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香港的价值在于它的学术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8 次 更新时间:2013-05-19 21: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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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景明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身是研究中国大陆的西方学者1963年在香港成立的“大学服务中心”,它服务于从海外来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1988年,“中心”被香港中文大学接管,熊景明自此开始正式主持这里的工作。

  与熊景明谈起她主持“中心”的20年岁月,以及她足以“一窥20世纪40到70年代初云南省城生活”的自传随笔《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她仍然为“中心”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自豪,“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如果让我重新挑,我还是挑这一份。”

  

  研究中国的人,都是因为喜爱中国而研究它

  

  问:“中心”前身和它后来的“主人”香港中文大学都成立于1963年。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1970年代接管“中心”之前,美国福特基金会已开始资助和利用台湾“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以之“作为美国学者来台从事研究的学术基地”,张朋园先生还有专著《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廷: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来论述这段历史。

  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中心”与“中研院”近史所共享着美国“冷战”时期学术输出、交流的大背景,但当时香港之于美国乃至西方中国研究界的作用,与台湾是不是还不完全一样?

  熊景明: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有它的对华政策,也有对台政策。在香港,这个学术机构叫“大学服务中心”,它完全是自下而上的。纽约大学教授JeromeCohen(现中文名为孔杰荣)是“中心”第一任主任,他在回忆“中心”时谈到,当年有一些学者在美国成立了一个俄国研究中心。美国各个大学各自为政,国家不能够控制其研究方向。只不过,鼓励中国研究的时候,奖学金的拨款可能有一些。

  1960年代初俄国研究中心成立后,JeromeCohen等学者觉得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跨学院、跨地域的中国研究中心?这个中心设在哪里?想来想去,东海岸不对,西海岸也不对,于是有人提出来,不如设在香港,因为当时竹幕后一些消息会漏到香港来。这些学者也就30来岁,或者更年轻,他们研究中国有很多人是出于巧合,没有多少长远的考虑,或者影响中美关系这样的宏大目标。

  成立“大学服务中心”,首先得找钱,学者们去找福特等基金会。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即任何学者从美国的大学来到香港,可以来“中心”。当时,香港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大陆资料,成立“大学服务中心”后,中文的资料在香港多了。当时,美国政府拿出钱资助了一些从台湾、大陆流落到香港的学者,他们搞了一个“友联研究所”,这个研究所订了很多大陆的报纸,做剪报,做很粗糙的分类。“大学服务中心”这些人来了,就可以用他们研究所的资料或者其他资料,还可以在香港访问大陆来的移民。

  “我来负责“中心”的工作以后,将中心档案保存的和学者的所有通信拿来看。因为“中心”原来的主任的英文非常好,文字好,有幽默感,很会写,我想向他偷师。看过这些信件我才知道,“中心”最艰难的就是年复一年地找钱,很多通信都是讲怎么找钱,怎么求爷爷告奶奶地跟基金会要钱。后来,很多人说“中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系,要是真得到政府赞助,大概他们就不需要那么辛苦地找钱了。

  那些信并没有反映当时整个中国研究的场景,但有很有趣的侧面。比如,1970年代初,“大学服务中心”的学者第一次可以组团到北京去访问,黄华接见了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合影,令大家兴奋得不得了。

  当时做中国研究的学者包括很多欧洲人,他们中许多人是有社会关怀的左派,例如你访问过的法国学者潘鸣啸。他们真的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解放的道路,所以就来研究中国。这个圈子里面有一句话:研究前苏联的人,都是因为憎恨它而研究;研究中国的人,都是因为喜爱中国。

  问:您1979年是怎么移居香港的,又是怎样开始与“中心”结缘?您所亲历的“中心”比较困难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后来又如何步入正轨?

