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研究民国历史三大忌——再评尚小明教授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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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进入专栏)  

  

     外出归来,拜读了尚小明教授14000多字的大作《所谓“恶劣学风”,请袁伟时教授拿事实讲话!》(团结网,以下引用此文不注出处),十分开心!
  处理完手头杂事,该说说我对此文的观感了。
  挑起这次争论的尚小明教授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几位挚友都说,这样的文章不值得回应。的确,尚教授学风不正,与之讨论问题,味同爵蜡,有浪费时间之嫌。不过,2011年力辞继续为本科生开设“中国近代思潮研究”选修课后,总觉得自己欠了莘莘学子一笔账。尚教授的文章犯了研究近代中国几个大忌,点评后可以让青年朋友获益,物尽其用,倒也有点意思。

  
  第一大忌:引用不可靠的二手材料
  写学术论文或与学术有关的文章,免不了要引用文献。如何正确引用,是本科生必须学会的基本功。但不当引用仍比比皆是。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革命”和战争连绵不断,为打倒对手,给自己的行动增添正义色彩,制造和宣扬不实文字,司空见惯。辨别史料是否可靠,尤为重要。粗疏之辈,很易沦为虚假材料的传声筒。尚教授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个样本。
  争论的焦点是笔者认为宋教仁案发生后,上海地方检察厅传讯国务总理赵秉钧是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尚教授说:“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戴修瓒就曾公开传讯执政段祺瑞,袁先生怎敢说‘绝后’?”笔者根据《东方杂志》当年的记录,说明京师地方检察厅仅是建议陆军部军事审判机关依法审判执政府卫队,没有传讯段祺瑞。他却说:
  “戴修瓒从1931年起任国立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兼主任,他要求拘传段祺瑞一事在《国立北京大学民国廿三年毕业同学录》中就有明确记载,书内有‘国立北京大学志编纂处’编印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一篇,其中写道:‘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十八日,北京各校学校学生以对日外交之失策,同往铁狮子胡同所谓执政府者请愿。而所谓执政,则段祺瑞也,遽命卫警开枪轰击,学生死者四十六人,伤者百五十五人。……其日,天容沉晦,冷风袭人,继以小雪。群尸委地,流血凝殷。哀哭之声,遍于各校。所谓三·一八惨案也。戴修瓒为京师地方检察厅厅长,以段祺瑞非法杀人,律当论抵,即署拘票,命法警逮治。祺瑞虽恨修瓒,以其时欧美各国方派专员调查中国司法,不敢损辱法官,免司法总长卢信职以泄忿。其后五年,修瓒弃官为本校教授。’(原无页码)
  《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篇幅不大,字斟句酌,是属于非常严肃的文字。校史记载此段历史时,距离‘三·一八’惨案发生不过数年时间,戴修瓒正在校中任教,几位当年参与运动的教授也在校任教(如燕树棠),因此其可靠性无可怀疑。而在惨案发生当时,不仅戴修瓒要求拘传段祺瑞,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学校学生也曾委托著名律师潘大道,向京师地方检察厅起诉段祺瑞等人。(《京学生对惨案实行告发》,《申报》1926年4月13日,第6版。)另外,燕树棠也坦承他本人‘曾亲自指挥过北大同学攻总理衙门,也递过告段祺瑞的状子’。(《联大八年》1946年版,第173页)袁先生不反思自己的无知,反怪别人未告其出处,并据以批评本人‘粗疏’,真令人感到可笑。反过来看,此语用在袁先生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引用和解释文献,有些规则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尚教授的上述文字,犯了几个错误,有志进入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年轻人务必注意:
