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香港的价值在于它的学术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3 次 更新时间:2013-05-19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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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景明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身是研究中国大陆的西方学者1963年在香港成立的“大学服务中心”,它服务于从海外来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1988年,“中心”被香港中文大学接管,熊景明自此开始正式主持这里的工作。

与熊景明谈起她主持“中心”的20年岁月,以及她足以“一窥20世纪40到70年代初云南省城生活”的自传随笔《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她仍然为“中心”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自豪,“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如果让我重新挑,我还是挑这一份。”

研究中国的人,都是因为喜爱中国而研究它

问:“中心”前身和它后来的“主人”香港中文大学都成立于1963年。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1970年代接管“中心”之前,美国福特基金会已开始资助和利用台湾“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以之“作为美国学者来台从事研究的学术基地”,张朋园先生还有专著《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廷: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来论述这段历史。

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中心”与“中研院”近史所共享着美国“冷战”时期学术输出、交流的大背景,但当时香港之于美国乃至西方中国研究界的作用,与台湾是不是还不完全一样?

熊景明: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有它的对华政策,也有对台政策。在香港,这个学术机构叫“大学服务中心”,它完全是自下而上的。纽约大学教授JeromeCohen(现中文名为孔杰荣)是“中心”第一任主任,他在回忆“中心”时谈到,当年有一些学者在美国成立了一个俄国研究中心。美国各个大学各自为政,国家不能够控制其研究方向。只不过,鼓励中国研究的时候,奖学金的拨款可能有一些。

1960年代初俄国研究中心成立后,JeromeCohen等学者觉得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跨学院、跨地域的中国研究中心?这个中心设在哪里?想来想去,东海岸不对,西海岸也不对,于是有人提出来,不如设在香港,因为当时竹幕后一些消息会漏到香港来。这些学者也就30来岁,或者更年轻,他们研究中国有很多人是出于巧合,没有多少长远的考虑,或者影响中美关系这样的宏大目标。

成立“大学服务中心”,首先得找钱,学者们去找福特等基金会。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即任何学者从美国的大学来到香港,可以来“中心”。当时,香港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大陆资料,成立“大学服务中心”后,中文的资料在香港多了。当时,美国政府拿出钱资助了一些从台湾、大陆流落到香港的学者,他们搞了一个“友联研究所”,这个研究所订了很多大陆的报纸,做剪报,做很粗糙的分类。“大学服务中心”这些人来了,就可以用他们研究所的资料或者其他资料,还可以在香港访问大陆来的移民。

“我来负责“中心”的工作以后,将中心档案保存的和学者的所有通信拿来看。因为“中心”原来的主任的英文非常好,文字好,有幽默感,很会写,我想向他偷师。看过这些信件我才知道,“中心”最艰难的就是年复一年地找钱,很多通信都是讲怎么找钱,怎么求爷爷告奶奶地跟基金会要钱。后来,很多人说“中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系,要是真得到政府赞助,大概他们就不需要那么辛苦地找钱了。

那些信并没有反映当时整个中国研究的场景,但有很有趣的侧面。比如,1970年代初,“大学服务中心”的学者第一次可以组团到北京去访问,黄华接见了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合影,令大家兴奋得不得了。

当时做中国研究的学者包括很多欧洲人,他们中许多人是有社会关怀的左派,例如你访问过的法国学者潘鸣啸。他们真的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解放的道路,所以就来研究中国。这个圈子里面有一句话:研究前苏联的人,都是因为憎恨它而研究;研究中国的人,都是因为喜爱中国。

问:您1979年是怎么移居香港的,又是怎样开始与“中心”结缘?您所亲历的“中心”比较困难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后来又如何步入正轨?

