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我与服务中心二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4 次 更新时间:2011-07-30 23: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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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景明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中国研究中心,只有一个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熊景明 口述 记者 刘芳 采访整理

  

  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海内外学者,大概少有人不知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中心被学者称为中国研究的“麦加”。2004年,在庆祝中心成立4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开篇即感叹:“没有这个中心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整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果不是来到香港,得到中心的支持,我们何以了解当时中国人每天的生活?”

  

  拥有这样感慨的学者远不止他一人。尤其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心着重邀请大陆学者前去访问,今天内地许多大名鼎鼎的优秀学者几乎被“一网打尽”。担任助理主任已20年的熊景明,将其中一些学者称为“国宝”。而她自己,则因独到的学术眼光和专注的职业精神,被来访的学者朋友们戏称为“熊猫饲养员”“学术媒人”。

  

  ——编者

  

  中国研究学者的必到之处

  

  中心于1963年成立于香港,在西方学者不能进入中国大陆的年代,大陆好像被帘幕遮着,而香港是最靠近它的地方,可以听闻帘幕内漏出来的点滴信息。中心的本意是为海外做中国大陆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学术基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作为汉学家的前港督卫奕信,早年都曾经是中心的常客。

  

  中心成立之初,由学者们四处奔走,找这样那样的基金会支持,到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术团体协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成了中心的主管单位。这个协会本身没什么钱,所以中心每年最困难的依然是筹集经费。1983年,职员中有中心关闭或搬到美国的传言。有一回,香港大学来人丈量房子,据说他们要资料不要人,我们心中忐忑。直到1988年,终于由香港中文大学接管了。

  

  很多人问,你们为什么叫“服务中心”,怪怪的;为什么不叫中国研究中心?中心的主任关信基教授回答得很巧妙:“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中国研究中心,只有一个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有人希望它变成研究中心,我自己并不以为需要改变它一贯的职能。

  

  中心的优势是存有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期的大量资料。这30年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中国这么大,要做的事无穷尽。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去收集 (也在老天保佑下),使之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它成为世界上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必到之地,就很可以了。至于中心做出了什么贡献,只能留给后人评说。

  

  中心资料收藏的定位是第一手资料,以报刊杂志为主。最初搜集比较多的是《人民日报》《瞭望》《红旗》这些能从大陆出来的报刊,也有驻香港的美国领事馆组织翻译成英文的一部分大陆报刊。当时,香港还有一个“友联研究所”,做大陆报刊的剪报。“友联”离我们不远,中心图书馆负责去借阅来访学者需要的剪报,每月支付几千元借阅费。“文革”期间省、市级的报纸都禁止流入香港,他们的剪报范围也有限。

  

  到1986年,有了突破性变化。中国报刊进出口公司在全国各地搜罗到一套完整的报纸,从省级到部委级,大部分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有的甚至从1949年起。中心把这套报纸买了过来,一下子就有了很强的基础。“友联”的剪报也不再重要了。

  

  这里有个小故事。据说这套资料最后有两个买家,另一家是日本的图书馆。卖的单位说,香港是中国人的,给他们好。记得要价是五万美金,不算多,但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

  

  建设一个图书馆,总是要去发现新的东西。看到其他地方都没有完整的报纸收藏,就设法将它补齐,最多的时候中心有200多份报纸。现在虽然很多报纸有网络版,我们还是会收集某些原件,比如各地法制报。杂志最多的时候有2000多种。其中有一些杂志很短命,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有些是所谓“内部发行”的,但是,这本身就是历史。再后来是统计年鉴、年鉴。后来,海外和台湾图书馆都十分注重这类出版物,但中心则大大领先。

  

  地方资料的收藏亦是中心的特色,说到这个要忍不住自夸一下。80年代后期,大陆开始出版县志,我们闻风而动,到目前,中心的收藏超过任何一家,包括国家图书馆。这里拥有同类机构无法比拟的丰富资料,比如,中国2882个县中2800个县的县志,大量鲜为人知的专业志,数千种由省到村一级的地方志;840余种中央、省、市、乃至县级的年鉴、统计年鉴及各行业年鉴(大部分都始于创刊号);50年代初以来中央及省级的报纸……

  

  很多东西是“过了此山无鸟叫”,错过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尤其有些出版物印数不多。在中心的馆藏中,有一部分只发行了几百册。中国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资讯时代对图书馆提出挑战。中心尽量跟上,但限于物力财力,也只能有所取舍。从2005年起,中心开始收集内地制作的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录片,并代理海外学术机构的发行。90年代末开始和一批美国学者合作,制作的“文革资料库”现在有五千多万字,并出了网络版。随后又发行了“反右运动”数据库。