  这段赞颂本校教授光辉业绩的文字,没有注明史料来源。尚教授说《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这段文字“其可靠性无可怀疑”。为此尚教授提出三条论据。不幸,都是经不起质疑的。
  一是距离时间“不过数年时间”。
  所谓数年是整整八年。人们回忆一年前的事也难免出错,何况八年?从史料学的角度看,这条没有提供史料来源的文字,显然是有待证明的二手材料,可靠性有限。一手材料是当时的传票或拘留令(是“拘传”“啊);当时严肃报刊的报道也比较可靠。尚教授自夸掌握了很多史料;1926年的报刊,各大图书馆都有;他偏偏不查对,这是违反研究工作常规的。
  二是有人“递过告段祺瑞的状子”。
  有人递过状子与检察厅“拘传”是两回事。随便翻翻当时报刊,就能看到多件要求京师地方检察厅要求起诉段祺瑞等人的诉状,如《北大学生对惨案诉状书》、《北京各界起诉委员会催促检厅缉凶函》等等;偏偏没有京师地方检察厅起诉或拘传段祺瑞的消息或拘传令。
  三是“ 《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篇幅不大,字斟句酌,是属于非常严肃的文字。       ”
  对学者说来,任何用作研究资料或论据的文字都需要认真鉴别。“字斟句酌”、“非常严肃地文字”云云,都属引用者的主观判断,赌上自己的信誉,也不能证明引文的可靠。各国国情咨文、政府工作报告、外交公报等等都字斟句酌,能不鉴别就对其内容信以为真吗?
  鉴别史料真伪,还需注意两件事。
  1.对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文字要特别警惕。
  这段文字对执政府和执政都加上贬义词“所谓”,以示不齿。色彩分明,引用者岂能轻信?
  2.积累知识。
  涉猎过三一八史料或了解近代中国研究进展的人士,一眼就会看出《史略》说段祺瑞“遽命卫警开枪轰击”与事实不符。
  惨案发生后有许多人士立即进行调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三方面的现场调查报告:京师地方检察厅从三一八当天下午开始,一连几天收集现场资料和询问了许多证人;各报记者的调查和报道;一直支持学生的冯玉祥部将——代理京师警卫总司令兼警察总监李鸣钟的报告。他们的调查报告都完整保存下来了;都表明段祺瑞不在现场,也没有下令开枪。下令开枪的是卫队团长武九清。当时在执政府开会和接见学生代表的是国务总理卢德耀。开枪发生在卢德耀和其他内阁成员离开后。没有发现卢德耀授权开枪的证据;京师地方检察厅原拟起诉卢德耀,最后不了了之。段祺瑞和卢德耀当然要负领导责任,但与“遽命卫警开枪轰击”是两回事了。
  甄别史料既有学风问题,也考能力和水平。如果面对虚假,不但不辨黑白,还提出站不住的理由为之辩护,更不足为训。年轻学子,一定要引以为戒。


  第二大忌:明察秋毫,不见舆薪,片面贬低“前朝”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都要提防明察秋毫,不见舆薪。这是史识高低的重要标志。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和战争连绵不断;为粉饰自己、攻击对方,一些人出于不同动机,或片面夸大某些事实,或干脆散布假言虚语,制造迷误;加上成王败寇的传统,历史真相云遮雾障;去伪存真,尤见功底。
  北洋政府历时不长,其政绩被后继者蓄意淹没,更是长期被污名化。近年来海内外好些史家致力于还原这一时期真相,成果卓著,观点多元,争辩迭起,生气勃勃;但还有许多角落有待清理,有些人有意无意死抱着过时的意识形态教条不放,打压不同观点,为学术发展设置障碍。
  尚教授说:“民国初年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权力可以相互制约的三权分立制度,‘有较大新闻自由’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臆想出来的假象罢了。同样,袁先生所谓‘跟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相比,三权分立、有较大新闻自由的民初是不是政务更公开?’由于北洋时期军阀割据,与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毕竟不同,究竟有多少可比性,也很值得怀疑。”
  尚教授创造了一个为国民党辩护的藉口:北洋时期与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政府时期)没有可比性;因为后者是“形式上统一”的。
