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不能这样糟蹋中国传统文化——再评秋风的孔子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72 次 更新时间:2011-10-28 11: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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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进入专栏)  

  

  引入天命是不是可以成为制约君上的紧箍咒呢?董仲舒不能说完全没有约束君王胡作非为的意思,但主要内容是下要绝对服从上,全体要绝对服从君王。

  

  秦始皇肇始的中央集权宗法专制的政治制度,一直是前现代中国的基本制度。宰相与其他大臣的权力,皇帝可以随意收回,他们的生死荣辱,都取决于皇上的喜怒。

  

  天和上帝都是虚的,受不受实实在在的法律的约束,是法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分水岭。

  

  拜读了秋风兄的《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南方周末》2011年6月30日F31版)和近日在网上推出的《你可能不知道的董仲舒》后,不禁哑然失笑。为了神化孔子和儒家,秋风兄横扫王国维、李济、张光直等大师们的学术成果!孔子和儒家却没有因而沾光。

  

  “自由的”西周是怎样打造出来的?

  

  为了塑造“自由的孔子”,秋风兄需要一个“自由的”西周。像魔术师一样,一个“自由的”封建制的西周,果然在他笔下诞生。

  这个自由西周是怎样打造出来的?

  第一,混淆西周封建制与前此一千多年的社会差别。

  秋风兄断言:“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至春秋,中国治理架构为封建制。”

  尧、舜、禹虽然文献有记载,但都是传说年代,至今没有找到充分的考古材料,而且商代以前,中国还没有文字。何来“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直到传说中的夏代,大体上还是部落社会,国家顶多处于萌芽状态。秋风兄却一口咬定那就是封建年代!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论断,有证据吗?

  殷商、西周、春秋分别约生存了554、275、294年,一共历时约1130年,社会和政治制度也有无法抹杀的差别。史学界的共识是:“周王朝的早期,根据一些可用的考古资料看,其物质文化大量保持着与商朝同样的成分。然而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是明显的。”主要变化之一是:“先周时期的许多部落单位的松散联合体,如今汇成一个紧密的大帝国。”

  王国维对西周新制特征的论断至今仍为史家认同:

  “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

  换句话说,中国封建制始于西周,而且是以等级和服从为特征的宗法封建制。不能将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的制度与西周相提并论,就是殷商的制度也有很大差别。

  第二是对周公建立封建制度过程和性质的歪曲。

  秋风兄振振有词说:

  “周制的封建的君臣关系乃是一种契约性关系。君臣订立这个约的过程,一般被称为‘策名委质’,周王与诸侯建立关系的过程则被称为‘策命’。订约过程的核心是在宗庙中宣读一份确立双方权利-义务的文书。《尚书》所收《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康诰》,及后面几篇冠以“命”的文献,就是君臣订约的文书。”

  “在这样的君臣关系中,双方就不是绝对的上下尊卑关系,而具有伙伴、朋友的性质……周王明确地将诸侯称为‘友’、‘朋’。每个君与他的臣组成一个共同体,他们就本共同体的重大事务进行共同决策,包括决定继嗣之君。”

  首先是时间上的错误。在殷商和西周建立初期,周公“制礼”——建立封建制度以前,君臣大义确实尚未真正确立,那些比较平等的称呼出现在这个时期。

  王国维早就指出,直至殷商“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本周之臣子……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

  武王逝世,按照殷商兄终弟及的制度,周公完全可以自己登基(一说周公已登基而传位给弟弟——成王)。但是,为了稳定政治体制,周公确立了嫡子继承制,成为西周封建制度的一大特色。

  一再引起争斗的殷商嗣位制度被废除了;西周宗法封建制建立起来了,秋风兄说的挑选继位者的办法也终结了。至于“每个君与他的臣组成一个共同体,他们就本共同体的重大事务进行共同决策,包括决定继嗣之君”的梦幻本来有很大想象成分,此后更不见踪影。

  秋风兄说:“《尚书》所收《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康诰》,及后面几篇冠以‘命’的文献,就是君臣订约的文书”确实美妙。可惜,除《康诰》外,都是早有定论的伪书。用伪造的文书来证明自己的所谓新发现!

  一再引用伪书,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例如,秋风兄的新作:《你可能不知道的董仲舒》说得振振有词:

  “《泰誓中》篇简明地概括了天道宪政主义的基本框架:‘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辟’就是君王……君王须敬畏上天。借助于天的权威,礼或者法律才具有压倒君王的权威,人民才有免于君王的意志之暴虐统治的可能性。”

  可是,《泰誓》是古文《尚书》中的一篇。从朱熹开始,就怀疑古文《尚书》是伪书,至清代经过阎若璩详细考证,遂成定案。

  第三个错误是拿春秋(公元前770——前476)的史料用于西周。

  秋风兄说:“君臣关系的相互性也决定了一个基本伦理原则:‘君臣以义而合’。《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了春秋时代一句谚语:‘臣一主二’,晋儒杜预注:‘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国’。”

  春秋时代列国分立,周王作为“共主”,虚有其名。那时出现“臣一主二”非常自然,与西周大一统局面下的君臣伦理完全不同,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第四个错误是文献解释上的随意性。

  秋风兄说:“周代宗法制极大地不同于后世的宗族制度。去古不远的汉儒结集之《白虎通义》,对此说得非常清楚:‘宗,尊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宗’和‘族’的指向是正好相反的,‘宗法’之要旨乃在于以君臣之义,切断血缘关系。”

  首先,让我们查阅《白虎通义》,看看是怎样说的吧:

  “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帅小宗,小宗能帅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

