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兴云:关于张学良与《鲁迅全集》

——《鲁迅先生研究纲领》及有关问题探究(之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5 次 更新时间:2011-10-22 12: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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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兴云  

  

  张学良捐赠《鲁迅全集》及有关资料一事的披露,以及书中所夹《鲁迅先生研究纲领》(以下称“《纲领》”)的发现,向研究者提出一些有待深入探讨的相关课题,或研究方向,如,“鲁迅与张学良”或“张学良与鲁迅”,“鲁迅与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士”,乃至“国民党与鲁迅”;同时,为“鲁迅传播学”(包括鲁迅著作的出版与流布,宣传与教育,社会影响,等等),“萧军与鲁迅(鲁迅研究)”,还包括“现代政党与监禁(监控)制度”,以及“中共与张学良”,等等,提供了新的个案或例证。这些,均尚待开掘。

  

  关于“鲁迅与张学良”或“张学良与鲁迅”的研究,由捐书及《纲领》就引出几个具体问题,值得进一步考索。所涉及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张学良对《鲁迅全集》及相关资料的购(收)藏、研读情况;二、《纲领》的摘录及抄写;三、张学良所藏《鲁迅全集》的版本学意义。对此,本文试写出一己之见。

  

  一 张学良与《鲁迅全集》

  

  据王锡荣先生的大作《珍贵的历史文献——记张学良<鲁迅先生研究纲领>》(以下称“王文”)介绍,1993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某文报道了“张学良将军将他私人庋藏了半个世纪的藏书捐赠给了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其中有《鲁迅全集》(署鲁迅全集编委会编印,民国二十七年长沙出版)和《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他》(景宋等著,读书出版社民国三十一年出版)。”(1)

  

  如深入考究上引捐书一事的相关细节,似可分谈两点。

  

  (一)张学良所捐《鲁迅全集》及研究资料,如系他购买的,他为什么购买?是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买到的?

  

  1946年4月19日,张学良在致蒋介石信中说:“十年以来,良涉猎书籍门类甚广,自从病后,专以明史为目标,一切文艺掌故,皆为(按,疑应为“以”)明代为着眼……”(2)。他又于《杂忆随感漫录·二十年的生活》中云,“这二十年的岁月……看了些我在过去未曾读过的书”(3)。据此,《鲁迅全集》及研究资料,可能是张学良因“涉猎书籍门类甚广”、要读“过去未曾读过的书”,而主动购买。

  

  再一个原因,是出于“对鲁迅产生浓厚兴趣”,而“使他对鲁迅产生浓厚兴趣的,是何凝编的《鲁迅杂感选集》。”此说的依据为,张学良1941年10月27日在日记中所写“读何凝编的《鲁迅杂感选集》”的深切感受(4)。

  

  至于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买到的?

  

  据王文称,张学良在《鲁迅全集》与《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他》两书上,均有题款,记录了时间、地点。两题款分别是:“毅庵,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购于刘衙”,“毅庵,三十二年一月十七日购于刘衙”。按,“(民国)三十二年”,即1943年,这是购书时间。关于购书地点的两个“购于刘衙”,不能按照一般意义,解作“在刘衙购买的”,而应理解为“在刘衙幽禁期间购买的”。正如王文所说,二书“都购于1943年他被幽禁于贵州开阳县刘衙(刘育乡)期间”。。因为,在“荒凉闭塞”的刘衙,乃至“古有蛮州之称”的开阳县这样的小县城,应是难以买到的(5)。处于抗战后期的1943年,张学良只有托请他人,在“陪都”重庆,或昆明、桂林这些未沦陷的文化中心城市,距离最近的地方,也要在省城贵阳,才能买到大部头的《鲁迅全集》,以及比较专门的鲁迅研究著作。

  

  关于购书时间,近有一说:“1942年7月28日,张学良还托人买到一部旧的《鲁迅全集》。”(6)但不知有何根据。这比张学良本人在扉页上所题购书日期:“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943年7月26日),提早了一年。张氏自己在书上所写时间,应是确切的。

  

  至于托请何人,有文章说,“(张学良)所藏《鲁迅全集》为长沙版,1943年在贵州开阳县软禁时托看守购买,亲笔写下《鲁迅研究提纲》(按,应为《鲁迅先生研究纲领》)”。(7)但另有资料说,“(在刘衙)和张将军一起失去自由的五个人,除赵四小姐外,还有张学良的随行副官,与张将军形同母子(的)一个老妈子,一个四川来的姓陈的厨师,另一个是专门打理张学良的生活杂务(的)姓许的老头子,都住在这里,与张将军患难与共。”(8)比较而言,请随行副官在外出办事、购物时,顺便(或专门)买书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看守毕竟负有看管张学良之责,不是为张办事的。再就是,或者托在外地的朋友、熟人代为选购。为了研究明史,他就是这样,“到处托人买书”(9)。(二书购买时间相距约半年,这似乎说明,张学良虽被幽禁,军统特务对他的监视,如看什么书,怎样与外界联系,等等,并不十分严密。)

