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二战以后再讲姓资还是姓社毫无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10 次 更新时间:2016-03-17 21: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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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进入专栏)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绝望的年代。”——狄更斯《双城记》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希望》

  

   中山大学坐落岭南一隅,文革之难时,陈寅恪居于此,灾难年代里自保都难,何能再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对于苦难史的反思远远不够,反思是为了没有牛鬼神蛇没有高呼万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个人的事情,与时代无关。虽然很难判断哪一版本的历史叙述才是事实,但一定不要轻易相信任何带有个人目的或者集体目的的历史叙述。

   去深圳参加OCT爵士音乐节期间,正好有机会去中山大学采访袁伟时。研究了大半辈子中国近代史的袁伟时,依旧在疾呼中国现代化的转型。新文化运动已有百年,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依旧困难重重。如何对待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突破传统文化的束缚?依旧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亟需解决的问题。

   采访中有几处印象深刻:“堂堂的现代公民,对任何人都不应该跪拜。”“从长远来看,我是乐观的。中国也只能走(改革)这条路。千万不要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历史上因为极端,动不动就搞革命,带来的代价太大了。”以下是采访全文:

  

批评政府并不是反对国家

   搜狐文化: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您可以介绍一下最近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争论么?

   袁伟时:比如最近秦晖、张耀杰对新文化运动的质疑,他们讲新文化运动所针对的对象根本就是错误的,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所谓国民性,也就是国民的弱点,而没有批判专制。陈独秀把伦理觉悟作为最后要达成的觉悟。如果把伦理问题作为最后觉悟,那就会比《新青年》创刊(《新青年》初名为《青年杂志》)以前章士钊在《甲寅》上面提出的观点倒退了一大步。章士钊提出:制度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把伦理作为最后觉悟,那不是倒退了一大步吗?

   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望文生义。因为陈独秀讲的所谓的伦理觉悟并不是讲个人的道德修养,伦理觉悟主要包括两个要点:一个要点就是公民意识要觉醒,即作为公民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自由人,要争取自己的自由权利。公民意识觉醒,同陈寅恪讲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是一脉相传的。

   另外一个要点是:公民意识觉醒就要认识到国家、政府、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公民要监督政府。这一点完全是一个现代政治的预示——公民跟政府之间关系分明,公民应该有自己社会活动的空间,公民应该监督政府。政府跟国家是两回事,批评政府并不是反对国家,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的时候就讲过这个道理。

   搜狐文化:制度觉悟是最后的觉悟么?

   袁伟时:制度非常重要。但问题是要改进制度,前提是公民本身要觉悟。所谓“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公民意识要建立起来。

   秦以来的中国体制不是封建制度,是宗法专制制度。

   搜狐文化:为什么现代化转型首先出现在西方?

   袁伟时:为什么西方国家会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先行者,原因在哪里?这与它们的传统有很大关系。比如英国一直有议会传统,最早是贵族议会,经过几百年的慢慢演变才真正成为大众民主议会,是公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但是贵族议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议会,在13世纪(1215年)大约等于中国的南宋末期,英国就制定了《大宪章》。《大宪章》里面包含了贸易自由,在封建体制下诸侯跟国王的关系,议会有自己的权力,收税要通过议会讨论,不能任命非专业人士担任法官,不能随意剥夺公民或者各个地方的自由权。国王受到封建诸侯的制约,上层分权到下层,再加上教堂的势力制约,英国的社会转型就有很多有利的因素,比方良好的法治传统。

   英国开始是立宪君主制,要用宪章去限制国王;慢慢发展到君主立宪制,君主的权力慢慢被削弱了;权力逐渐聚集到议会手中,转变为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度。选民也是由原来的少数贵族,一步步扩大到普通有产者,后来再扩大到所有男性公民,到20世纪20年代扩展到女性,这是很漫长的发展过程。

   这些规定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根本没有这个传统。中国只有全国大一统没有地方自治,秦以来的中国体制不是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制度。

  

中国传统社会不是“儒表法里”

   搜狐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是什么?

   袁伟时:如果空洞地讲“中国传统文化好不好?”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全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比较复杂的,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要从具体的历史时期进行分析。比如说伊斯兰文化,不能说它在历史上没有起过好作用,它同样存在优秀的东西。但是它也有负面作用,现在很多伊斯兰国家要社会转型和国家转型,要成为现代化国家,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冲破传统的束缚。

   搜狐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儒表法里”,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法治精神?