  

  农村研究也形成了中心的一个特色。这里面有点个人的因素。比如我之前的负责人是研究西藏的,有关西藏的资料就比较全。我自己有农村研究的背景,更直接的原因是我从1988年开始,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掉进一个伟大的陷阱”,每年有一两个月到内地参加国际扶贫援助项目工作,有点“利用职权”吧。听说在农民税收全免的政策上,中心曾经起到直接的作用。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等于一天也不用工作

  

  我1979年7月27日到香港,女儿刚九个月大。几个月后,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是中国农村研究的著名学者,现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Jean Oi(戴慕珍)刊登的。她当时正做博士论文研究,设法访问了解大陆农村的人。我在云南农村教过三年书,就去应征。

  

  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采访内地移民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当时看到的中国研究论著,有的甚至说“延安道路”为第三世界指出方向。芝加哥大学还有一个研究“大寨精神” 的庞大计划。刚刚经历过“文革”,出去后感觉外面对中国误解太多。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或者说有冲动把真相讲出来。

  

  几个晚间的访问之后,我成了Jean Oi的研究助理,她后来开玩笑说,我是她“发现”的。我与中心的缘分的确因她而起。她1980年回美国,我被另外的学者“接管”。到1982年,成为中心半个雇员,做图书馆助理,另外一半时间仍替学者做研究助理。

  

  记得刚接触中心的时候,我还不了解香港的制度。那时,每天从下午的两点钟做到晚上的十点钟,晚饭时他们叫我去,我觉得我应该连续工作八小时啊,如果去吃饭,不就做不够八小时了吗?我就说你们给我带一个汉堡包来。结果他们都以为我是太喜欢吃汉堡包了,给我起了个名字Ms. Hamburg。

  

  到中心的学者喜欢到图书馆来和我聊大陆的事,开始学者都和我讲中文,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开口讲英文。“哎呀,原来你是北京派来的间谍,一直装成不懂英文。”我也玩笑回应:“对了,现在我发现你们对中国很友善,不必伪装了。”我的确看到,这些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对中华文化很有兴趣,喜欢中国人。据说研究俄国的学者则有别样的初衷。

  

  1983年,中心经费困难,听说中心要关门,我就开始找工作,到中文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做了五年中国农村研究和法律研究。1988年,香港中大接管了服务中心,我去申请中心助理主任的时候,很没信心,我没有博士学位,又是从云南过来的。一直到面试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觉得,这个工作就是我的。其他人都希望来利用这里的资料,而我是要来建设它,也知道如何建设。

  

  有句话说,如果你找到了喜欢做的工作,就等于一天也不用工作。我是云南人,本身就好客,喜欢把认识的朋友介绍给别人。一直到现在也是,谁说他做什么研究,我就会告诉他还有谁也做这个研究,赶快联系一下。更为幸运的是,到中心前后,我遇到了好上司关信基教授。

  

  我在当代亚洲研究中心的时候,关教授是主任,是我的上司。到中心后,他还是我的上司。他让我领略了香港人办事的方式,行文的风格。记得有一次有人提出一个要求,我们暂时做不到,我在信里给了对方一个承诺。关教授告诉我说,不要给任何承诺,等到你能做到再说。他是相当低调的人,很稳重。我们两人的性格恰恰相反,他讲话深思熟虑,我往往脱口而出。有时候,我们中心有重要的访客,人家问他问题,我觉得他讲得好慢,就会忍不住接过来说。后来,他明白我的不可救药,开头讲两句,就说,以下让Jean向你介绍……很多人会觉得你太抢风头了,心里不舒服。我遇到这样的上司真是很难得。

  

  1993年,中心搬迁到现在的地方,田家炳楼八、九层。我和关教授共用一间很大的办公室,虽然他平时不怎么来,但他是主任,按中大的惯例,我替他挑了一张大大的办公桌,给自己一个小的。他走进来,立刻说,你用大的,小的给我。我将大桌子后的大班椅搬过去给他。来客人,我就说,坐大班椅的是领导, 这叫“第一把交椅”。

  

  我64岁退休。中心规定是60岁,我因为是在行政位置,延期两次,已经破例了。

  