  

  以上说的是,二书是请人在城市代买的。还有一种可能,书是友人赠送的。(友人赠书而题作“购于”云云,也许是为了掩饰。)这位友人,最大可能就是:重视并精于统战和情报工作,又对张氏十分关注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10)。自然,这只是一种可能;实际情况如何,有待深入挖掘史料,进一步考订。下文还将有所涉及。

  

  (二)张学良对《鲁迅全集》研读情况如何?

  

  据研究者考索,“他(张学良)至晚在1941年就已经在阅读鲁迅的著作”(11),此“鲁迅的著作”系指瞿秋白(何凝)所编《鲁迅杂感选集》一书。除上引1941年10月27日,他所写日记可证外,还有“1942年5月23日,他在读书笔记中写下了《鲁迅的伟大》”,“1942年8月27日,张学良在读书笔记中写道:‘鲁迅先生的文章是刺了我的伤痕……’”(12)这些,均为1943年7月26日购得(或获赠)《鲁迅全集》之前,他阅读《鲁迅杂感选集》时,在日记、笔记中写下的心得感受。

  

  由阅读《鲁迅杂感选集》而产生浓厚兴趣,进而收藏一部《鲁迅全集》。那么,张学良此后对这部《全集》阅读情况如何?

  

  康文先生在《想起一则<鲁迅全集>传奇》(13)一文中提到,“1947年12月9日的《新民晚报》上,便有《鲁迅全集传奇》一文,提及当时有消息说张将军在台,日以研读《鲁迅全集》消遣……”。又称,“如今台湾《传记文学》披露的情况,又证明张将军曾日夕研读《鲁迅全集》,亦是事实。”

  

  可商榷者,前句“有消息说”,可能是不准确的。据研究者考证:(1938年11月,张学良被幽禁于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后,)“在阳明洞,张学良所看的书籍,很快集中于王阳明和明史。……他写了大量的笔记,摘录了许多卡片。”“幽居台湾的初期,成为张学良明史研究最有效的时期。”直到1960年,“张学良在宋美龄劝说下皈依了基督教。此后,他不再信佛,也不再治史,其明史研究和佛教信仰宣告结束。”(14)上引致蒋介石信,亦云“自从病后,专以明史为目标”(15)。可见,“在台,日以研读《鲁迅全集》消遣”之说,恐无实际根据。

  

  后句说的“事实”,如仅以存有一部《鲁迅全集》且内夹一纸《纲领》(拙写前文已考明,《纲领》非张学良所拟)为依据,这依据是不充足的。尽人皆知,藏书者对自己所藏各种图书,有的精读,有的略读,有的备 查,有的只是随手翻翻,就束之高阁,还有的本打算细读,甚至订了阅读计划,准备了参考资料,但后来或者改了主意,或者半途而废,等等,不一而足。并非每一 本、每一部,都能够日夕研读,这也是无法做到的。何况,上引资料显示,张学良在长期广泛阅读中,更专注于王阳明(前期)和明史(后期),尤其“专以明史为目标”。

  

  要“证明张将军曾日夕研读《鲁迅全集》”是不是“事实”,有两个途径。

  

  一是,查阅张氏遗稿中,是否存有1943年7月26日收藏《鲁迅全集》以后,相关的研读记载、笔记或摘录卡片之类。有资料介绍,“张学良博览群书,喜欢把中意的章节抄录下来。1953年他用 钢笔抄录了《斯大林的工作方法和斯大林论政略和政策》约4000字。他在1953年4月4日日记中摘有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的名句以自勉‘人生是奋斗的战 场,到处充满了血滴和火光。不要作甘受宰割的牛羊,在战斗中要精神焕发、步伐昂扬。’”(16)近年,纸媒和网上刊有《张学良“阳明洞”里读马列》一文,且配发《张学良读马列主义理论笔记的部分手稿》(影印件)(17)。但迄今尚未见到关于研读《鲁迅全集》的类似信息或资料。究竟有没有呢?或者,尚须等待《张学良日记》及有关文献公开出版,或继续刊布?或者,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查其所保存的张氏档案?