  统一与否以及统治疆域的大小不是政治制度比较的必要条件。要是讲统一,袁世凯时期政令畅通程度远比国民政府强;国民政府局处广东时期,政令所及范围很小,而侵害公民自由的程度与袁世凯时期相比不分伯仲。何况国民政府长期间也没有真正统一。1930、1931除南京国民政府外,先后在北平和广州成立了另外两个国民政府,连形式上的统一也没有。偌大一个中国,长期有一半左右地区,国民政府政令不通或半通。历史研究者轻率地否定两者的可比性是与研究工作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的。
  澄清了这个前提,我们才有可能考察两个实质问题:言论自由和政治体制。
  抛开片面性,比较两个时期的新闻和言论自由
  二十世纪中国历经大清、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人民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其自由度人们有亲身感受,此处毋庸讨论。大清是宗法专制帝国,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改革未竟全功。因此,需要着重考查的是20世纪上半叶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8)与北洋时期(1912—1927)的自由度。
  尚教授否认北洋时期的言论自由度比国民政府时期大,就有以偏概全之嫌。
  他振振有词列举袁世凯政府侵犯新闻自由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真的。可是,立即出现三个问题:
  1.毫无新鲜感。揭示袁世凯专制,侵犯言论自由,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学者早就说过了。
  请看1998年一篇拙作《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孙文的迷误》的几段文字:
  例如,1912年8月,袁世凯与黎元洪联手,杀害武昌起义元勋张振武。说他“‘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①]袁世凯和陆军部长段祺瑞下令,于(1912年)8月15晚将张振武及随行的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逮捕,16日凌晨1点在军政执法处枪决。”报刊的揄扬竟成了被杀的理由之一!
  又如,“黎元洪即以宣扬无政府主义为由查封曾坚决支持革命、反对清帝国的《大江报》。他发出通缉该报负责人的电报:‘查有《大江报》,出版以来,专取无政府主义……废婚姻之制度,灭父子之大伦,无国家,无家族,无宗教,无男女……实属大逆不道,悖谬已极……着军警即行查封 。该报主笔何海鸣、凌大同等,现尚在逃,应请一体严缉,就地正法!’[②]”
  不过,由于当时言论自由没有被扑灭,这些罪行立即受到报刊严厉批判和临时参议院议员的严肃质询。
  对张振武案,参议员“ 在批驳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后,他们更义正辞严地说这是维护法治和破坏法治之争。张振武即使真是有罪‘亦当捕送审判厅,供证具完,公开定谳,始得宣告处刑。’,‘退役已久‘何以须用军法’?‘军法会议亦必各官齐集,及一干人证到案,经审问、辩诉、判决之程序 ,始得执行刑罚。何夤夜邀袭,旋捕旋杀!’‘共和国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约法所载大总统有特赦之权,并无特杀之权。盖有罪者,大总统可以特权生之,无罪者,无论何人,不得以特权死之。”可偏偏‘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宪章,意为生杀……无可缄默,不能不一 探其究竟也。’[③]”
  而对《大江报》和何海鸣案,“此事立即遭到《民立报》、《民权报》等七家报纸强烈反对。他们联名给黎元洪发出公开电 :‘公封《大江报》,拘社员,并通电全国,严缉何海鸣、凌大同就地正法,虽野蛮专制时代亦无此怪剧。公任民国副总统,乃竟违背国宪,蔑视人权,天下后世将谓之何?乞速取消全案。’[④]”
  2.偷换概念。他忘记了笔者和许多史家说的是“北洋时期”是20世纪中国最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的时期。袁世凯政府存在四年零三个月,北洋时期却长达16年多。四分之一不等于全部。而尚教授列举的都是袁世凯统治时期宋教仁案发生后的材料。
  3.没有掌握两个时期新闻、言论自由的全局。
  民国时期言论自由史是一条复杂的曲线。各个时期都是侵犯和自由并存;总的趋势是北洋时期自由度越来越大;国民党党国体制建立后则自由度大幅下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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