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再论把“民主”与“民本”区分开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1 次 更新时间:2011-04-28 1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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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贻 (进入专栏)  

  

  1948年,笔者曾撰文谈过“民主”与“民本”的话题,今天觉得有必要再谈一谈。

  时至今日,全世界都在呼吁民主和法治。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也一直在提倡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但有时我在报纸杂志上读到“以民为本”的提法,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为争取民主,我曾两次撰文论证“民主”与“民本”的严格区分,提醒人们不要鱼目混珠,误将“民本”当成“民主”。一次是1948年在上海《时与文》杂志上发表“人民自己作主人才是真正的民主”;另一次是1998年在武汉《长江日报》上发表“民主,就是让人民自己作主”。李慎之先生了解这一情况后,曾于2002年写信给我,说:虽然近年来“进步”舆论就“民本非民主”问题达成共识,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懂得民主,不理解“民本”与“民主”的区别。初读慎之先生的信,我还有些怀疑他是否低估了国人的政治思想水平。后仔细想想,又觉得他的论点不无根据。

  为什么这样说呢?追本溯源,中国人之有民本思想,据郭沫若的说法,大约源自周公。他在所著《青铜时代》中“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里,谓周人之有“德”的思想是起自周公,而“修德”则是以民为对象的。后来,儒家经典中,民本思想比较常见。比如,“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泰誓中》)等等。尽管所有儒家经典都体现了民本思想,但论述民本思想最充分的,还是《孟子》一书。甚至可以说,《孟子》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论述民本思想的。孟子所谓王道,就是民本之道;所谓仁政,就是民本之政。大体上说,孟子是从正反两方面论述统治者“为政以民为本”的必要性,其最简明扼要的表述是:“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

  从以上所引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首先,民本思想是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的,而不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的,为政以民为本,是为了统治者能得天下并保天下。其次,民本思想是与君权天授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再者,由于统治权是天授的,不是由人民授予的,统治者是“劳心者治人”,可以而且应当为人民作主;人民是“劳力者治于人”,不能自己作主,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过,统治者要想长期统治下去,在为民作主时就必须以民为本,否则,久而久之便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人民群众要想少受剥削压迫,要想生存下去或生活得稍微好一点,就只有盼望出现明君、贤相、清官、良吏,否则就只能铤而走险,起来革命。

  民主思想则与此完全不同。民主思想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的,人民具有天赋权利,统治者的统治权由人民授予,只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及全体人民制定的宪法进行统治,不能代替人民作主,更不能自己作主;各级官吏只是人民公仆,决不是什么父母官,更不是什么大救星;人民有权罢免不称职、不按自己意志办事的任何官员。

  总之,民本思想是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是为专制政体服务的;民主思想是后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我们这里不涉及雅典民主),是为现代共和政体、人民政权服务的。两者本来就泾渭分明,不是一回事。那么,为何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到如今还有许多人不懂民主,往往将民本与民主混淆起来呢?这也不难理解。从理论上说,中国的君主专制社会长达几千年,民本思想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忠君思想、官本位思想,已深入中国社会的骨髓之中,渗透到国人的血液里,只要有机会,就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影响、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民主思想则是舶来品,传入中国不到两百年,而且受到传统文化的顽强抵制,所以难以扎根。

  从历史事实看也如此。鸦片战争以前,除黄宗羲在清康熙年间所著《明夷待访录》中论述的近似民主思想(注:近来有的学者称此种思想为新民本思想,并非民主思想,也有道理。但本文暂不讨论这个问题)的反君主专制思想外,中国思想界没有出现民主思想。而且据全祖望(清代学者——编者注)跋黄宗羲之书所言,该书“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即使如此,该书仍见忌于时,一百余年后始有初刻本,在乾隆年间还曾被禁。鸦片战争以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20年间,中国还只有少数人觉悟到要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但大都只想学别人的物质文明,对民主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则盲然无识。1843年出版的魏源编的《海国图志》,1849年成书的徐继畲编的《瀛环志略》,两书都以同情态度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传到日本被一版再版,对明治维新产生了良好影响,而在讲究“华夷之辨”的中国却受到冷遇。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国势更加危急,清政府出于自强图存的需要,发起了洋务运动。这一运动既然是实行君主专制的清政府发起的,当然只能是学人家如何制造坚船利炮、修铁路、办电报,而不会学人家的民主政制。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学西方的物质文明用以维护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是自觉不自觉地维护“民本”思想和体制,而藐视、排斥“民主”思想和体制。参与洋务运动的人中,虽有少数人因为亲历其境,认识到西方政教的优点,但除郭嵩焘等极个别人外,大都认为西方民主政教或源于中国,或与中国儒家政教相似。最能说明这些人将民主与民本混为一谈的是,他们在出使或到西方旅游考察时,只要是体会到西方民主政教的优点,便认为与力倡民本政教的孟子的思想符合。号称“曾(国藩)门四大弟子”之一的黎庶昌,从1876年起便长期出使,办理外交。他在“与莫芷升书”中谈及西方政教时说:“鉴其治理,则又与《孟子》好勇、好货、好色诸篇意旨相合。”

