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洪宪帝制时期的御用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 次 更新时间:2020-10-31 21: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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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  

   摘    要:

   洪宪帝制时期较有影响的御用机构,有筹安会、全国请愿联合会、中枢小组、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参政院、大典筹备处等。这些御用机构均由帝制派骨干分子控制,在帝制活动各个阶段,围绕袁世凯称帝这个中心任务,扮演了各自角色,发挥了不同作用,并且伴随洪宪帝制的夭折,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

   关键词:袁世凯; 洪宪帝制; 御用机构; 角色与作用;

  

   洪宪帝制时期较有影响的御用机构,有筹安会、全国请愿联合会、中枢小组、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参政院、大典筹备处等。这些御用机构由于职能定位有所不同,在帝制运作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有所不同,在帝制各个阶段发挥的作用也不太一样,总体上都是围绕袁世凯称帝这个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本文使用御用一词,主要是因为这些机构在洪宪帝制时期,均由帝制派骨干分子控制,拥戴袁世凯,效忠袁世凯,听命袁世凯,尽心竭力为袁世凯称帝服务。

   洪宪帝制时期御用机构研究成果,除筹安会外,其它御用机构研究均较薄弱。1本文在借鉴已有成果基础上,力图拓宽洪宪帝制时期御用机构的研究范围,尽可能展现洪宪帝制时期御用机构的整体面貌,尤其注意揭示各个御用机构在帝制不同阶段的表现和作用,从而加深对洪宪帝制时期御用机构活动情况、职能特点、作用影响以及与袁世凯关系等问题的认识。

  

   一、筹安会

   1915年8月14日,杨度等“六君子”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标志着洪宪帝制拉开序幕。“其时适为古德诺氏言帝制之后”,“古氏之说,不过外人之空言耳。至此乃以本国政府之属吏,组成反对本国现行政体之机关。”2美国学者古德诺博士,是袁世凯聘请的总统府政治顾问,1915年8月回国前夕,遵命撰写《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袁世凯令人译成中文后交《亚细亚报》发表。筹安会宣言书中,称誉古德诺为“大政治学者”,认为古德诺主张“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且“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著明”。③2

   筹安会由杨度牵头组织,杨度是湘籍大儒王闿运得意门生,热衷“帝王之学”,鼓吹君主立宪,“入民国,为世凯幕僚。虽颇见器,而不甚得志。”3遂走“太子”路线,常去京郊小汤山拜谒袁克定,将袁克定比作李世民,自比房玄龄、杜如晦。当他探知袁世凯有称帝企图时,不失时机呈上《君宪救国论》长文,得到袁世凯赏识,亲笔题写“旷世逸才”四个字,交政事堂制成匾额,赐赠杨度以示嘉奖,还将该文交给段芝贵秘密付印,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4

   对于如何公开发动帝制,据参与帝制密谋策划的夏寿田回忆,杨士琦等袁世凯心腹幕僚,曾打算从新闻界和旧议员入手,并约谈徐佛苏、黄远庸、薛大可、丁世峄、蓝公武等人。5杨度得知消息后,拜见袁世凯,表示愿意出面组织帝制舆论宣传机关,“杨以为此辈望浅,不足以当大任,即挺身自任,总揽一切。”6袁世凯担心由幕僚杨度打头阵,会过早暴露自己的称帝意图,杨度则反复申论,语气颇激昂,袁世凯最后表态让他去找孙毓筠商议。④5

   孙毓筠是咸丰状元、光绪帝师孙家鼐后人,早年为同盟会骨干,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都督,后投靠袁世凯,曾任约法会议议长。杨度和孙毓筠又联络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四人作为筹安会发起人。严复是著名学者,早年致力于海军建设,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后投身思想启蒙,翻译大量西方名著,曾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一贯主张君主立宪,但对袁世凯称帝不甚热心,入会有些被动,表现亦不积极。但正如他自己所言:“丈夫行事,既不能当机决绝,登报自明,则今日受责,即以无以自解。”7刘师培出生于经学世家,国学素养深厚,同时热衷政治,早年曾是光复会、同盟会骨干,后投靠清廷,民国后任山西都督阎锡山高等顾问,时任总统府咨议。胡瑛是黄兴学生,有影响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曾任山东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后投靠袁世凯。黄兴临终前,曾叮嘱欧事研究会负责人:“胡经武(胡瑛)无志节,可恨可怜,闻很穷,吾辈当念旧交维持其生活。”8李燮和是老资格革命党人,曾任光复军总司令。1913年应邀进京担任总统府高等顾问,被袁世凯软禁失去自由。他和杨度、胡瑛是同乡好友,但列名筹安会有些勉强。同被袁世凯软禁的章太炎认为:“孙少侯(孙毓筠)时为袁氏要人,柱中(李燮和)以狱事被胁,皆豫筹安会。余甚恶少侯,而知柱中无他。”9

