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走村串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8 次 更新时间:2010-01-29 12:49:41

熊景明  

  

  1988:走访云南山村

  

  第一次前往这座云贵高原上的山村,是一九八八年四月中旬。正值麦收季节,农民把柏油马路当成临时的打麦场,一捆捆小麦棋铺在路当中,来往的汽车正好利用来替小麦脱粒。无畏的农妇站在路上适当的位置,迫使为避开她们的车轮刚好压在麦穗上。驾驶员边驶边骂,我们则不断请他把车再开慢些。

  抵达云南中部某县城的当天下午,天气和暖,海拔二千三百米,空气清爽的原野上,蓝天、白云、红土、金色的麦田在初夏的阳光下色彩鲜艳夺目。次日,天转阴,气温骤降十多度,冷风嗖嗖。越野车在村口停下,一羣村童闻声涌来。虽然并非初次看见衣裳褴褛,满面污垢,明显营养不良的儿童,总不忍对他们细看,不忍把相机的镜头对准他们。环顾这座有一百五十二户人家的村落,密密麻麻联成一片,尽是新盖的木柱土墙两层楼院。

  村长家庭院宽敞,不见花木,院中却有一块圆形的水泥场院,他家显然不用去马路上晒打小麦了。室内光线很暗,角落上一个坑里燃着煤火,是云南乡下最常见的"火塘"。没有烟囱,煤烟弥漫,把这才盖起两年的新房子熏得一片灰黑。

  主客围火塘坐下。比起受冻来,烟熏也就不算什么了。在座的还有村长的妻子,八十八高龄的老母和一个当"赤脚医生"的儿子。村长五十岁左右,身材不高,挺壮实,谈吐自信而风趣。不知是因为陪同干部和翻译都不在场,还是他生性使然,谈话直言无忌。

  "现在好多喽,最起码不饿肚皮啦,别的也就说不成了。分田到户前每天工分值三、五角,一年只有半年粮;现在嘛,富的富,穷的穷,你问平均收入就难说了,你们从别村所听来的那些数字都是假的,空数字。打个比方说,八五年县上派来'增百致富'工作队,要帮助每家增加一百元现金收入,达不到不准回去。他们来村里召开了几次会,也没有到哪家去访问过,只是要文书凑数字,是的不是的都算成收入,这样家家都'增百'了,纸上增百。"

  "村里一百五十二家,日子过得比较好的有十来户。什么样的人富?自然是家底厚的,像原先当干部的,大集体时候就捞了一把,有权就有钱,八二年分田时又得了好田地。"此外就是有技术的,木匠、石匠,这些年家家盖房子,手艺人吃香。不过光有技术还得和上面的人有关系。八五年以前,县上无息贷款,很容易就发了。

  "专业户有两家。一家放着一羣羊,又会木活,又与人合伙酿酒,家里劳动力也多。怎么当上养羊专业户的?分田时,队上原来的一羣卖给他,钱是信用社贷的低息贷款。为什么挑中他?工作组决定的。""另一户是外县迁来的,上过高小,有文化,胆子大、见识广。父亲在县上当干部,一个月拿八十多元。他和上面说的那家一齐酿酒,又当包工头,组织本村和邻村的男人去县城、省城,替人家包工程盖房子。村里算他家是首户。唯一盖得起砖房的。"

  "村子里穷户算起来恐怕有四十来家,穷得连盐巴也买不起的大约有二十来家。这几年穷的越来越穷。不奇怪呀,人穷肚子吃不饱,哪有力气'盘'庄稼;田地打整得没有人家好,这还是其次。主要是现在种田越来越依靠化肥,化肥一年比一年贵,人穷买不起,化肥施不够,田地不产粮。就算碰到好收成,粮价这么低,卖公粮和余粮得那几文钱,也不够买化肥。何况买平价化肥也要有关系,穷户哪儿去找关系?"

  "贷款买化肥?按政策,信用社贷款第一条看有没有偿还能力,还要找人做保,穷人也贷不到款,许多本来就欠款户。有些人穷是过日子没有计划,不会打算;有些是人懒。不过一穷下来,想翻身就难啦。"

  "也有困难户是因为人多地少。八二年分田地,县上派干部来,加上大队、小队干部,三级组成工作队。将田地按好、中、差划成小块小块的。不论大小,按人头分。(干部不消说分到好的)说是说三年小调整,十五年大调整,不过这些年也没有动过。儿子娶媳妇,就算要本村的,女方也不能把她的一份田地带过来。"

  在座的一个来自邻村的农民插话道:"我家是最倒霉的,十一口人中有六个'黑人'。分田时,三个儿子都没成亲,全家分得五份。现在多了三个媳妇,又添了三个孙,都没有田,没有地,公余粮却不减,怎么够吃?我们老农民,有什么法子?等着政府下政策啦。听人家说要把田收回去,分给种田能手。谁知道呢,反正上面说怎么办就只有怎么办。"