  

  二是,前往接受张学良赠书的台中市东海大学图书馆,查阅张氏所赠《鲁迅全集》,看捐赠者是否在书上留下批注,加有圈点、线条 等符号,表明书的主人确实认真研读过。这是不难做到的。有兴趣、有条件的研究者,如赴台访问、参会、旅游等,不妨趋前一查。也可请台湾友人代为查阅。自 然,如果没有发现批注之类,并不能证明书主人没有认真研读过;但如发现有,则是确曾研读过的明证。

  

  

  二 《鲁迅先生研究纲领》的摘录与抄写

  

  

  以《纲领》相比于萧军《鲁迅研究会成立经过》(以下称《经过》)(18)中的6条提纲,前者虽主要出自后者,却是删繁就简,比后者精炼而醒目。(《经过》是讲话稿,有一些叙述、说明性的话,可谓无关宏旨。)摘录时还作了文字调整,使摘录稿完整、顺畅。只有个别字、词疏误,如将“散文”误作“韵文”、将“国外”置为“外国”之类。这表明摘录者具有相当的学养。

  

  那么,是谁摘录的呢?有两种可能:书的主人,或者其他某人。

  

  如是书主人所摘,就有一个先决条件,他必须存有收录《经过》的延安版《鲁迅研究丛刊》(下称“《丛刊》”)第一辑,否则无从摘起。萧军曾说,延安版《丛刊》第一辑“只印了一千本”。(19)可以设想,这1000本书,大部分应留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有其他根据地和解放区,可能流入重庆若干本,不会太多。据萧军《致胡风(1942、7、27、)》云:“(延安)鲁迅研究会曾出过一本丛刊,不知你见过没有?寄出去恐你也收不到,待你到了重庆再说罢。”(20)可见,在国统区要读到《丛刊》第一辑,是并不十分容易的。因此,张学良购买的机遇应该不大。他如果存有此书,更大可能是重庆方面的中共人士赠送的。究竟他是否收存有延安版《丛刊》第一辑,同样可至台中东海大学图书馆查询。这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即其他某人所摘,这大半就是赠送给他一套《鲁迅全集》(或者还有别的书)的相关人士(比如,周恩来指定某位作家、学者),随书附一页经摘录而成的《纲领》,供其研读参考。或者是,他自买了一套《全集》,但觉得对鲁迅不甚了解,特地托请有研究的学者,讲一讲研读鲁迅的门径,于是就收到这一《纲领》。倘系第二种可能,现在考索究竟是何人摘录(包括何人抄写)的,已非常困难。

  

  这里,似可根据“是谁摘录的”,来反推张学良所捐《鲁迅全集》的来源。即:如果他没有收藏(或看到、阅读过)收有《经过》的《丛刊》第一辑,他就无法据以摘录出《纲领》;《丛刊》第一辑既然是延安所出,中共人士就更熟悉,更方便根据其中的《经过》进行摘录,因而增加了这一可能性:正是中共方面,如周恩来,赠送《鲁迅全集》给张学良,连同一份供阅读参考的《纲领》。

  

  再考索《纲领》是何人抄写的。不难看出,《纲领》手迹不是摘录初稿,而是誊清稿。正如王文所说:“这篇文字……写得工整清晰,并且竟然毫无修改,令人惊异。”《鲁迅研究月刊》说,《纲领》是“张学良将军亲笔稿”(21),自然意味着手迹也是张氏亲笔,即他亲自抄写。王文则前面先说,“找来张学良的其它手迹(与《纲领》手迹)对照,发现二者字体完全不同。”但后文又说,“至于(《纲领》)字迹与其它手迹不同,是因为我所看到的其它手迹是毛笔书写,而这篇文字系用钢笔书写,而在张学良先生与东海大学接洽中有多处用钢笔书写的字体,则与此文字体完全吻合,可以认定这篇文字出自张学良先生手笔无疑。”

  

  以上“亲笔”说和“张学良先生手笔”说,应可质疑。这涉及笔迹鉴定。《纲领》手迹字体端正、流畅,略有点楷隶或行隶韵味,行款格式中规中矩,应是文人或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士所写,不像张学良这样的武将所为。与《张学良遗稿 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张学良口述历史》等书所收多幅张氏手迹(毛笔书写的、钢笔书写的,贵州时期的、台湾时期的,都有一些),以及媒体、网上刊出的《张学良“阳明洞”里读马列》手迹(钢笔书写,涂改较多),均明显不同。

  

  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中,收有一幅夫人赵一荻的手迹,上有隶书体“大使命”三字。这是否表明:赵夫人喜写隶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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