   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正式成立,杨度任理事长,孙毓筠任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任理事。表示“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108月24日,筹安会通电全国,表示“本会以为谋国之道,先拨乱而后求治。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此本会讨论之结果也。”6

   筹安会君主立宪主张宣布后,引起社会较大反响,虽然帝制派对新闻媒体进行管控,进步党领袖梁启超还是很快在《大中华》和《京报》发表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筹安会和古德诺的主张进行辩驳。梁启超大作撰成后,曾致函袁世凯,表示“拟登各报相与商榷匡救,谨先录写敬呈钧览。”11袁世凯派人送去20万元巨款,劝梁启超不要发表,收买不成,又采取威胁手段;一些进步党骨干也劝梁启超不要发表,但梁启超不愿退让:“吾志已决,成败利钝,非所逆睹。”(11)梁启超反对帝制宏文发表后,袁世凯曾指名严复撰文反驳,使用的也是对付梁启超办法,先收买后威胁,严复仍然不愿从命,袁世凯只好改命孙毓筠写了一篇《驳任公国体文》。

   一些地方官员来电垂询北京政府对于筹安会的态度,袁世凯与此前处理清室复辟问题态度明显不同,表示“筹安会乃积学之士所组织,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之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12不仅不干涉,“凡发起此会六人居宅之门首,均由政府遴派军警,严加保护。”13“故贺振雄控之于肃政厅,肃政厅不敢预闻;李诲诉之于法院,法院不敢受理;周震勋欲办治安会以与角争,忽被警厅禁止;天民报立论反对该会,终为政府顶盘。势雄力厚,有由来矣。”③13种种迹象表明,筹安会决不是普通学术团体,而是带有很深政治背景。一些地方军政要人也很快看出:“此事肇议之初,虽由于下面之鼓动,亦实因上峰已暗示主张,故一经发布,即有沛然莫御之势。”14

   筹安会成立后,工作重心并没有放在自我标榜的“研究学理,商榷政论”上,而是很快转向帝制实际运作,派会员到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活动,同时组织各省区旅京“公民代表团”,向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请愿书则由筹安会代为起草。15

   10月16日,筹安会宣布更名为宪政协进会。筹安会解释更名原因是:“今者国体之解决匪遥,政体之研究愈重,允宜乘此时机加以讨论,务求国体解决之后,宪政即随而发生,得以速底于成,庶几一国国是,从兹大定。然宪政端绪至为繁复,外观世界,内审国情,自宜早事研讨,以供上下之采择。”16

   洪宪帝制失败后,时人结合中国历史人物故事,评点筹安会“六君子”,颇含讥讽意味:“都下皆征引史传,各上隐名,适合汉、晋以来篡弑称帝献符佐命之勋。如湘潭杨度,则称为‘莽大夫’,扬雄作赋终投阁也。仪征刘师培,则称为‘国师’,刘歆所学不类父向也。寿州孙毓筠,则称为‘斜侯’,其头偏斜,字曰少侯,本王氏腊也。侯官严复,为‘短主簿’,善谈名理,其风度类郄超入幕之宾也。长沙胡瑛为‘成济’,反噬革命,其戈及于高贵乡公矣。善化李燮和,为‘李龟年’,列身朝院,随唱旧曲,回忆吴淞炮台司令,大有江南落花时节之感也。”17天津《广智报》根据社会流传的筹安会“六君子”“走狗言志”故事,刊出《走狗图》一幅,“从此词林掌故,又获一名典矣。” ⑧17

