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与其“唱红”,不如倡导“新文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9 次 更新时间:2011-09-20 14: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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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由于极左思潮与红色革命传统都分享着“红色”的符号,要警惕“极左”思维经由“唱红”而死灰复燃。“唱红”是重建中国现代精神文明过程的诸多尝试中的一种,应该允许多方质疑与反思,中国政府应该让各地有更多的制度创新的自由空间,让社会获得更多的试错机会,让各种健康的多元的思想拥有社会竞争的条件,通过优胜劣汰,成为我们“新文明”的资源。

  采访整理 人民论坛(见习)记者 张晓

  

  人民论坛记者:当前,各地的“唱红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各种观点的激烈碰撞中,有什么问题值得注意?

  萧功秦: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世俗化的过程中,我们整个民族确实也陷入社会信仰缺失与精神贫乏与空白状态,要从社会上自然滋育出合乎我们时代需要的精神文化,既又要待以时日,又需要给公民文化以宽松包容的发展空间,以便从公民文化中汲取新时代人文精神资源,遗憾的是,这方面条件均不甚成熟,30多年来我们的自主的公民文化也没有得到很充分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克服人们精神上的一盘散沙局面,从红色文化中寻求适合于时代需要的文化资源,以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就成为一种正在尝试的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唱红”的提倡者们的动机是良好的,也是表现了他们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这一点必须予以肯定。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历史限定的环境里,众所周知,红色既表征着千百万革命者的优秀传统,也同时与文革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与意识形态与我们提倡的红色革命传统,都共享了同一个“红”的概念符号。文革中的“红海洋”,一月革命“红色风暴”,红卫兵提出“红色恐怖”万岁,以及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活活打死校长卞仲云的事件,就是在“红色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中深深铭刻着这种极左的“红”色的不幸经验。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倡导“红色文化”时,如果没有对“极左”思潮和新时期我们党的优秀红色文化做一个科学的切割,如果没有对“红色文化”进行理性的界定和划分,而笼统地“唱红”,就如同没有拨乱反正以前,没有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功主导我们民族的思维以前,就大谈“毛泽东思想”一样,就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产生一系列人们没有预料的消极后果,如果让我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我认为存在着三大隐忧:

  首先,极左意识形态与思潮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时分享着“红色文化”的符号,当我们宣传“红色文化”时,会连带地、往往是不自觉地激活我们民族潜意识中的“极左”的价值、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正如历史上许多被抛弃的旧传统一样,极左政治文化在真正死亡以前,先会进入一个假死状态,它会如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潜伏在民族的深层思维与心理情结中。处于这一状态的文化遗存是最容易在一定条件下被激活与被“唤醒”的。

  我们可以把这种“极左思潮”被激活的机制具体分析如下:因为极左思潮与四人帮的意识形态,同样属“红色文化”的范畴。而极左意识形态与理论恰恰又是一个有机整体,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上的定向暗示性,在“红色文化”中,“阶级斗争论”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就已经有人要重提“阶级斗争”了,要搞“阶级斗争”,就势必提“反资本主义”,而要反“资本主义”,按此逻辑进一步推论,就要“发动群众”,起来造“党内资产阶级”的反,搞“无产阶级专制下的继续革命”就顺理成章,接下来,“文革”就呼之欲出了。更具体地说,只要你激活了以“红色文化”面目出现的极左思潮中的第一个概念,走出第一步,就是逻辑上要求你走第二步,整个的一连串的思维就作为有机整体被激活了,现在有些“极左”的网站公开呼唤“文革”,甚至有人要为“四人帮”平反,我们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邓小平老人家为什么会英明地禁止再提“阶级斗争”,因为他深知极左意识形态与思潮是“潘多拉盒子”,便难以控制。“阶级斗争论”就是这个“潘多拉盒子”的盖子,你只要打开它,“左魔”放了出来,它就收不回去了。

  第二,如果没有划清红色传统与极左的“红色革命”的界线,有可能使得被时代否定的文革错误思潮在政治上获得合法化的机会。那就无异于为反对改革开放、力求复辟文革的人们提供了合法舞台,“唱红”就会变成了“唱左打改(革)”,文革思维与极左思潮与观念,将会借“唱红”而沉碴泛起。众所周知,现在有些鼓吹文革的网站正是以这种方式在“借力发力”的。

