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多种政治力量间的博弈:以1935-1945年的阎锡山为个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2 次 更新时间:2019-02-03 19: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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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作为一个时段, 其时代特征在政治方面的最显著表现是“分裂”, 包括列强侵略导致的租界与失地, 地方实力派造成的“独立王国”等。民国几乎就没有真正统一过。多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与博弈也因此成为民国政治的常态。探究民国政治不能不解析这样一种“非常”状态的政治常态。本文试图以1935—1945年间山西阎锡山在国、共、日之间的博弈为个案展开探讨。

  

   1935年, 阎锡山面临两大新的变局:一是红军长征抵达陕北, 二是日本加紧推进华北“自治”的步伐。两者均对他构成巨大威胁。除此之外, 阎还面临国民党中央谋求“统一”的压力。阎必须在日本、中共和国民党中央的“夹缝”中求生存。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地方实力派, 阎锡山在山西的处境最为艰难。不过“夹缝”并非总是“夹击”, “夹缝”之间亦有空隙可钻, 有策略运用的空间, 若运用得当, 有时也能游刃有余。与其他地方实力派相比, 1935—1945年间的阎锡山与中共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复杂, 既要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 又要谋求各自的生存和发展, 相互之间既有斗争冲突, 亦有妥协利用。阎锡山与中共的互动关系, 可看作是阎锡山与毛泽东之间的博弈。但阎锡山与毛泽东的博弈并非两人之间的对垒, 实际是多个对手之间的相互较量。最常见的是阎锡山、毛泽东、蒋介石与日本之间的互动。多方互动的格局, 其中一方的行为选择常常导致多方的策略联动。他们各自都随着不断变化的时空条件, 利用时局给他们提供的机会和限制, 观察和分析各方的意图和策略, 以调整和决定自己的应对之策, 力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本文试以阎锡山为主轴, 粗略描画其与国、共、日三方的博弈, 尝试从一个侧面揭示中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政局的多元复杂面相。

  

   本文的资料来源, 中共方面主要利用《毛泽东年谱》;国民党中央方面主要利用蒋介石日记;阎锡山方面主要利用《徐永昌日记》。徐永昌自1931年秋至抗战全面爆发前担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当时阎锡山是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下辖山西、绥远两省, 徐称得上是山西的二号人物。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 徐转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 但与山西各方人物仍有密切交往, 故其日记有大量阎锡山与山西省政内情的翔实记录。相比之下, 阎锡山本人没有留下类似的日记。徐永昌所记, 自然难免有立场局限, 但亦有冷眼旁观的优势, 是研究阎锡山的重要史料, 值得重视。


  

   1935年10月,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 与山西仅一河 (黄河) 之隔。在此之前, 阎锡山对中共已有一定的认知和警觉。据徐永昌称, 1934年秋冬以来, 阎锡山与他多次讨论共党问题。阎感慨地说:“我国科学落后, 对日则力不如人, 对俄则主义不如人。”但在徐永昌看来, “阎先生总是知顾虑而不注意处置, 甚至谓倡物产证券即所以彻底防共也”。其实阎锡山推行的“物产证券”不过是一种货物本位制, 目的是抵制金银货币, 混杂着某些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阎锡山居然认为其“物产证券”可以“彻底防共”, 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在徐永昌看来, 阎锡山对共产党既恐惧, 又不切实防范。而阎认为民众绝对“倾向共党而不向官方”, 防共的效果很少。1935年夏秋, 随着中共势力转进陕北, 阎锡山才真正重视防共。8月12日, 阎锡山发表讲话称:“我昨天接到友人来的一封信, 他建议防共须全体动员, 即须思想防共, 民众防共, 政治防共, 军事防共, 一齐进行是也。这个建议, 实在是很对。盖共产党是挟思想、民众、政治、武力, 而图夺取政权者……故吾人亦必须拿上思想、民众、政治、武力之全体力量, 始能抵抗共党。”阎锡山的防共举措, 主要有三:一是政治上提出“公道主义”成立“公道团”;二是经济上实行“土地村公有”;三是民众组织方面办理“防共保卫团”。据徐永昌观察, “阎先生对共党问题之严重, 说的如矛之无坚不摧;说到土地公有、防共保卫团等, 又如盾之无锐不挫”。在徐看来, 防共首先靠军队, 而阎锡山并不重视军队的训练, 认为如果政治上没有对付共产党的好对策, 军队训练亦无益。针对中共的土地革命, 阎锡山认为, “防共只要分配土地, 共党即无办法”。也就是说, 阎锡山防共的重心不是放在军事上, 而是放在政治上。徐永昌感慨地说:“蒋先生论剿共须七分政治, 阎先生以为必九分。”阎锡山比蒋介石更重视政治防共。

