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晖 朱建琴:大变局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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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晖   朱建琴  

 

一、问题提出

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面临着巨大转向,相互的贸易摩擦和制裁手段,使得处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香港首当其冲,在自由贸易、关税豁免、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都增添了变数;而香港在经历了“占中”引发的社会动荡之后,“修例”风波更是使香港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掺杂着敌对势力的影响,冲击着香港的社会环境;大国关系的周期性、阶段性变化也影响着国际金融对香港的信心。概括来说,政治环境、社会治理和突发性危机使得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趋势会将如何?要解答这一问题,首先以比较分析来评估这些变数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产生了什么样的威胁和冲击,是否到了丧失国际金融中心的程度;其次,从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来看,归纳是什么成就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之后通过要素权衡,作出香港能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条件和发展趋势的论断。

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挑战

国际金融中心可被定义为跨国界或地区范围内发挥金融资源聚集或辐射功能(即金融资源聚集以后带来的经济效益)的中心城市①。按照影响范围不同,金融中心可以分为三类: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世界性国际金融中心。任何能够促成国际性金融中介活动,使其发挥金融聚集或辐射功能的城市都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公认的金融中介渠道有三种,即银行、债券及股票。而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需要确保这三种中介渠道均有能力吸引外地储蓄和机构前来投资或在港集资。

从国际环境变化看,Z/Yen全球金融中心指数②显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自2019年起到2023年的几年时间内,香港的整体排名出现下行性的波动(见表1),得分③下滑明显(见表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香港国家安全法》使得批评人士进一步质疑香港的命运,大多数业界分析师将此视为香港全球经济和金融地位终结的开始,并预测香港会与内地金融中心趋同。另外《香港国安法》的颁布使得外资心存疑虑,随着外国资本和市场机构撤离香港,香港的全球金融联系功能将逐渐减弱④。

从国内看,1997年香港回归时,香港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了近13%的份额,到2019年对中国GDP的贡献仅为2.6%⑤。这样看来,香港的经济地位似乎在下降,尤其是在以上海、深圳为代表的中国内地金融中心竞相争夺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地位之后,香港似乎已成为可被内地随时替换的资源。雪上加霜的是,从“占中风波”到“修例事件”,反复出现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活动撕裂和撼动着香港社会。当挑战了国家对香港主权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发生后,香港民生经济遭到重创,旅游业收入大幅下降,恒生指数暴跌,加上暴力袭击者打砸建筑设施、阻碍交通,导致金融机构业务中断,各界对香港产生信心危机,引起部分人才和资本的外流。因此,对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否动摇的辩论变得愈加激烈。

为此,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香港国安法》颁布后,香港金融重新平稳发展。CDS⑥同样维持在低风险水平,其数值为48⑦。由此可见,虽然香港经济正在遭受各种因素的冲击,但其金融业仍具较强韧性,基本呈现出正常发展态势。也就是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要素仍显现固有的、坚韧的作用。

《香港国安法》虽然已经使得香港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但国际社会依旧担忧香港能否回到先前依靠自由经济创造的繁荣和稳定。近年已经有迹象表明,作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的新加坡,正在从滑落至全球竞争力排行榜第七位的香港身上获益⑧。

对于《香港国安法》的影响,仅从近期数据评判过于片面,需要总结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固有因素并结合《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变化,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影响作长期判断。

上述的变化表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性质、地位和趋势,正经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地区化、区域化、世界性的特征转化为具有国家属性意义的国际金融中心。较以前所不同的是,这种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国家安全的义务,也有了国家法律的保护。这种变化不仅仅只是国家主权体现,也是先前开放、不设防的香港自我防护、应对外来政治、经济投机的需要。不难看出,尽管《香港国安法》已经恢复了香港的社会秩序,正力图使香港从一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一个国家性的国际金融中心。所谓国家性国际金融中心是相对香港特殊的历史而言,也就是说主权回归后,主权的行使(《香港国安法》颁布)能否恢复香港先前依靠自由经济创造的繁荣和稳定,《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的长期影响如何?《香港国安法》之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是应重建还是努力维持香港原先的金融结构和生态?在这一过渡时期,如何完全赢回各方对香港经济的信心,实现香港国家性国际金融中心的转变?

