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宋教仁遇刺案探疑

——兼论民初会党暴力活动的历史作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9 次 更新时间:2011-09-26 21:49:13

进入专题: 宋教仁   袁世凯   应夔丞   会党   暴力  

张永  

  

  

  

  提要:宋教仁遇刺是民初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以往的著述中,袁世凯阴谋策划刺宋的说法几成定论。但此说存在不少疑点,从宏观政治形势上看,袁世凯未必愿意刺杀宋教仁;根据具体证据,刺宋是会党头目应夔丞主动提出并策划的,受到洪述祖的推动,袁世凯、赵秉钧是否知情只能存疑。参与推翻清朝的各派势力在民初成为分享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彼此虽有矛盾,但并不会轻率冒险决裂,惟独会党由于自身素质的局限,被排斥于权力格局之外,心怀不满并积极寻找出路,其行为方式又带有浓厚的暴力色彩,成为民初社会中的破坏性因素。会党力量有限,常常依附于其他势力,这样其暴力活动在各势力间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最终加速了合作局面的瓦解和大规模内战的爆发。

  

  主题词:宋教仁、袁世凯、应夔丞、会党、暴力

  

  宋教仁遇刺是民国史最重大的转折之一。宋案之前,革命派、立宪派、北洋派和地方势力共同推翻清王朝、创建了共和国,孙中山、黄兴北上大力支持袁世凯,在各派合作的基础上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似乎共和国前途颇为光明。宋案之后,不同派别各趋极端,爆发大规模内战,此后战火连绵不绝几十年,国家弥漫着血腥和暴力,失去了从容建设的机会。

  

  以往大陆研究者大多认定袁世凯是刺宋案的元凶,比如李剑农说“袁之为谋杀犯,尤很明白。” 1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二编一卷称“证据的公布,暴露了袁世凯的元凶面目”, 2 朱宗震认为“袁世凯政府主使暗杀证据确凿”, 3侯宜杰以为“这些确凿无疑的证据证实,谋杀宋教仁的主谋者不是别人,就是堂堂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 4 台湾学者的看法也大致相同,比如李守孔认定“宋教仁之被刺,实为袁世凯之主使”, 5吴相湘以为“袁世凯、赵秉钧授意杀宋已成铁案”, 6李云汉甚至说:“购凶刺杀宋教仁,乃是袁氏决心不惜以任何手段对付国民党的先声。” 7 唯独张玉法有所保留,只是简单地说“宋教仁被暗杀,事涉袁世凯政府”, 8或者说“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关系恶化,始于1913年三、四月间宋教仁的被暗杀以及经调查后袁政府的涉嫌”,但是没有深入辨析。 9

  

  笔者认为,以往对于宋案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细致,甚至对于一些重要证据存在明显的误读,值得进一步研究。研究宋案的深层意义在于探讨民初各派合作建设共和国的可能性,如果宋案是袁世凯策划的,说明北洋派有意与革命派决裂,则流血内战将无法避免;如果宋案只是意外的偶发事件,则二次革命的爆发有一定偶然性,那么和平建国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不能说完全不存在,认识这一点有助于加深对民初复杂政局的理解。不仅如此,研究宋案还可以从一个具体案例凸显出会党这种特殊势力在民国初年的命运起伏和历史作用,从而获得对政治事变的宽阔视野,毕竟历史是由千千万万人共同创造的。

  

  一、刺宋谋划发自上海,而非北京,主动者是会党头目应夔丞

  

  关于宋教仁遇刺案,首先要澄清的一点是,应夔丞并非根据来自北京的指示被动地执行暗杀命令,而是自己主动提出了杀害宋教仁的计划,而且在没有得到北京方面认可的情况下,已经自作主张地开始布置实施暗杀。

  

  但应夔丞与宋教仁并无私人恩怨,何以要主动刺杀宋教仁呢?这就要从他当时的处境和行为模式中去寻找答案。应夔丞本来是上海会党头目之一,与革命派陈其美关系密切,辛亥革命中在上海颇有功劳,被任命为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然后承担了接待刚归国的孙中山的任务。应夔丞称“其时英捕房不认为交战团体,不派捕照料,故住在法界,所有房屋器具及种种费用均是我的”,应夔丞垫付了巨款并护送孙中山从上海到南京,担任南京总统府庶务长,后来大概因不胜职守而离职。应夔丞虽然革命有功,但是由于自身素质限制难以担任公职,渐渐被已经掌权的革命派所疏远,在预审时被问到为何组织共进会时,应忿忿不平地说,“前清时共图革命,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红帮,故设会保护他们”,“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红帮等置之脑后”。 10心怀不满的应夔丞开始与革命派中少数激烈分子相结合,此时参加革命的下层士兵革命后没有得到多少利益,反而是黎元洪等原来反对革命的军官继续当权,因此也相当不满,会党在南方下层士兵中有很大影响,应夔丞参与策划了1912年9月24日的武昌南湖马队暴动,失败后遭到黎元洪的公开通缉,只好逃回上海躲藏。