  熊景明:我出去是因为我原来的先生,他是印尼华侨,我们原来是昆明市澄江县澄江中学的同事。他早出去了,我申请去香港的时候,政策是只要是去探亲,你就可以留下来。1979年“四人帮”倒了,邓小平复出,我们认为中国从此会走向光明,我非常非常不愿意出去,眼睛都哭肿了。

  我是2007年7月底退休的,故意买了7月27号回昆明的机票,因为我当年到香港是1979年7月27日。过关那天,在一个没有冷气的大厅里面等候了7小时,又热又闷,又没有吃的,抱个9个月大的小孩,拿扇子不停地给她扇风,那种热对于我们云南人来说,很难担待,当时我就决定,哪怕香港是天堂,将来退休我也一定要回昆明。

  来港以后因为孩子小,只能找兼职。后来看到广告,有人要访问对大陆有了解的人士,一小时30块港币,有人想倾听你,不用你自己写,我就赶快应征。其实,我后来到“中心”,看到外面对大陆是很不了解的,就觉得我们都有义务,一定要把真实的东西写下来。

  一位美国来的学者、现在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戴慕珍(JeanOi)跟我谈了几次后,就让我做她的研究助理。那个时候研究经费蛮充足的,学者做研究,都找一个甚至几个研究助理,整个“中心”有近10个研究助理。学者慢慢减少,我成为最后一个研究助理。后来我也没有足够工作,“中心”的主任不想我走,就给我一个半天的工作,在图书馆帮忙。

  “中心”1963年到香港时,在半岛酒店租了一个房间办公,有学者穿着拖鞋、短裤来,被人家拦在门口。后来找到九龙亚皆老街155号一个很可爱的小院子,有草地、树,草地上可以打羽毛球,有两层楼的小洋房。但是,这个租金可能比所有的员工工资、买书的钱加起来还要贵,所以我去的时候,“中心”的生存危机已经开始了。1979年到1982年,当时中国大陆已经开放了,“中心”存在的价值大大削弱了。

  但是,“中心”主任JohnDolfen和当时参与制定资料收藏方针的ThomasBernstein非常有远见,他认为这个图书馆要找第一手资料。1982年,“中心”找到一整套大陆的报纸,包括每个部委、省的报,从1950年代初一直到八几年。经过1963年到1983年的积累,有了基本的馆藏,后来很多人来“中心”,就是因为它很方便,因为资料集中、齐整。

  1980年代初,很多人认为“大学服务中心”应该搬回美国去,但另外一些比较有远见的人,认为应该留在香港。1980年代中期,“大学服务中心”所属的美国学者联合委员会,开始与陈方正教授负责的中文大学谈判小组谈判。中文大学对大陆的兴趣、感情与其他香港高校和研究机构不一样。谈判谈了一两年,中文大学承诺:一是这个“中心”会永远向西方学者开放;另外,支持“中心”的继续发展。所以,“中心”1988年被中大接管以后,起码员工的工资、买书的经费特别是办公场地这三大问题解决了,但是中心如果要开展其他项目,经费得自筹。

  我自己来负责这个“中心”的工作时,觉得一个机构有人用才有价值。所以,“中心”从外面搬进中大时,我请了在中大访问的20多位大陆学者来帮忙,大家看到这么多资料,都很兴奋。我们的图书是开架的,那时内地大部分图书馆不开架。我很自然地想到,“中心”将来的主要使用者,一定是大陆过来的人士,当时倒没有预见香港会回归中国。我1983年到中文大学“中国法制研究计划”做研究助理时,参与组织了几届两岸三地关于宪法的研讨会会,感觉到香港的价值在于它的学术自由,这种自由不是空泛的,它让你的思想活跃起来。同一个学者,你让他到香港演讲,和在北京演讲相比,他的思维方式会转变,会去掉自我审查。

  我和“中心”主任关信基教授在这点上有共识,但花了好多年来实现,因为还要筹钱。香港政府有一个大学研究经费拨款委员会,每年这个研究经费剩下的钱,大家都可以写项目计划书来竞争申请“卓越研究领域资金”,1990年代中期,我们争取到了。申请来的钱,一部分发展数据库,因为量化研究越来越主流。我们想成立“数据银行”,结果不那么成功,大陆对各种统计数据的控制蛮严格;另外一部分钱用来邀请内地优秀学者到“中心”访问。我们专注于邀请有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后来又特别给外出机会少的地方学者。“中心”被大陆学者称为“中国研究者的精神家园”,这笔经费就是起源,后来计划又得到香港利希慎基金的支持。

  

  “反右”和“文革”两方面,我们奠定了基本的资料基础

  

  问:“中心”的“参与访问写作计划的学者一览表”透露了巨大的信息量——来访者的身份,近年已由纯粹的专家、学者扩展至有一定研究和写作成果的自由撰稿人、记者、独立导演等;“研究课题”如果做一番量化研究,应该也能折射出不少海内外“中国研究”的学术变迁信息,这部“‘中心’简史”甚至可以部分佐证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史。

  有统计的1999年至2012年这13年间,来访的内地学者在“中国研究”领域的研究旨趣,体现出了哪些大的变迁特征?这与你们的邀请标准也互为呼应?与来这里的西方同行相比,内地学者的学术关切又有何异同?