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之路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成就,是各种因素能在香港和谐并行的结果。不仅是代表了香港的经济发展这样简单。香港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要地,也是瞭解西方的绝佳窗口,国际化的司法制度更是让西方愿意与中国交流和合作的一大重要原因。

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充其量只是一个区域性金融中心,由于此后20年中国经济崛起,使它的国际地位得到加强和提高⑨。2008年香港作为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中心被《时代》杂志评选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经济城市之一,并与伦敦、纽约并称为“纽伦港”,足以想见其世界性金融中心的地位。全球最具影响力且每年定期发布有关经济竞争力报告的两个主要机构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⑩和世界经济论坛(WEF)。在IMD2020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排名2020年》中香港排名跌落第五,而2017年香港是排名世界第一,之后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二;自香港参与IMD评估以来排名一直维持在全球前十[11],这与其作为全球领先的银行和金融中心,实施简单易行和较低的税收,以及不限制资本流动来鼓励创新等举措密切相关。而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香港排名世界第三,比2018年上升一位。在十二个评分标准中,香港的金融体系(91.4)、产品市场(94)和宏观经济稳定性(100)排名世界第一,基础设施、咨询及通讯科技应用排名第三,制度排名全球第五,这显示了香港在这方面的竞争优势[12]。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香港能够发展为国际性金融中心,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作为竞争力的主要构成因素和表现,香港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营商环境便利指数和互联互通指数,是体现香港经济对外竞争力的主要指标。经济自由度主要体现在香港自由港的独特地位,以资本、资讯、金融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为主要内容。而香港的简单税制、低税率、廉洁政府、法制和司法独立、基础设施、员工生产力等均显示出香港的营商环境便利性。香港通过跨境的各类经济要素大量流动,建构了互联互通的全球供应链网络,则反映出香港经济十分国际化。由此,香港竞争力的具体内容体现在:经济的国际化与跨国网络、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和现代经济体系的商业文明规范。

也就是说,香港巨大且成熟的市场环境、监管制度与法制体系、自由开放的金融政策和较少的政府干预是使其成为国际性金融中心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则包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时差优势,世界金融业的扩展和银行业的全球化,中国的腾飞对香港的促进作用。相较而言,外因是使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重要条件,而内因则是决定性条件。从这个角度看,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内外因的制度保障:尤其以完备的法治环境、高度自由和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以便利自由的信息和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市场环境、银行体系和监管体系优势为保障。

(一)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

香港自回归后50年内保持资本主义体制,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在经济上呈现多等级且不均衡的地理分布,由资本主义的核心—半边缘构成[13]。香港自1842年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就从属于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带,即殖民地版本的资本主义。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开始实行全球最自由开放的自由港政策,其本质原因是香港依附型的经济及特殊区位,这是香港自由经济制度和政策中最鲜明的特征。

1980年以后,资本进入全球流动,市场扩张踏入高度全球化的阶段。而自由港的政策利于企业降低成本,促使贸易兴盛,带动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从而吸引大量外资聚集,带动了香港的航运、造船、酒店、饮食、银行、商贸的发展,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市场和销售渠道,从而推动香港实现从转口贸易向加工贸易的转变,为香港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打下坚实基础。

香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顺应了19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的推进,以及由美国主导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与此同时,中国推动市场化改革开放,让其成为新自由化资本主义国家投资的新兴市场。香港因其地缘优势和市场经济制度的便利,从资本主义体系的半边缘地区,提升为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中介,但香港仍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主流。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的欧美国家,利用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市场经济的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的便利作为政治对冲,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获利;而内地则利用香港的市场经济,学习引进世界市场的游戏规则,并进入全球市场网络和生产体系。随内地经济的迅速崛起,且从世界经济的边缘进入核心,香港的全球城市地位也开始随之上升,并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可以说香港的崛起,内地的因素至关重要。

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亦体现在货币自由上。20世纪70年代,香港正式结束英镑汇兑本位制,解除外汇管制,使得银行可以用各种货币调动其海外资产,宣布港元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此,港元成为世界上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之一,汇价由市场供求关系自由决定,香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外汇交易市场。投资者在香港就可以直接买卖全球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资金可以自由进出,货币可以自由兑换,货物可以自由往来,这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

