清庭统治的必要措施,但究竟不是他们自愿、主动采取的,而是列强和中国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逼出来的。因此,他们在实行这些改革时,不会有真正的积极性,坚决要求其有实效。特别是这些改革,比如提倡和鼓励私人资本办工业,改变军制,废科举、办新学、派人出国留学,改变法系、政府机构和官制,设资政院和省谘议局,甚至筹备立宪等等,当然都是促进中国现代化、有助于救亡图存的重要事业。但是,它们又都是有损于清庭君主专制统治的根基的。比如,允许私人资本办工业,便摧毁了清庭对工业的垄断;改革军制,便冲淡了军队对清庭的忠诚;废科举、办新学、派人出国留学,便大大缓解了清庭对知识分子的笼络与控制;改变法系、政府机构、官制和设资政院与省谘议局等,更是直接削弱清庭君主专制制度的措施。至于筹备立宪,则意味着清庭君主专制制度的最终庞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能想象以维持清庭君主专制制度为底线的慈禧和清庭,能真心诚意实行这些新政吗?能不断加强这些改革吗?显然不能。为节省篇幅,我这里只举派遣留学生这项新政的例子加以说明。

  大约是1870年末,曾国藩和李鸿章接受第一位受过完全美国教育的中国人容闳的建议,每年派30名精心挑选、年龄在12至16岁之间的青年赴美留学15年。这就是赴美留学教育使团。为确保这些青年不为“西学所蔽”,保持儒家的忠君思想,清庭任命虔心儒学、坚持儒礼而知名的儒生陈兰彬为监督,和容闳共同管理、指导这些青年;另外还派遣一批中国教师教授中文和儒经。根据规定,这些学生必须时常聚会,聆听圣旨,并朝向北京皇帝所居地朝拜。

  但是,这些学生以令人难以置信速度日益美国化。容闳表示赞同,陈兰彬则坚决反对;他不断发回国的反对报告在国内引起对使团的猛烈批评。于是,清庭又指派了一名新监督,容闳则被改任中国驻美公使,协理使团事务。现在,让我引述两段关于这位新监督的记载,看看清庭及其官吏是怎样对待“派遣留学生”这项新政的。其一是:“从他抵达之初……便就使团的管理和学生的非中国化的行为向北京发送了一连串不利的报告。……他深感他们已经丢掉了构成中国官吏阶层的儒家学者所具有的全部品质。……他们对构成中国整个教育基础的中国经典,所知甚少,也毫无兴趣。”[4]其二是:“光绪[1875-1909]六年,南丰吴惠善为监督。其人好示威。一如往日之学司,接任之后,即召各生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监督僚友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

  “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但无敢言者,独容闳力争无效,卒至光绪七年,遂将留学生一律撤回。”[5]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另一项具有典型意义的清末新政。这就是政府机构和官制的改革,10年改去改来,最后在1911年却改出了一个“皇族内阁”-----变相的君主专政制度。

  这就是清廷对待新政的态度。诚如张之洞所言,慈禧和清庭实行新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质就是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以维护清庭的君主专制统治。违反此根本目标的新政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还不仅如此。清末每实行一项新政,就要筹集经费,实际上就是加捐派税,剝削、压迫老百姓,不断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到1910年,这种反抗新政的斗争,达到了高潮。[6]

  综上所述,我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理由,让人们看重晚清新政。我还看到一种说法:“如果慈禧晚死十年,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早就实行宪政了。”对这种观点我很反感。本书中,余英时、章开源、杨天石、朱维铮、雷 赜、周有光等已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辩驳。我这里再提供一个有力的反证。这就是慈禧临终前的一番肺腑之言。“恽毓鼎《澄斋日纪》云:‘闻中官言,孝钦显皇后大渐时,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项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本来清末立宪,已回到皇帝改制路线,可她临终一悔,又将立宪全盘推翻……古人有‘一言丧邦’说,从历史上看,秦桧‘莫须有’算一句,还有就是慈禧的这句‘不当立宪’了。”[7]怎么能说慈禧晚死10年中国就早已立宪了呢?真太离谱了。

  关于辛亥革命的必然性。 辛亥革命的发生,一般学者大都认为是必然的,也有学者认为是偶然的。我从来不相信偶然论,理由如下。当然,理由很复杂,我这篇短文不能详述,只能谈个轮廓。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实行外儒内法的君主专制统治,成为一个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组织严密稳固、生命力很强的国家。虽几度被北方游牧民族所灭亡,但因有较高文化水平,这些文化水平低劣的游牧民族,反而被同化,凝结成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的国家,一直屹立于东方,曾长期“东风压倒西风”。但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后,资本主义逐渐发展,陆续产生一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化,它们创建了较先进的物质文明,船坚炮利。而且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扩张性。从16世纪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侵略中国。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实行外儒内法的君主专制度的农业中国,显然落后于工业化的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它们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到19、20世纪之交,瓜分或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而且,这些具有瓜分或灭亡中国能量的列强,与曾经灭亡中国的游牧民族不同,它们具有比较先进的、成熟的文化,不可能被中华民族文化所同化。面临这非常的危机,无数中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大家最后认识到,最关键的问题是: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翻清庭继承的、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外儒内法的君主专政制度,最低要求是实行立宪制。但如前所说,这是慈禧和清庭坚决反对的。在这种情形下,绝对不愿意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被瓜分或被灭亡的中国人民,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辛亥革命必然会发生的原因。

  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看法颇不一致。有持否定态度的。比如,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躭误了中国立宪制的建立,是乱中国之源,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造成了一个弱政权,结果导致袁世凯专政,意义不大,也不那么美好,不是什么成功。持肯定态度的人较多。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功劳很大,推翻了秦以来建立并维持两千多年、到19世纪使中国面临瓜分或灭亡危机的君主专政制度,证明了中国人可以自己搞民主,建立民国。它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革命不能“告别”;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作出了贡献;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所走的道路,尽管曲折多歧,但总的趋势是沿着孙中山提倡的民族、民主、民生三大目标前进的;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肯定、鼓舞、加强、发扬了中国地方和人民群众要求改革、现代化的自发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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