   袁伟时:中国传统社会确实是儒家为主干,但中国传统社会“儒表法里”很早就被否定了。两个重要的学者论证过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儒表法里”,第一个是陈寅恪,他说中国的传统从秦开始就是儒家的制度化,“车同轨,行同伦”,“行同伦”所讲的伦理是是儒家的伦理,而不是法家的伦理。另外一个是中国法律史、法制史研究的专家瞿同祖,他讲中国的法制是儒家化的过程,到了魏晋时代彻底被儒化了。

   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理念是记录一个社会,他的制度从法律上、法制上记下来了。中国法律的典籍都是例,有唐例,后来的宋例,还有明例,大清律例是一脉相承的。其中就讲儒家的等级制度,还有儒家的宗法制度。而法家要求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君主是超越法律的,但是其他人在法律上是一律平等的,宗族、宗亲是不能超越法律的。但是中国的法律对所有的尊长都按照儒家的观念施行。亲疏、等级不同,法律都是不同的。皇帝当然超越法律之上,还有皇族、功臣、贵族,如果他们犯法,判罚的时候有很多豁免的条例。法律在一般老百姓宗族里面也是不同的:儿子打老子是滔天大罪;父母、祖父母杀死儿子、孙子一辈,最早是毫无罪过的,以后处罚也是从轻的。按照等级、亲疏、宗法关系来处理跟法家完全没有关系,那是儒家的东西。这种方式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里面定下来的法典,而且民间的风俗习惯也是如此,所以中国社会制度是彻底儒化的。

   现在的国学派,例如蒋庆、秋风,他们讲的东西都是信口开河,他们对先秦文化的解释、对孔子的解释,说的是天花乱坠,这是忽悠外行人的,在学术上根本站不住脚。蒋庆与贝淡宁(Daniel A. Bell)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发文称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的赏罚制度远远超过西方,这是国际上的一个大笑话。文化是多元的,对于先秦文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不等于中国人面对的传统社会是那些人(蒋庆、秋风为代表的国学派)讲的传统,那些人讲的传统是为了他当下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但不必过分地重视他们的观点,因为他们的观点太离谱了,在学术上经不起反驳。

   假如对中国的命运、中国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有足够责任心的话,就应该冷静下来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在哪里,不足在哪里。同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地方,比如文学艺术史学。另外一方面,中国人现在要足够清醒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

  

堂堂现代公民,对任何人都不应跪拜

   搜狐文化:苏格拉底讲“自省”,孔子也讲“见贤思齐”,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出自省精神?

   袁伟时:与苏格拉底对比一下,问题就很清楚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见贤者思齐焉,见不贤者而内自省”,表面看起来好像有自省精神,但这些讲的都是个人修身,它是讲个人应该吸收他人的长处,注意自己的修养。但而从整个文化架构来讲,它并不提倡批判精神。其中有一个最高的标准,比如孔子讲“吾从周”,“周”是他心目中最高的一个典范。同时等级、宗族都是不能逾越的。所以孔子是居高临下教诲他的学生的,灌输他的一些基本信念,他是不允许被怀疑的。所谓七十二弟子都是孔子的门徒,他们都要灌输、贯彻、宣扬孔子的东西。发展到后来,中国传统社会对经典,即所谓的四书五经是不能怀疑的。如果要是离经叛道、非圣诬法,那是要判罪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的教化就是思想统治那样的工具,在思想上就是要用儒学的教化统一老百姓的思想。一直到清代,皇帝都制订教诲老百姓的信条,即所谓慎疑广顺。现在秋风居然说要用儒家教化中国,这是21世纪,他还要用他解释的儒家那一套东西来教化13亿中国人,我说他头脑进水啦,这套骗不了几个人,可以骗小孩,带小孩到孔子像面前跪拜。这是奴化中国人,堂堂的现代公民,对任何人不应该跪拜。为什么要骗小孩?把中国人重新拉回奴化,向所谓圣人跪拜,这是对中国文化的犯罪。

   而西方从苏格拉底开始,教人怀疑,有人问苏格拉底什么是美德,他说我不知道,有人问他怎么养成美德。他说我连什么是美德都不知道,更加不可能告诉你怎么养成美德。然后他会一步一步引导讨论、怀疑。逐渐养成怀疑、讨论的精神,平等的相互交流精神。学生和老师之间,也应该是相互平等的。

   西方从这种怀疑精神发展出什么呢?发展出完整的逻辑,包括形式逻辑。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个讨论里面发展出来非常宝贵的理性精神,对老师,对任何的观点、理论,我们都应该讨论,都应该好好考虑它们合不合乎逻辑。很多的现代学科,例如政治学、伦理学,几何学,都是在古希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民主制度得以运行的关键:牛氓精神+海洋文明

   搜狐文化:古希腊民主政治制度得以运行的关键是什么?

袁伟时:古希腊在社会政治方面除了理论上的政治学理论的建树以外,在政治生活方面,雅典拥有自由人的民主生活,奴隶没有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古希腊民主提倡要有牛虻精神,牛氓精神的要义在于国家、政府好像一头大象,它行进得太慢了,所以需要有牛虻来叮它,促使它更好前进,也就是发展起一种公民对政府的批评、监督的精神与制度。至于古希腊的其他制度,例如法治,都是西方文明的很多源头。古希腊产生出现代文明的种子不是偶然的,这同地理环境有关系,很多人都研究过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古希腊是所谓“海洋文明”,经济是以贸易为主,它建立殖民地,古希腊的殖民地跟17世纪以后的殖民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古希腊时期就是把一部分人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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