  

   当中共主力接近华北之际, 日本亦加速推进华北“自治”的步伐。早在1933年秋, 日本方面就开始派人做阎锡山的工作, 希望得到阎的协助, 被阎锡山“婉言谢之”。1934年春日本人更进一步拉拢阎, 希望阎出面“主持”华北。当时各方多疑阎锡山要勾结日本, 而徐永昌则以为“无论如何阎先生总不至于不爱国”。从徐永昌日记的种种记载看, 这一时期的阎锡山确似无意与日本妥协或勾结。阎锡山判断, 日本的战略假想敌是苏联。日本在对苏联开战之前, 必先要控制中国东北与华北作为跳板, 故日本对华北怀有“必争”的野心, “华北决难幸免”。当时日本在华武官确放出风声, 称日本为了进攻苏联而必先“安定”华北, 为此威胁阎锡山说, “今日华北, 阎先生如能领导之与日本谋妥协固甚佳, 否则日本亦自有办法”。由于关东军做成“满洲国”而在日本国内地位骤高, 华北驻屯军也想建立“华北国”而立功。阎锡山自然感受到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不过令徐永昌欣慰的是“阎先生始终取谨慎态度, 至可敬也”;徐还赞许阎“对日本之认识可谓十二分真确”。徐永昌担心的是, 中共势力进入陕北后, 山西将成“红白夹击”之局。阎也深感在“红白夹击”之间左右为难。在徐眼中, 阎锡山虽然“好谲好诡, 其爱国则不后于人”。

  

   除了来自中共与日本的威胁, 阎锡山与南京中央的关系亦十分微妙。阎每每叹惜“中央对山西, 如继母对子女”;同时又声称“蒋在今日惟惧阎一人耳”。据与阎锡山亲近的人观察, 阎锡山一直存有问鼎中央、“非拿到中国全权不可”的野心。徐永昌也认为“阎先生病在领袖欲过盛”。1935年6月中旬, 南京军事委员会致电阎锡山, 谓日本人步步迫逼, 应如何应对, 请阎先生发表意见。阎锡山复电, 毫不客气地指责南京中央, “历述中央过去之失策, 义愤填膺, 以为今日玉碎无可碎, 瓦全不得全”。8月初, 张学良与两广相约, 试图联阎逼蒋下野, 许诺事成之后请阎到南京组织政府, 阎一度心动。不过, 10月下旬, 当蒋介石入晋访阎, 阎明确表态拒绝参加华北“自治”运动, 应允赴南京参加国民党大会, 并表示对华北愿负责处理, 以示共赴国难的决心。

  

   阎的表态, 使蒋介石感觉华北局势有转危为安的希望。蒋大为感动, 认为阎锡山“深明大义”。1936年1月, 蒋介石任命阎锡山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蒋寄望阎能帮他安定华北;阎也认识到仅靠自己的晋绥军是无法对付日本与中共的, 必须借助蒋介石的中央军。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 因当地自然条件不适宜发展, 非军队久驻之地, 必须继续进行战略转移。中共拟定的战略目标是“靠近外蒙”“打通苏联”。毛泽东认识到“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 文章不好做”, 唯一的出路是向东, 只有取阎锡山为对手, 向山西发展;山西的发展, 对陕北有极大帮助, 希望通过“东征”建立一块根据地, 与陕北根据地连接, 也可解决红军的给养和扩大等问题。1936年2月18日, 毛泽东、彭德怀下达“东征”山西的作战命令。“东征”前夕, 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从诗词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自信与对中共革命前途的乐观。