  熊景明:一览表一开始没有电子化,所以早期的那些没有放进去。在中心,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共同审定的小组。我花很多时间来关注大陆学者的研究,发现了一些人就很高兴,因为当时他们都不太被外界知道。但是,我们这个遴选制度设立得不好,“中心”从2008年开始就决定只邀请学术界的。最近,“中心”成立了访问学者遴选委员会,结束了我以往的“温柔专制”(张鸣语)。

  我那个年代邀请来访者,一是看课题,我倒没有说非要研究“文革”或者什么东西,但如果课题在大陆申请不到研究经费,香港的环境对他做研究特别有帮助,就会优先考虑。其实,我们最初鼓励的不是“文革”研究,而是农村问题研究。这个“中心”要说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导向有点什么作用的话,对农村问题的研究真的有点推动作用。

  至于邀请较多“文革”研究者,按我们的邀请标准是很自然的。如果有人要研究土改,研究“三反五反”或“反右”,我们同样会邀请,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你要做量化研究做不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说到“中心”的未来,我建议这个“中心”不需要有多大雄心壮志,如果它能作为研究二三十年代年到1979年期间中国大陆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基地,它的贡献就非常非常大了。

  开始,我天真地以为,“文革”研究在中国大陆以后会越来越多。有人收集到一个“文革”的资料,说送给“中心”,我往往说,你给我们一个拷贝就好了,你们当地的“文革”研究过几年一定会成气候的,可是过了20年也没有成气候。“反右”和“文革”两方面,我们奠定了基本的资料基础。

  我们现在有5500万字的“文革”数据,有检索功能,可以检索到某一天发生的事情。比如,你按“周恩来”这个主题检索,周恩来“文革”期间所有的讲话就全部出来了。“文革”做完以后,第二个数据库是“反右”的,大概有3000多万字,现在做的是“大跃进”、“大饥荒”,还会做下去。不论你对那段历史有什么样的解释,真实的历史资料应该收集、整理。

  看到一篇不错的论文或一本书,我会好奇,想了解这个人,合适的话,就要把他请到“中心”来。能找到这么多人,最重要的是运气,其次,我蛮相信女人的直觉判断力。比如,我前一阵子看过荣剑一篇文章,觉得他对中国问题的阐释好厉害,推荐“中心”邀请,又将他推荐给博源基金会,好像是有“瘾”或者说职业病。

  

  这么多人见过高华,原来都是在“中心”认识的

  

  问:“午餐讨论会”也是“中心”比较有特色的学术活动之一,过去这么多年您印象较深的“午餐讨论会”有哪些?

  熊景明:有一次,我们让萧功秦讲讲自己的心路历程,因为他是所谓新保守主义者。他讲得蛮诚恳,讲完以后,有人很不客气地指责他,“萧功秦,XXX之流”。他笑笑,没有表示不快。记得当晚有关信基、刘青峰、金观涛、王绍光、李连江、何清涟、戴晴、陈方正、张隆溪、沈志华、朱维铮、丁望、雷竞旋,讨论了许多话题,每个话题都引起交锋。

  有时,如果大家的知识层次不同,或者年龄差距太大,交流上会非常困难。有一次,印红标来“中心”讲“文革”的派系斗争,他认为“文革”中,领袖人物试图通过运动群众达到在武斗中的胜利。他讲了大概一个半小时,让你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派系的构成后面那支看不见的手。讲完以后,就有一个博士生起来反驳,说“文革”是因为当时毛主席看到这些走资派在将中国推向资本主义,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所以绕过他们来发动群众,计划把中间这些人弄垮,后来“文革”不成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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