  意思非常清楚,宗是家族血缘关系中的尊长,族人通过这种血缘关系体系紧密聚合。

  再看看《白虎通义》对族的解释吧:

  “族者,凑也,聚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实际生活中,宗族固然是血缘关系的聚合体;《白虎通义》的解释也绝对没有“‘宗’和‘族’的指向是正好相反的……切断血缘关系”的意思。

  其次,看看秋风兄的论断与现有学术成果的差异吧。

  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考古学和殷商、西周史研究的泰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时,常有这样一条法则:在古代王国文明形成过程中,血缘关系渐被地缘关系所取代,政治的、地缘的团体占的成分比亲属占的成分越来越厉害和强烈,而亲属关系则日趋衰微。这是根据外国古代史所得的经验作出的结论,用它来看中国似乎很合理,然而是错误的。因为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大师们的结论当然可以推翻。但是,您得拿出经得起推敲的证据来。

  第五个错误是凡是不合己意的史料,则干脆一笔抹杀!

  孔子杀少正卯,不是孤证。秋风兄一句是荀子捏造的,就跳过去了。研究孔子多年的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关于孔子诛少正卯,说过一段话:

  “此说是先秦两汉旧说,宋以来否定此说,皆出卫道,毫无根据。赵纪彬的考证,虽有‘批林批孔’时期的政治色彩,但史料详备。参看氏著《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

  一个严肃的学者要否定孔子诛少正卯,必定把赵纪彬的论据和结论考查一番,提出自己反驳的论据。可惜,秋风兄没有遵守这条学术研究的通行规则。

  

  董仲舒和儒者是监督者还是依附者?

  

  说董仲舒创造了一个足以牵制皇权的共治体系,是秋风兄另一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

  第一,董仲舒究竟提倡什么?

  在中国思想史上,董仲舒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把阴阳家和方士的谶书和儒生编造的纬书冶于一炉,编造一套天人感应学说。这套学说基本的一面是维护君权至上的专制制度,即使提醒皇帝提防天谴,也是忠诚地为皇上打扇。

  1.在儒学历史上,他明确地树立三纲为不可逾越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的基本架构。

  孔子一直强调等级、名分不能逾越。后来的统治者把这个思想固化为社会制度。

  人们通常都说,秦朝实行的是法家学说。陈寅恪先生独具只眼,指出秦始皇“行同伦”是将儒家伦理法制化了。汉承秦制;此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没有大变化,是学界的共识。历代法典的基本架构就是儒家的三纲,魏晋以后,法典进一步儒化,这也是众多中华法系研究者认可的不刊之论。这与法家也是专制制度和三纲的支持者,并不矛盾。

  三纲是儒法两家的共识。但法典的演变是把儒家的经典作为释法的根据,同时加进了法家不能接受的按尊卑、亲等判刑的内容,现存的传统法典确实是儒家学说的法制化。

  摒弃秦代的苛政,是西汉始建以后,众多儒生致力的事业。陆贾《新语》、贾谊《过秦论》等名篇,起了重大作用;但他们都是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要求注入仁政而已。董仲舒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没有跳出儒法两家联手建造秦代制度的窠臼,而且把三纲确定为他的天人感应主张的重要基础。他说:

  “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三纲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他的主张与保障人的自由为职志的宪政是背道而驰的。

  2.孔子开创的名教,基本含义是教化子民,遵守名分——等级制。董仲舒秉承名教思想,指点执政者坚持政教合一,把教化被统治者放在首位。用董仲舒自己的话来说是:

  “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

  教的前提是坚持等级——名分。董仲舒为此对儒家的许多基本概念进行了明晰的诠释:

  “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

  秋风兄不是把儒家的礼治捧上天了吗?他口中最伟大的儒家、缔造中式宪政的董仲舒揭示礼治的实质是:

  “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等级。”

  不要望文生义,把儒家说的义等同于正义。董仲舒说:

  “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义。”

  引入天命是不是可以成为制约君上的紧箍咒呢?董仲舒不能说完全没有约束君王胡作非为的意思,但主要内容是下要绝对服从上,全体要绝对服从君王: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

  他提醒中国人,朝夕相处的尊长就是天!一级压一级,层层都是天,一定要跪倒在尊长脚下!而西方的封建是有权利义务关系的。一位英国学者指出:在欧洲封建制度下,“没有人的地位高到具有不履行义务的特权,没有人的地位低到没有任何权利。”两者差别太大了,是17世纪以来中西历史走向迥异的决定性因素。

  3.统一思想,独尊儒术,堵塞言论和学术自由。

  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秋风兄拾人牙慧,沿用徐复观先生的论断,认为董仲舒的上述观点没有扼杀思想和学术自由。其实,徐先生和秋风兄都没有注意到:这是官方建立意识形态统治的开端;此后,“离经叛道”是要掉脑袋或丢乌纱的。除了极少数备受打压的异端,其他思想流派都会恭顺地融入体制。中国古代的释道两家选择不与儒家的三纲冲突,从而找到作为茶点和清供进入知识阶层的门径;而作为大众信仰的佛教、道教,更是儒家的恭顺奴仆。当天主教与基督教走上与儒家冲突的路径,留下的则是血泪斑斑的历史。

  4.他是贻害两千年的政治挂帅的始作俑者。

  他的名言:“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后世儒者视为经典,据此贬斥工商。毛泽东也继承了这个思想,而在“文革”中登峰造极。

  宪政,即使在古代不完备状态下,也有两个要点:一是分权,特别是司法要具有独立性;二是保障臣民或自由民的权利。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这两点都是没有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董仲舒本人的遭遇充分证明,实际生活中有君为臣纲的绝对权威,却没有丝毫秋风兄想象的“共治”结构:

  “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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