熊景明:我出去是因为我原来的先生,他是印尼华侨,我们原来是昆明市澄江县澄江中学的同事。他早出去了,我申请去香港的时候,政策是只要是去探亲,你就可以留下来。1979年“四人帮”倒了,邓小平复出,我们认为中国从此会走向光明,我非常非常不愿意出去,眼睛都哭肿了。

我是2007年7月底退休的,故意买了7月27号回昆明的机票,因为我当年到香港是1979年7月27日。过关那天,在一个没有冷气的大厅里面等候了7小时,又热又闷,又没有吃的,抱个9个月大的小孩,拿扇子不停地给她扇风,那种热对于我们云南人来说,很难担待,当时我就决定,哪怕香港是天堂,将来退休我也一定要回昆明。

来港以后因为孩子小,只能找兼职。后来看到广告,有人要访问对大陆有了解的人士,一小时30块港币,有人想倾听你,不用你自己写,我就赶快应征。其实,我后来到“中心”,看到外面对大陆是很不了解的,就觉得我们都有义务,一定要把真实的东西写下来。

一位美国来的学者、现在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戴慕珍(JeanOi)跟我谈了几次后,就让我做她的研究助理。那个时候研究经费蛮充足的,学者做研究,都找一个甚至几个研究助理,整个“中心”有近10个研究助理。学者慢慢减少,我成为最后一个研究助理。后来我也没有足够工作,“中心”的主任不想我走,就给我一个半天的工作,在图书馆帮忙。

“中心”1963年到香港时,在半岛酒店租了一个房间办公,有学者穿着拖鞋、短裤来,被人家拦在门口。后来找到九龙亚皆老街155号一个很可爱的小院子,有草地、树,草地上可以打羽毛球,有两层楼的小洋房。但是,这个租金可能比所有的员工工资、买书的钱加起来还要贵,所以我去的时候,“中心”的生存危机已经开始了。1979年到1982年,当时中国大陆已经开放了,“中心”存在的价值大大削弱了。

但是,“中心”主任JohnDolfen和当时参与制定资料收藏方针的ThomasBernstein非常有远见,他认为这个图书馆要找第一手资料。1982年,“中心”找到一整套大陆的报纸,包括每个部委、省的报,从1950年代初一直到八几年。经过1963年到1983年的积累,有了基本的馆藏,后来很多人来“中心”,就是因为它很方便,因为资料集中、齐整。

1980年代初,很多人认为“大学服务中心”应该搬回美国去,但另外一些比较有远见的人,认为应该留在香港。1980年代中期,“大学服务中心”所属的美国学者联合委员会,开始与陈方正教授负责的中文大学谈判小组谈判。中文大学对大陆的兴趣、感情与其他香港高校和研究机构不一样。谈判谈了一两年,中文大学承诺:一是这个“中心”会永远向西方学者开放;另外,支持“中心”的继续发展。所以,“中心”1988年被中大接管以后,起码员工的工资、买书的经费特别是办公场地这三大问题解决了,但是中心如果要开展其他项目,经费得自筹。

我自己来负责这个“中心”的工作时,觉得一个机构有人用才有价值。所以,“中心”从外面搬进中大时,我请了在中大访问的20多位大陆学者来帮忙,大家看到这么多资料,都很兴奋。我们的图书是开架的,那时内地大部分图书馆不开架。我很自然地想到,“中心”将来的主要使用者,一定是大陆过来的人士,当时倒没有预见香港会回归中国。我1983年到中文大学“中国法制研究计划”做研究助理时,参与组织了几届两岸三地关于宪法的研讨会会,感觉到香港的价值在于它的学术自由,这种自由不是空泛的,它让你的思想活跃起来。同一个学者,你让他到香港演讲,和在北京演讲相比,他的思维方式会转变,会去掉自我审查。

我和“中心”主任关信基教授在这点上有共识,但花了好多年来实现,因为还要筹钱。香港政府有一个大学研究经费拨款委员会,每年这个研究经费剩下的钱,大家都可以写项目计划书来竞争申请“卓越研究领域资金”,1990年代中期,我们争取到了。申请来的钱,一部分发展数据库,因为量化研究越来越主流。我们想成立“数据银行”,结果不那么成功,大陆对各种统计数据的控制蛮严格;另外一部分钱用来邀请内地优秀学者到“中心”访问。我们专注于邀请有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后来又特别给外出机会少的地方学者。“中心”被大陆学者称为“中国研究者的精神家园”,这笔经费就是起源,后来计划又得到香港利希慎基金的支持。