  维新派虽摆脱了“中体西用”的框框,主张不仅学西方物质文明,也要学政治制度,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但偌大中国,几乎没有一个维新人士能够将西方的民主政制(主要是君主立宪制)和中国儒家的民本政制区分开来。至于维新派主将康有为,众所周知,他是把1898年维新变法比作孔子改制的。如胡绳所言:“他从来没有越出传统的儒家学说的樊篱。”梁启超是维新派的台柱,他的思想虽然有时接近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但也分不清民本与民主,他在“西政丛书序”中说:“欧洲各国,百年以来,更新庶政,整顿百废。议政之权,逮于氓庶。故其所以立国之本末,每合于公理,而不戾于吾三代圣人平天下之议。”严复在维新派中,西学根柢最深,但他经受不住政治风浪,1897年他就反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上鼓吹民权的言论,晚年更主张尊孔读经,是维新派中最早在政治思想上倒退的一个代表。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在南京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表示将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不过如胡绳所说:“虽然有了中华民国的招牌,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封建的经济、封建的政治;在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也还是封建思想。”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民主为何物,民主有什么好处。因此,野心家袁世凯不久便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撕毁了。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军阀政权心目中不仅没有民主,甚至置民本于不顾。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讲的是“三民主义”,实际执行的是专制主义;蒋介石口里讲的民主,最多也不过意味着国民党执政要以民为本,从来也没有想到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蒋介石政权统治中国二十余年,真正被大多数人承认执政能以民为本的清官,数去数来好像也只有一个张难先。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按照有关文件规定,中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但正如邓小平所说:“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

  统治者为民作主有两种可能。有时候能为人民服务,比如建国初期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民主改革,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济等;但有时往往也不能为人民服务,原因有二:一是统治者中混进了坏人,比如新中国建立不久后的刘青山、张子善,以及后来的“四人帮”、康生、陈希同等人;二是统治者好心办了坏事,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都是,这些都是统治者“为民作主”办的。要是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就不会有这种愚蠢、对人民对国家都有害无益的事。因此,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就一再苦口婆心地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有时也提法治),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积淀的君主专政遗毒既深且厚,以致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人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体会到的,仍然是民本思想的顽强表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从报刊上剪辑这方面的资料,关于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也有,但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是关于统治者为民作主的。比如一些地方政府瞎指挥生产,向上级虚报农民的产量和收入;有的村官甚至逼迫农民的“祖母鸡”多下蛋;一些地方政府违反民意,机构臃肿,冗官成群,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有的小小司法局长竟大打出手,强迫旅馆老板提供服务小姐。此类事例不胜枚举。面对这种不能自己当家作主的尴尬处境,人民当然只有希望官员中出几个好人。这也就是炒作康熙、乾隆、包拯、海瑞等所谓圣君、贤相、清官的电影、电视剧总有市场的原因;也就难怪有的传媒把应称为人民勤务员、人民儿子的政府官吏称为“父母官”,吹捧其“爱民如子”;有的传媒把确定人民权利的立法称为“以民为本”的善良之法,却很不容易看到宣传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事例。

  的确,早就是应该把“民主”和“民本”区分开来的时候了。统治者在为民作主时能以民为本固然是好事,但那只是君主专制时代人民的要求,而且历史证明那并不可靠。在我们这个时代,要真正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据说,甚至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头几年就说,“为了劳动人民”而不是“通过劳动人民”的类型的国家将逐渐消亡。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里第一次公开地、正式地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条件之一提出来,是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探索的结果。但如何把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还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共十七大以来,尽管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日益加强,但直至今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希望执政者能以广阔的胸襟,高瞻远瞩,顺应当代世界潮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尽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崇高目标。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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