  2007年夏天退休后,我和林达一道做“民间历史”项目。她负责网站部分,我主要负责图书收集。建立民间历史档案库的想法,始于2005年。那时,陆续有人将他们的书稿寄来给我们收藏,或者希望我们帮忙在香港出版。有的作者来信说,一生受尽磨难,原来就是上苍要他见证并记录这段历史。我觉得这些东西捧在手里太沉重。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死后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骨灰还有一个故事。我在《家在云之南》这本书里写爸爸妈妈,会觉得写下来就把他们留在了世界上,不写就没有了。但是,出版社比较有兴趣的多是名人的书,作家啊,官员啊,一个徐志摩大概有七八本传记。我们非常希望收集普通人的传记,包括文稿和自费出版的回忆——我特别希望通过这个访谈传达这个信息。

  

  不是研究,而是促进研究

  

  从到中心起,我就有一个明确的观念,中心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应该是大陆学者。为此,我们写了许多申请和报告,但都没有成功。好在香港有一个机制,每年剩余的研究经费供大家投标。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得到了这一资助,拿来做两个用途:一是建立中国研究数据库,二是邀请大陆学者。

  

  大陆学者访问计划一开始就很成功。第一位请的是秦晖,后来开玩笑说他是001号。这些学者当时还都声名不显,后来都在各自领域表现出色。最近去成都,发现我们当时请的学者,有当上川大副校长的,有成了社科院副院长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学者。我似乎可以自恋地说,自己很有眼光,但实际上冥冥之中自有主宰。

  

  那时,大陆学者的圈子不算太大,选择的方法主要是看他们的研究。那会儿最好的刊物就那么几份,比如,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二十一世纪》,是内地优秀学者争相亮相的舞台。请何清涟,就因为看到她在《二十一世纪》上的一个小书评,想法很深刻。当时她在《深圳法制报》工作,就写信去邀请,她的成名作《现代化的陷阱》当时还没有面市。多年后请章诒和时,她的书也还未出版,否则,我们大概也请不到她了。请曹锦清,是看了他写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本极为难得的“民俗史”。后来他写《黄河边的中国》有那么大反响,我有点吃惊。

  

  我们邀请的标准很清楚,除了看他们的研究成果外,注重挑选做实证研究的学者;此外,表现出社会关怀的学者比较受青睐。西方学术界很强调价值中立,中国文化认为学术是天下之公器,要为社会服务。到2000年后,内地学者出国的机会多了,我们希望邀请外出机会相对少的省一级学者。

  

  中心是学术服务机构,对所有学者敞开大门,不问左右,不问立场和思想倾向,而且“左”与“右”也是到了2000年中期以后才比较明显。因为注重邀请做实证研究者,结果农村研究方面有左派学者,其他方面自由派学者比较多。

  

  我记得北京大学的印红标来中心午餐研讨会讲“文革”期间武斗的兴起,他的表述十分清楚:有人在运动群众,通过群众的武斗达到在权力斗争中取胜的目的。有一位中大的博士生站起来,说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这位年轻学者认为“文革”的兴起,是中国政府各层被走资派把持,最高领袖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很明智地绕过这些当权派,直接发动群众。运动没有成功,走资派又坐回原位,现在正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逻辑简直“完美”得不得了,你却不知道怎么跟他对话好。没有对历史真相的了解,没有对错误的反省,“左”“右”永远纠缠不清。

  

  中国人羡慕别国相对完善的制度,不过,对于做学问或者社会改革者来说,今天中国给学者们的空间,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海外学者虽然一直享有学术自由,但是获取资料并不自由。在受到很大局限的状况下,有些人依然写出大部头的历史专著,早期海外研究者做的很多东西是中国大陆做不到的,比如台湾学者陈永发对延安的研究。大陆一个很大的突破是南京大学高华教授的研究,他用的全部是公开发表的资料,梳扒历史的功夫及力透纸背的写作让人敬佩。他之后,相继出现一批具有独立意识而且功夫精到的历史学家,沈志华、杨奎松、韩钢……你跟这些人谈共和国史,就感到历史在他们脑袋中活起来了,甚至每一月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宛如一幅幅画面。

  

  我一直说我只是个图书馆员。学者来了以后,我通常带他们去参观,许多人会说,就像小孩子走进糖果店里,高兴得要命。你可以想象,和学者分享找到“寻遍天下无觅处”的资料的那份喜悦,多么令人开心。也有的人看完之后说,“我想哭。”几经辛苦到北京等等地方走了一大圈,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资料,原来都整整齐齐排放在这里。

  

  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是促进研究,而不是自己去研究什么。当然,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缺少的,就算没有服务中心,我相信中国研究也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是因为这个中心,有一批人走得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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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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