  

  就在最失意无助的时候,应夔丞偶然认识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给他打开了一条出路。经过陈其美和洪述祖出面疏通,江苏都督程德全10月16日委任应夔丞为江苏驻沪巡查长,程当日电告袁世凯,说应夔丞承诺“凡共进会如有违背法律、扰害治安之事,伊愿负担保之责。其中以会中名义开山堂、放飘布者,官府查拿惩办,伊亦侦察密报。至武汉党徒,亦令其赶速设法密为解散”, 11又提出月支三千元,由中央负担其中两千,后来黎元洪也取消了对应夔丞的通缉令。这一任命有值得注意的时代背景,当时大量革命有功的会党无所归依,同时南方裁撤的几十万士兵也流离失所,与会党有相当的联系,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二次革命、三次革命的风声不时流传,小规模的暴动此起彼伏,令总统袁世凯和黎元洪、程德全、朱瑞等地方官员十分头痛,招募应夔丞这样的会党头目为政府服务,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措施。

  

  经洪述祖联络,应夔丞与另一会党头目张尧卿12月底进京,主要目的是领款。1913年1月9日应顺利领到三万元,但是想得到中央直接委任的目的没有达到,大概因为应夔丞名声不好,“说歹话人多”, 12世家出身的袁世凯并不想给这些会党人物正式地位。应夔丞回到上海后,办成的主要一件事是收买原革命派的报纸《民强报》,以每月五百元的代价要《民强报》老板王博谦鼓吹有利于袁世凯的宪法主张,包括两大纲:一、任命国务员除总理外无须国会投票;二、总统有解散国会权。洪述祖是应夔丞的引见人,希望应做出更大的业绩来,2月1日、2月2日连续致应两信,其中有“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以及“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吾弟须于题前径密电老赵,索一数目,似亦不宜太迟也。” 13 有的著述以这两句作为北京方面布置刺宋的证据,实则此时宋教仁还没有进入洪、应的视野,这两句与刺宋没有任何关系。

  

  与宋案有关的最初证据是应夔丞2月2日经国务院秘书程经世转赵秉钧的电报,此电是针对宋教仁活动的真正开始。应夔丞称:“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黎外均获华侨资助,民党忽主举宋任总理。东电所陈两纲,其一已有把握。虑被利用,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孙得信后,要黄遣马姓赴日,重资买毁,索三十万,计定,阳许阴尼,已得三万。一面又电地方要挟,使其顾此失彼,群壑难填,一伏一起,虽百倍其价,事终无效。此事发生,间接又间接,变象万千,使其无计设法、无从捉摸,决可奏功,实裨大局。因夔于南京政府与孙共事最切,知之最深,除空言邀誉外,直是无政策,然尚可以空名动人,黄、宋则无论矣。” 14 从此电可以看出,应夔丞文句多有不通之处,把孙、黄、黎、宋放在一起,看来缺乏政治头脑,其对付计划也把孙、黄放在前面,并没有重点针对宋,似乎并不明白孙、黄此时注重实业,政治上最活跃的是宋教仁,电中反复提到款项,牟利的动机是明显的。

  

  应夔丞糊涂,袁世凯却很明白。洪述祖向袁汇报后,袁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打击政敌的一种武器,并且撇开政治上消极的孙、黄不提,把主要目标对准宋教仁。袁也看出了洪、应骗钱的企图,当洪述祖“略提款事”时,袁要“将宋骗案情及照出之提票式寄来,以为徵信”,说明袁世凯并不信任洪、应。洪述祖看到袁世凯对此事颇为重视,嗅到了牟利的机会,在2月4日信中要求应以后直接与他联系,不经国务院其他秘书,“缘程君之手,即多一人也”,不愿多一个分钱的人。 15 洪述祖2月5日电中意思更为清楚:“冬电(即2日电)中央即此进行,迅即寄宋骗案由提票影片,籍可请款,仍旧折三分一”。 16 袁世凯发现了打击政敌的武器,洪述祖得到了赚钱的良机,所以抓的很紧,反复催促,2月8日洪信提到“日内宋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颇注意也”, 17 2月11日又催“宋件到手即来索款勿迟”, 18 2月22日说的更加详细“请款总要物件到后、国会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为数不可过卅万”。 19到3月6日,洪述祖对于应夔丞迟迟不能兑现诺言而只知要钱已经不满,在信中责备道:“此刻原件无有,连抄件亦未到,殊难启齿”。 20 3月13日洪又电应,其中就有常见引用的“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21