“反右”和“文革”两方面,我们奠定了基本的资料基础

问:“中心”的“参与访问写作计划的学者一览表”透露了巨大的信息量——来访者的身份,近年已由纯粹的专家、学者扩展至有一定研究和写作成果的自由撰稿人、记者、独立导演等;“研究课题”如果做一番量化研究,应该也能折射出不少海内外“中国研究”的学术变迁信息,这部“‘中心’简史”甚至可以部分佐证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史。

有统计的1999年至2012年这13年间,来访的内地学者在“中国研究”领域的研究旨趣,体现出了哪些大的变迁特征?这与你们的邀请标准也互为呼应?与来这里的西方同行相比,内地学者的学术关切又有何异同?

熊景明:一览表一开始没有电子化,所以早期的那些没有放进去。在中心,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共同审定的小组。我花很多时间来关注大陆学者的研究,发现了一些人就很高兴,因为当时他们都不太被外界知道。但是,我们这个遴选制度设立得不好,“中心”从2008年开始就决定只邀请学术界的。最近,“中心”成立了访问学者遴选委员会,结束了我以往的“温柔专制”(张鸣语)。

我那个年代邀请来访者,一是看课题,我倒没有说非要研究“文革”或者什么东西,但如果课题在大陆申请不到研究经费,香港的环境对他做研究特别有帮助,就会优先考虑。其实,我们最初鼓励的不是“文革”研究,而是农村问题研究。这个“中心”要说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导向有点什么作用的话,对农村问题的研究真的有点推动作用。

至于邀请较多“文革”研究者,按我们的邀请标准是很自然的。如果有人要研究土改,研究“三反五反”或“反右”,我们同样会邀请,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你要做量化研究做不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说到“中心”的未来,我建议这个“中心”不需要有多大雄心壮志,如果它能作为研究二三十年代年到1979年期间中国大陆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基地,它的贡献就非常非常大了。

开始,我天真地以为,“文革”研究在中国大陆以后会越来越多。有人收集到一个“文革”的资料,说送给“中心”,我往往说,你给我们一个拷贝就好了,你们当地的“文革”研究过几年一定会成气候的,可是过了20年也没有成气候。“反右”和“文革”两方面,我们奠定了基本的资料基础。

我们现在有5500万字的“文革”数据,有检索功能,可以检索到某一天发生的事情。比如,你按“周恩来”这个主题检索,周恩来“文革”期间所有的讲话就全部出来了。“文革”做完以后,第二个数据库是“反右”的,大概有3000多万字,现在做的是“大跃进”、“大饥荒”,还会做下去。不论你对那段历史有什么样的解释,真实的历史资料应该收集、整理。

看到一篇不错的论文或一本书,我会好奇,想了解这个人,合适的话,就要把他请到“中心”来。能找到这么多人,最重要的是运气,其次,我蛮相信女人的直觉判断力。比如,我前一阵子看过荣剑一篇文章,觉得他对中国问题的阐释好厉害,推荐“中心”邀请,又将他推荐给博源基金会,好像是有“瘾”或者说职业病。

这么多人见过高华,原来都是在“中心”认识的

问:“午餐讨论会”也是“中心”比较有特色的学术活动之一,过去这么多年您印象较深的“午餐讨论会”有哪些?

熊景明:有一次,我们让萧功秦讲讲自己的心路历程,因为他是所谓新保守主义者。他讲得蛮诚恳,讲完以后,有人很不客气地指责他,“萧功秦,XXX之流”。他笑笑,没有表示不快。记得当晚有关信基、刘青峰、金观涛、王绍光、李连江、何清涟、戴晴、陈方正、张隆溪、沈志华、朱维铮、丁望、雷竞旋,讨论了许多话题,每个话题都引起交锋。