  村长接着说:"我这个村长是上面指定的,三年一换。现在没有人想干村长,每个月得十八块补贴,集体一无钱,二无权,村长尽做吃力不讨好的事,不过集体的事总得有人做呀。"

  "例如集体的山林分到户,破坏很厉害,现在我订下规矩:每户派一个人守山十天。砍树枝的罚一元,砍成材树的罚一百元。抓住贼的守林人得罚款的七成,另三成归公。守林人失职,树被偷砍走的,要交罚款的七成。从此以后,山林才算保住了。除了罚款,我们也教育村里人,为了村子的风水,为了祖国的绿化,不能砍树。我订的条款还报到县上盖过章的。"

  "你们进村时看见的一片竹林原是属集体的,有六十亩。分给私人后,不到两年就差不多砍光了,现在我们又把它收归集体,筑土围墙围起来。任务摊派到户,每人筑八十公分,然后包给私人管理,每年两季扎扫帚分给各家。今年竹子才又长成器了"。

  "全村七百三十一人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有三人。五十岁以上的八成是文盲,三十到五十岁的大概二成的人不识字,会看书看报的就少啦。分田到户后,家里人手少的,就不能让娃娃去读书了。这一带小孩通常十岁才上学,前阵子统计过,全村十到十三岁的失学儿童有四成。村里的小学只有一至四年级,五年级以上要去两公里外上学,多数娃娃也读不进书,村小质量差,也考不上中学,就是一辈子当农民喽。现在的学校太破旧,我们打算盖所新学校,要凑九十块。我跑县育局不知跑了多少趟,他们答应拨两千块。旧学校卖掉可以有几千,还是不够。现在叫大家凑。按人头,每人出一块半,干部三块。"

  这一次到云南农村调查,访问了十来位村长,他看来是最具抱负和热忱的一位。说起办事的艰难,也不免连声长叹。座中有人鼓励他道:"为人民服务嘛!"在旁始终一声不吭的村长妻子突然高声道:"为人民服务?谁又为他服务?哪一个供他吃,给他穿?"

  六月初重访该村时,滇中正遭逢四十年来罕见的旱灾。栽插的节令已过,秧田里长长的秧苗都变成了深绿色,人们苦巴巴地盼着雨水,日复一日地失望。

  村外,零零散散有人挑水浇地,我们以为是浇玉米,下车后才看清楚,种的全是烟叶。从半里外挑来的水,一瓢瓢泼下去,滋的一声吸进干旱的红土中,霎息不见了踪影。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到农历五月下乡访问,村里很难找人。好不容易才找到村长,匆匆谈完正题,还是忍不住问他,为什么到处见人种烟?"有任务啊。县里规定要用三分之一的旱地种烟叶。我们村有一百八十七亩的种烟任务,种一亩供应复合肥八十公斤,不种的罚款,罚烟价的百分之十五。全县都一样,只是我们这里的土不服种烟,产量低,不划算种。为什么规定任务?县上实行财政包干,上缴款项和下拨款项都定死了。县上要自己想办法平衡收支,要找钱。烤烟卖给烟草公司,县上可向他们抽一笔工商税,维持县上的开销。"

  早就留意所到的村庄里,每家院子侧边都立着一个类似桥头堡似的两层土坯房。原来这就是各家的烤烟房。烤烟季节,每户须耗用两吨多煤来烤烟。本来,即使用这种原始的办法也可一炉烤四亩烟叶,烧等量的煤,但现在各家单干,一炉只烤自家种的一亩左右的烟叶。

  眼见这种全民烤烟的举动,不由想起全民炼钢。在讲求经济效益的口号满天飞之时,无数短见、局部的经济效益成了祸水,例如改种粮为种烟,县里会因此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但公家每卖出一斤煤都要对煤炭生产单位补贴。因粮不够吃由政府供应的"返销粮",也须由国家补贴差价。而且这些基本生活、生产数据,例如粮、煤、化肥,都不计运费。在双轨价格的制度下计算成本,在"财政包干"的制度下讲效益。迫使农民改粮地为烟地,而且用极为耗费能源的原始办法"全民烤烟",显然不可持续。回程中,有人调皮地说:"真不明白,为什么种大烟的人要拉去坐监,不肯种烟的又要被罚款?"闻者想笑却笑不出来。

  报应来得很快,云南的粮食危机八八年夏末已十分明显。昆明市居民的粮食配给只供四成大米,过去存在购粮本的结余一律作废。粮上市后,情况并未好转,自由市场上的米卖到二元一公斤。八八年底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烤烟面积,把全省的烤烟种植面积由三百六十万亩减少到三百万亩。意味着两年来各家各户大建烤烟房的"全民烤烟"运动告一段落。