  事实上,社会上确实存在着相当一部分普罗民众,他们由于在转型过程中利益受损,不公平的遭遇没有得到合理的处理,对改革开放的消极方面感到失望,他们会产生对文革的浪漫怀念,把想像中的“文革”来代替真实的文革,在社会学上讲这是一种“移情”作用,这就如同当年马克思所批判的“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社会主义”一样。群众这种单纯想法,在“唱红”过程中,极易被仇恨改革的“极左势力”利用,形成极左派与民粹主义的合流,其后果就更为严重,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人趁“唱红”东风,煽动民众在广场上要跳“新忠字舞”,你怎么办?如果有人要拿起《毛主席语录》搞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你阻止不阻止?如果有人唱着文革“造反有理”的“红歌”,上街游行,你如何处理?如果让极左思潮、反改革派与民粹主义合流,上中下各种反改革势力彼此呼应,互动激荡,几年以后,这种情况的出现非并不可想象。

  第三,最大的危险是整个民族将会重新陷的民族分裂状态,由于社会广大各阶层在文革中深受其害,对文革中的“红”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如果处理不当,由政府笼统地动员唱红,很多受惠于改革开放的人,以及文革中经历苦难的老一辈,都会在心目中产生一种对政府的疏离感,这种普遍存在的内心的疏离感,是在广场效应下的红歌气氛中是看不到的。然而,它是唱红运动的巨大的“无形成本”,造成执政党合法性严重流失。“唱红”的结果,换来的是广大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对执政党的信任疏离。有可能会造成整个民族的共识的分裂,和谐社会的目标会越来越远。这是我们谁也不希望看到的。

  我们在警惕颜色革命的时候,特别要警惕原教旨主义的“黑色”革命。伊朗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呢?伊朗权势显赫的巴列维王朝,也搞过改革开放,但这场不成功的现代化运动,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领导的原教旨主义的黑色革命,终于取得成功,如果说,如果说,霍梅尼革命是以原教旨主义宗教作为“黑色革命”的精神载体,如果我们放松警惕,那么可以大胆的预测,中国将来“反改革”的载体,就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红色文化”。

  人民论坛记者:现在社会上对于红色文化,一部分人极力追捧,一部分人拼命打压,而相当一部分人冷眼旁观,甚至漠视。这种复杂的社会心态背后反映了什么?

  萧功秦:这种复杂的社会心态值得们反思和警惕。所有的符合背后都是有内容的,笼统的唱红除了会被添加进“极左”的内容外,还有可能流于形式主义。红色归红色,但人们并不感动。这种形式主义化对形成社会共识非常不利的。比如你提儒家文化,要好一点,可能有些人认为其中会包含封建糟粕,但是不会像“唱红”这样形成共识的分裂。

  在我看来,用“健康的新文明”这一概念,来代替“红色文化”这一概念更好一些,所谓“新文明”应该包含健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价值,富有公民意识的公民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价值,以及中国革命中形成的那些优质的红色传统与民族精神等等。

  昨天,我收到一位老朋友的信,这位朋友的祖父是某大学前老校长,是位延安时代的老干部,文革结束后,他为了引进一个知识人才,在没有公共汽车的情况下,80岁的高龄,一个人跑一个多小时到当地组织部门去洽谈。这种“身体力行”的老革命家的风范,更能打动人心。因为,他们是真心希望中国革命给中国带来幸福,遗憾的是,红色文化中这些宝贵的东西没有被很好地挖掘出来,更多地变成了宣传方式中干巴巴的“光荣榜”。

  人民论坛记者:“唱红”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的一种回归,却会引来如此大的争议,如何创新传统文化的传承形式,使之深入民心呢?

  萧功秦:我们现在的文化体系包括红色文化,主要由政府来主导推动,这容易造成审美疲劳。要探索新的方式,比如从人文情怀的角度来谈,那些红色革命者感动我们心灵的,恰恰是具有人性光辉的东西,因此,要发掘革命者身上人性的闪光点。要从这一思路去发掘优秀的红色资源,重建我们的价值体系。不要试图把人类所有的健康文化都包容在“红色文化”这一范畴内,相反,应该考虑让“新文明”这一更广泛的概念来包含“红色文化”。换言之,红色文化传统应该是“新文明”的组成部分。要培育新文明,不能是官方红头文件上令下达来实现的,要通过制度建设,培育公民文化,发展公民社会,培育公民理性思维。我们执政的合法性要建立在改变党的执政方式,扩大公民的参与,全心全意走群众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程序正义和结果公平。

  我们的执政党应该是百花园里的园丁,危害人们心灵的“毒草”固然要除去,但不能硬性规定花园里只能生长同一品种的花,要把红色文化作为百花园中的一员,接受社会和实践的考验。让各种符合新文明的思想拥有社会竞争的空间,通过优胜劣汰,成为我们“新文明”的资源,这也就需要我们用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发展自主的公民社团。这也是社会公民利益表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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