  

   值得注意的是, 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第一判断是, 蒋介石与张学良合谋联俄, 并驱使红军进入山西。而蒋介石的第一反应则是:中共入晋, 逼迫阎锡山反共, 不致与中共相妥协。阎锡山因为怀疑蒋介石、张学良串通中共对付自己, 故在与红军交战初期, 徐永昌建议请蒋介石从河南调中央军协助时, 阎锡山不愿意。当张学良主动来电“拟助晋剿共”时, “阎先生大怒, 以为必无好意”。不仅如此, 阎锡山还担心河北宋哲元的部队受日本指使, 借“剿共”的名义进入山西。阎锡山向来具有强烈的地方自保意识, 而此时所面临的困境, 则不仅要剿共、防日, 还要防范蒋介石的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宋哲元的势力进入其所统辖的山西和绥远。尤其是对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把握不准, 阎既担心蒋令他“联共抗“软来则忍耐;硬来则与拼”的对策。日”, 又担心蒋“令我们去抗日, 他来剿共”。对中央军的防范心理极为强烈。

  

   蒋介石判断阎锡山不大可能与中共妥协, 也深知阎锡山对中央军的防范心理, 故蒋虽准备了入晋部队, 却并不急于派兵主动援晋。直到3月初晋绥军遭受中共重创之后, 蒋才令中央军入晋助剿。蒋介石显然很好地把握了中央军入晋的时机, 知道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阎锡山才会接受中央军大规模开入。

  

   日本方面正极力推动华北五省 (冀、察、鲁、晋、绥) 脱离南京中央政府, 故不愿任何外部势力进入华北。无论是中共军队“东征”入晋, 还是国民党中央军“助剿”入晋, 日方均不乐见。不过正如蒋介石所预料的, 日方的威胁停留在口头上, 不大可能真正出兵干涉。阎锡山显然也洞悉日情, 对日方拟取了”, 故主张“追”, 将红军赶回陕北。

  

   由于中央军优势兵力的加入, 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 毛泽东、彭德怀于4月28日下令红军退出山西, 5月上旬, 红军全部返回陕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阎锡山实现了“迫共西去”的战略意图;中共方面则未能达成“赤化山西、打通苏联”的战略目标。中共方面认为此次“东征”的成果有二:一是政治上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二是军事上补充了新兵8000余人, 筹款30余万, 消灭国军7个团, 俘敌4000余人, 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 炮20余门。

  

   徐永昌对这次与红军交战的总结值得注意。他分析双方投入的兵力, 红军约2万人, 而中央军加晋绥军共计不下15万人, 而结果, 中共除损失刘志丹外, 可谓全胜而去。他感慨道:在陕西和山西的共军不过2万余, 我10多万大军无如之何, 还时遭其打击与骚扰。假如这2万余红军进入东北或朝鲜, 是否日本亦须动员15万或20万兵与之长期周旋, 或者只须三五万军队即可将其消灭?若如前者, 则中国只要五六万像红军那样的军队即可对付日本;若如后者, 则国军15万尚敌不过共军三五万, 又如何能轻言抗日呢。所以我不消灭共军不足言抗日, 而我不能消灭共军亦不配言抗日。

  

   约半年后, 徐永昌再次感叹:国军由江西追剿共军至湘、至黔、至滇、至川, 今由甘、陕入宁矣。如无新方策, 共军势必由绥而察、而冀、而鲁豫、而苏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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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淮文史》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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