  云南从来是一个缺粮的穷省,全省有三百六十万人还吃不饱饭,有上千的乡连公路也不通,十二岁以上的文盲率百分之四十九点二,居全国第二。八五年八六年每年粮食递减百分之七,而烤烟的面积从八四年一百六十万亩上升到三百六十万亩。各级的领导干部盲目地以为可以用种烤烟来赚钱,乱下命令,强制农民改粮田为烟田,等到恶果出现,由千万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来承担损失。这一类的瞎指挥四十年来不曾间断,"责任制"并没有在各级的领导中实行,从不认真对错误的决策者追究责任,让罔顾农民利益、无能的领导引咎辞职。所以这一批大小官僚无须对人民负责,无须对自己的错误决策负责,只要追随上级的政策,就可以保住官位。

  

  1988,冬,香港

  

  注:1988年参加澳大利亚在云南的农业援助项目,到滇西、北农村调查。村长的话均根据笔记整理。

  

  1998:香格里拉

  

  95年和父亲、女儿及两位朋友到丽江中甸旅行。缀满野花的草地﹐白云撩挠的山峰从此留在记忆中。1998参加新西兰的扶贫项目,旧地重游。来做事﹐心境不同。广阔的草甸子上仍然轻巧地开着深紫色的报春花﹐淡紫﹑淡黄的雏菊﹑蒲公英﹐翠黄的豆寇花﹐各色兰花及叫不出名堂的万紫千红。同去的新西兰草地专家说﹐百花盛开标志草场老化﹐养活牛羊的牧草让位给闲花野草,退化的草场招蜂引蝶﹐永恒是自然。行前读厚厚的考察报告,无非又一个人类粗暴对待自然﹐两败俱伤的故事,页页纸让人心往下沉。

  海拔三﹑四仟米的高原﹐年均气温仅5度。每年春天阳光则像弥补过失似地泻向大地﹐短短几天内魔术般地将躺在大川﹑小溪边的草地变绿﹐再染上一层又一层的五彩缤纷。高原的云朵如雪白耀眼的棉花,成团成簇,挂在天边﹐或斜靠在山脊上﹐天空蓝得像反射着日光的大海。站在无垠的草原上﹐感受天苍地茫﹐联想到藏族民歌豪放﹑悠扬的旋律。

  传说三十年代有个美国空军驾飞机偏离航道﹐迫降在中甸﹐他以为到了天堂。植物茂盛而异样﹐五彩峡谷耸入天际﹐河水翻滚﹐奔腾其间﹔高山之巅﹐清澈的湖水平如镜﹐四围杜鹃恕放﹐色彩之艳丽前所未见。大概他心目中未开化的原始人会待他如怪物,可是当地人十分友善。言语不通﹐他仅记住这里叫香格里拉。他把这段奇遇写成一本书《消失的地平线》﹐描述这世外桃源及那里和平﹑善良的人。

  历来藏族视松树为神树﹐不轻易砍伐﹐高寒山的栎树﹐松树生长缓慢。一﹑两个人才能围抱的大树﹐大都经历了百年以上的风霜﹐树干标直、挺拔,凝集了山中灵气。自1950年代开始﹐省里的木材砍伐队伍搬到中甸﹐一片片原始森林在电锯声中倒下去﹐到80年代卅﹑县地方政府也成立砍伐大军﹐只砍不种﹐森林失火频仍。一名在林中生火做饭的工人一不小心引起的山火﹐烧掉相当于十五年全县财政收入的森林。到90年代﹐生态破坏的恶果显现﹐一向温驯的河水开始泛滥﹐自然灾害一年比一年猖獗。藏民相信灾害都是砍伐神树收到上天的惩罚,曾经有人带领全村男人到乡政府门口下跪,请求停止伐木。

  政府其实也计划在几年内停止砍森林﹐达到目标需要奇迹出现。目前县的财政收入刚刚与县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相抵。全县无数靠政府养活的人﹐其中一个乡镇畜牧兽医站有十八名员工﹐他们本来的职责是帮助农民防治牲畜疾病。一天早上九点半我去拜访站长﹐楼下七﹑八个员工围着一年四季常开的电炉聊天﹑看小说﹐楼上站长仍高卧未起。他说头天晚上打牌到5点(不巧才睡了4个多小时就被我拍门叫醒)。他们一年的办公费只有两万元﹐大概只够交交电费。一般公务员上班时间通常不足5小时。云南实行村干部公务员制度﹐每个村的三个干部﹑党支部书记﹑村长﹑会计每人每月工资800至1,000元﹐当地农民每人每年的纯现金收入也不过100来元﹐小学生每年的课本费60元﹐许多儿童因交不出这"区区"小数而缀学。我们下乡时,正值采集蘑菇的旺季﹐去到三个村访问村公所干部都扑空。老实的村干部上山采菇去了﹐有办法的收购蘑菇赚钱去了。

  项目所在村的党支书为人诚恳﹐看起来很尽责﹐关心村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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