  

   二、全国请愿联合会

   1915年9月19日,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北京顺治门大街江西会馆成立,沈云沛任会长,那彦图、张锦芳任副会长。下设文牍、会计、庶务、交际四个办事部门,办事部门负责人有谢桓武、阮忠桓、胡壁城、郑万瞻、梁鸿志、方表、蒋邦彦、夏仁虎、权量、乌泽声、袁振黄、康士铎等。⑨13成立宣言书称:“同人不敏,以为吾父老子弟之请愿者,无所团结则有如散沙在盘,无所榷商则未必造车合辙;又况同此帜志,同此目标,再接再励之功,胥以能否联合进行为断。用是特开广坐,毕集同人,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18

   全国请愿联合会幕后推手是梁士诒,梁士诒是交通系领袖,原任总统府秘书长,时任税务处督办,与财政部总长周学熙号称北洋政府两大“财神”。周学熙是袁世凯姻亲,受父亲周馥影响,在帝制问题上态度消极,袁世凯难以说服“旧侣”周馥,只好同意周学熙“请病假”。19因此在帝制经费筹措方面,梁士诒支持至关重要。梁士诒本来对洪宪帝制亦不甚热心,甚至有抵触情绪,据说段祺瑞曾想拉他一文一武抵制帝制。20

   袁世凯为了将梁士诒拉下水,精心设计了“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参案”,“三次长参案”涉及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五路参案”涉及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五个铁路局局长。时人认为:“此次三次长参案,涉及陆军、财政、交通三部,牵连所及,范围极广,尤以交通界为甚。今之五路参案,与清末之五路参案同;所异者,前案则为梁士诒身当其冲,今案则名义不属梁之本身,而五路及其他交通机关,皆在其旧部掌握中,故所办者皆其门徒戚党。”21面对来势汹汹的“交通大参案”,梁士诒难以招架,只好委托杨士琦向袁世凯求情,袁世凯召见梁士诒,继续施加压力:“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22袁克定又约谈梁士诒,威逼梁士诒尽快表明态度。梁士诒回去后立即召集交通系骨干商量对策,无可奈何地表示:现在情况很严重,只有两种选择,赞成帝制不要脸,不赞成帝制就不要头。结果大家只好说要头不要脸,一时传为笑谈。23“梁乃起而组请愿团,参案即无形打消。人方知五路案,即帝制之反笔文章也。”24

   梁士诒加入帝制派后,凭借雄厚的财力,广泛的人脉,风头很快盖过杨度。时人认为“洪宪僭号,造基筹安,虽定名于度,而运筹帷幄者实梁某。”25请愿活动本来由筹安会发起,但规模和声势均不够大,全国请愿联合会成立后,很快把请愿活动推向高潮,“他们发动的对象,上自王公遗老,各省将军、巡按使,下至各种行业的把头,三教九流,行行俱全,多多益善。拉到的人,列入了请愿名单,就被请去吃饭、看戏,此外还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地送钱。这样,当然轰动起来了,很快地就在全国造成了诸色人等‘无所不包’的所谓全国性请愿的大局面。”26

   9月24日,全国请愿联合会领衔各请愿团体,向参政院呈上第三次请愿书,亦称总请愿书,认为原定国民会议办法“过涉繁琐”,“而大势所趋又难久待”,要求参政院本“立法贵简,需时贵短”精神,“另设征求民意机关,以定国本而固邦基。”279月28日,参政院表示接受全国请愿联合会第三次请愿书意见,决定将国民会议改为国民代表大会。“国民代表大会之局面既开,请愿联合会之功用已毕矣。”28

  

   三、中枢小组

   中枢小组是不公开的帝制御用机构,主要任务是主持操办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根据《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全国各省区国民代表票数占总票数的绝大部分,因此中枢小组工作重心放在全国各省区选举事务上,工作方式主要采用致各省区军民长官密电形式,“传示‘主座’(当时对袁由总统选任皇帝时的过渡尊称)命令,按内定步骤指示实际的具体选举工作。” ⑨26“综其大要,无非密示机宜,互相商榷,对于选举法则讲求运用之方,对于选举人则暗施操纵之术。”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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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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