  

  以往著述中常以“毁宋酬勋”四字作为刺宋计划出自北京的最重要证据,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毁”字是指诽谤,并没有杀害的意思,比如民初章太炎见袁世凯,袁辩白说:“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章回答道:“以愚意度之,言公将称帝者,非毁公,乃重公耳。” 22 这里“毁公”与“诬我”对应,毫无疑问是指污蔑,没有杀人的的意思。当时以北京话为官话,白话文也以北京话为基础,此处“毁”字即出于北京口语,查专门字典《北京话词语》,“毁”字有两个意思,第一即“败坏他人名声”,比如“我们能捧人也能毁人”,第二为“使人受精神、经济损失”,并没有杀害的意思。 23 因此洪述祖在这一问题上的自辩是成立的,即“毁宋酬勋”是指前面一直在策划的,购买宋教仁在日本诉讼案的证据,以败坏宋的名誉,并非指暗杀。

  

  这时应夔丞的处境十分尴尬,他在2月2日电中夸下海口,中央极为重视,一个多月却不能兑现,无法交差,而且袁世凯不见证据不给钱,洪述祖还屡次提到有不少人在中央说应的坏话。此时应夔丞终于明白宋教仁才是中央的主要政敌,情急之下提出了刺宋的计划,3月13日是关键的一天,当日应夔丞给洪述祖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刺宋的想法:“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虽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余产摒挡,足可挪拢二十余万,以之全力注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请俟之。” 在洪述祖还不可能收到此信的时候,应夔丞3月14日已急不可待地又发出电报:“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 24 这一信一电是宋案最关键的证据,“若不去宋”说明是应夔丞主动提出了刺宋的阴谋,并且在没有得到回复的情况下,已经“急急进行”,并且“已发紧急命令”,又说明应夔丞自作主张开始实施暗杀。而且有证据显示,应夔丞这一次并没有说空话,据提供线索导致应夔丞被捕的王阿发在预审中供称,他第一次见到应是大约在宋案前十日(即3月10日),第二次见应是三日后(即3月13日),当日应提出以“得差事并洋一千元”为条件请王刺杀宋教仁,虽然由于王不敢答应没有成交, 25说明在3月13日前后应夔丞确实开始布置暗杀宋教仁,而此时并没有来自北京的任何指令。

  

  应夔丞这样轻率卤莽的举动是与其一贯的江湖作风相应的。刺宋的起因是他在2月2日电中捕风捉影、夸下不可能实现的海口,而在预审中当被问及共进会有多少会员,他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大言不惭地说:“四百兆人中,一少有一百兆!”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26 应夔丞在自己寓所挂上江苏巡查长的牌子招摇于上海,引起江苏都督程德全的不满,2月26日特发训令约束其行为,训令称:“照得江苏巡查长,原为稽查奸宄而设,所有该员职务范围,兹由本府订定条例六则,俾资遵守而免逾越。”条例中强调“属军警及司法官权限不得稍有侵越”、“地方人民争讼事件及军政军令不得与闻”、“不得径行协同军警处置”、“委派眼线侦探匪情须报明本府存案”, 27 从这些训令也可以从反面一窥应夔丞的行事作风。

  

  会党虽然革命有功,但无庸讳言,其本质上是一种以非法牟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而会党人物的行为方式带有浓厚的暴力色彩。比如应夔丞在北京领款时收到家里报告各地催款的电报,恶狠狠地在来电旁批注:“长江各党领允许在前,鄂部应照议案及前密令照发,两广湘川未便援照,且非余势力所能骤及,著严词以拒,如拦入江境,毋怪余之无情,统限旬日出境,否则将林先毙之!” 28 可以看出,杀人在应夔丞的生活中不过是家常便饭而已,这在他布置刺宋时的轻率态度中也明显表示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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