有时,如果大家的知识层次不同,或者年龄差距太大,交流上会非常困难。有一次,印红标来“中心”讲“文革”的派系斗争,他认为“文革”中,领袖人物试图通过运动群众达到在武斗中的胜利。他讲了大概一个半小时,让你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派系的构成后面那支看不见的手。讲完以后,就有一个博士生起来反驳,说“文革”是因为当时毛主席看到这些走资派在将中国推向资本主义,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所以绕过他们来发动群众,计划把中间这些人弄垮,后来“文革”不成功,就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这些走资派今天继续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

很多时候我们在“中心”交锋,这实际上是“文革”的亲历者和对“文革”的幻想者之间的交锋。你如果从头到尾认真听了印红标的演讲,就会知道他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顽固的对“文革”的解释,你不会因为一次研讨会而改变你的观念。

我们研讨会很多,每次通知发得很广,来的人不是很多,20多个人,总会有一些人和演讲者的题目非常接近。金雁告诉我,看回忆高华的那些文章,才知道这么多人见过高华,原来都是在你们“中心”认识的,很多人在那边听过他演讲。

问:近年来,政治立场显得相对“左派”的“三农”问题专家越来越多地受邀来访,前些年还邀请了章百家这样重量级的官方党史学者。以章百家先生的位高权重,他那天来参加《史家高华》的出版茶话会,我有些意外,他也说,他很敬重高华,但在有些具体问题的结论上并不同意高华。

熊景明:“中心”请章百家先生是2000年以后了,后来我们再请他去,他就去不了,因为做官了,行动不便,就算可以出来,也不可以随便讲话吧。

研讨班也是我们非常鼓励的,因为在海外做中国研究的学生也不是那么多,当然现在越来越多了,在大陆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学生。如果你在美国,有很多机会和同行交流,但是在大陆,似乎没有那么多这样的机会,我们就天真地希望,很多在美国读到博士的学生能来“中心”参加这个研讨班,这个会帮他找工作。比如,某个学校招一个教授,我们就邀请这个学校的教授来做点评,那些博士先来这里听听,看有没有工作的机会。这个如意算盘不成功,不过来开会的博士生后来在香港找到教职的倒有好些位。

我们邀请一些人来点评,发现同一个题目,哪怕有时候很偏,其实都有不同的人在做。张鸣曾经来“中心”“博导”过一回,他毫不留情地评论学生的论文。后来话筒一递到他手中,大家就开始笑,知道来他又要“骂”人了。

无论时代多么污浊,周围环境多么险恶,亲情让我们活在世上

问:以前,我总误以为您和已故云南籍旅法艺术家熊秉明先生出自同一个家族。

熊景明:很多人都以为是这样。云南有几个姓熊的家族,他们熊家是做学问的,是“熊校长”;我们家是做官,是“熊县长”;还有一家有钱的,是“熊金子”。我们家在昆明,熊秉明先生家不在昆明,他们弥勒县在滇南。

1993年或者1994年,他来香港中文大学交流,在同一期的《明报月刊》上,他发一篇文章我发一篇文章。结果,云南在香港的有钱人看了他的名字,想送他一盒云南月饼,就给报馆打电话问熊秉明的电话,他问熊秉明是不是中文大学的,对方说是,又姓熊又在中文大学,月饼就送到我办公室来了。最后,我才发现,他是在中文系访问,这样我们就认识了,经常一道吃午饭。

问:民国时期云南这三大熊氏家族各有各的故事。我也很欣赏您说过的,“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死了之后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骨灰,还能有一个故事”,但就像高华教授生前在关于您表兄胡伯威的回忆录《青春·北大》的书评《“思想”的累与痛》中所言,“胡伯威当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相比于众多被打成‘右派’、散布于穷乡僻野的小学教员和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小干部、小职员等,他算得上是社会的‘精英人士’,但是和那些党内外大名鼎鼎的‘右派’相比,他又是一个‘小人物’”,您家这门“滇中望族”其实到了您父母那代时就没上一辈那么显赫了。如果不是经过您的书写与回忆,熊家的很多事情就不会被世人所知了。

熊景明:对,我很高兴你留意那句话。我母亲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如果我不写,没有人知道,就连我女儿也不知道她的故事。你写出来,这个人就永远地存在下去了。

女儿1997年去美国念书,突然之间我时间多下来很多,觉得应该写书。第一个想写的是我母亲,她1973年去世时我就决定要写一篇关于她的东西,以前不能写是因为眼泪太多写不下来,到那时候自己开始平静了,当然也是一面写一面很难过。母亲这篇早就写好了,一直放在抽屉里。后来,章诒和到我们中心访问,我看她写了那么多她爸爸,就把这个写妈妈的文章拿给她看。看完以后,她说你天天坐在中心做无聊的事情,你应该写。我也觉得确实应该写,但中心的工作太多,所以一直到2007年退休,没有别的借口不写了。

其实我运气蛮好的,因为我爸爸1955年写过一个自传,有他小时候的东西。另外,“文革”期间他写了大概80页的交代,把他的很多思想写下来。所以,有一些现成的材料。我看了很震惊,因为那些交代全部是对这个制度的批判。

我的祖父留下过一本文集,以前没有写他的时候,我对他没什么认识,就觉得是个旧官僚,看了那个文集以后,觉得他那么正气。我爸爸,我也是在写书的时候,才开始理解他,因为以前在家里总觉得妈妈很了不起,爸爸有时候很不讲理。

本来,我不是很喜欢“文以载道”,但是写作过程中确实意识到,要把那种人之间的亲情写下来——无论时代多么污浊,周围环境多么险恶,亲情让我们活在世上。

每个人的记忆都会过滤

问:云南的中共“一大”会议是在您祖父的宅子中举行的,邓小平夫人卓琳是您三姨妈的闺蜜,蓝苹(江青)的前男友、国民党军官王兆仁是您父亲青年时期的朋友,这些当属“大历史”;退休后您和林达重点合作的“民间历史”侧重“小历史”。您如何看待历史的“大”与“小”?

熊景明:后来,我的三姨妈挨批斗,因为三姨父曾经是国民党政府在温哥华的领事,他们后来选择回大陆。三姨父周忠著是李泽厚的老师,他原本准备写一部“中国外交史”,后来编了“英美词典”,编完了就去世了,也没有得到认可。他选择回国以后不久,碰到“院系调整”,把他们这批旧教员从大学里清理出来。我很小时看妈妈和三姨妈写信,一边写一边擦眼泪。你想,一个教授,年纪也就30多岁,去工地上拌三合土谋生,腿都被石灰腐蚀了。“文革”的时候,我去三姨妈家,问她,那个时候你和卓林小姐妹好得不得了,你为什么不去写封信投诉投诉,说你们教授回来被搞成这个样子。三姨妈说,如果她不来找我,我也不会找她。

我在书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没有来得及写,我是尽量避免写那些名人。比如,我的四姑奶奶,她有两个女儿,一个是植物学家,后来到了香港;另外一个,讲到她后来将一位老人照顾得非常好,人家很感激她,其实那个人是杨振宁,我故意不写,我很不喜欢人家把名人什么的都扯进来。这不过是机缘,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问:您的自传让我备感温暖、明媚,和我前些时阅读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的回忆录《走出“白色恐怖”》的感受非常相近——她也说,“我最不喜欢看别人的控诉文学,我认为那是没有深度的作品”。这应该不仅仅是因为您“文字好看”吧?

熊景明:看了我写“军垦农场的大学生”那章的几个同学,第一次看了以后就说,我们农场那么苦,你怎么写出来好像很好玩、很愉快的样子。每个人的记忆都会过滤,一定会把快乐的事情记得多一些,痛苦的东西本能地希望把它忘掉。而且回味过去的时候,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痛苦中,要不然人怎么生活呢?

我的书里并没有把当时描述得那么苦,也由于后来到农村扶贫,对那段经历有另外一个看法。我在书里面写了一点点,说我们扛大石头,有几个同学弄到腰椎间盘突出,我加了一段话,说这种病在农民中间非常普遍,意思是说,我们的苦是理想失落,你压抑,为看不到前景而痛苦;客观上,每个农民比你苦多了。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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