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还体现在香港的信息流动上。投资者可以在香港获取世界各地的信息而不用担心信息壁垒导致效率低下,蒙受损失。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于《华尔街日报》发表的“2018经济自由度指数”中,香港不但再次荣登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宝座,还成为唯一总分超过90分的经济体,远高于全球平均分60.8,这也是香港连续25年蝉联这一世界级的殊荣[14]。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香港的经济自由与亲资本的营商环境继续推动香港实现经济增长和对外竞争力的提高。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和资源的经济体,吸纳全球资本流入的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的深度,关系整个经济体的生死兴衰。因此,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自由开放的经济制度必然是形成对外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二)完备的法治环境

公正独立的法院、专业开放的法律业界、为政府依法施政把关的律政司、优良的法律建设、尊重法治的市民大众是维持香港法治的重要支柱,香港的法治建设也因此获得了国际认可。香港回归后所遵循的“一国两制”下的宪制安排,赋予了香港高度的自治权,司法相对独立而且对行政机关有事实上的制衡关系。此外,香港回归之后,无论中央政府还是香港特区政府都严格秉持法治精神,处处尊重并维护香港地区的法治。

金融对诚信和法治要求极高,法院是投资者解决纠纷、保障自身权益的最后渠道。司法独立给了国际投资者信心,也是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大必备条件。同时香港是全球最受欢迎的仲裁地之一,世界级国际仲裁机构集中落户于此。香港的仲裁裁决可以在超过150个《纽约公约》缔约国执行。香港拥有强大的国际法律团队,世界知名律师云集:超过9700名执业律师,1500名来自超过30个司法管辖区的注册外地律师,1500名执业大律师。这些律师提供广泛的法律服务。

香港能够25年蝉联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殊荣,最主要的原因是香港有廉洁的行政机构和企业文化。在这中间,廉政公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香港廉政公署是一个与所有政府机关相分离的独立反贪机构,于1974年组建,职员不隶属于政府公务员架构。廉政公署反腐败靠的是四大独立:机构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和办案独立。

廉政公署不但管辖政府官员腐败,也参与管理私营机构和企业腐败。一是因为私企的腐败也是侵犯公共利益的一环。例如,上市公司贪污、商业回扣,最后都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二是因为私营企业的腐败如不被遏制,全体社会清廉将成为一句空话,受其影响政府也难独善其身。除了廉政公署,香港法院也享有极高国际声誉,受国际投资者认可。

(三)独特的基础设施

香港的基础设施优势具体表现为香港在全球市场并非做产品交易,而是进行带有中间投入性的服务贸易,尤其是高端产品的生产服务。香港是全球少数几个能够在服务贸易上保持顺差的经济体,排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而这种软实力与香港本土的基础设施相关。

香港高度成熟的市场体制、法律与法治(包括金融、专业服务、产权及专利的立法与法治),是形成其特殊优势的制度性基础设施。而中西合流的文化和商业传统,经营习惯和长期形成的职业操守则构成香港金融软实力。这种软实力是通过在香港160年的历史沉淀而成,并非一蹴而就。其在互联互通指数和物流效率方面排在全球前列,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中仍占高端地位,正是由于其软实力。

香港经济软实力的产业体现为高端服务业,又称全球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是说,香港的最大优势不是经济体量,而是经济功能。其高端服务业提供完善、高效率、低交易成本的服务,并非其它经济体可以媲美。而高端服务业的贸易顺差来源地是美国、英国与西欧国家。香港对欧美贸易顺差的产业依次是金融、商业服务和运输业[15]。香港能够对美国这个全球第一大服务贸易体取得顺差地位,是香港专业服务业、金融业和物流业世界竞争力的表现,更反映出香港在全球城市中资源和要素配置中心的地位。最为关键的是,香港对内地的特殊优势,是内地在长时间以内也无法替代的。这并非与经济体量相关,而是与香港本土因素和经济功能密切相关。

(四)市场环境优势、银行体系和监管体系

从市场环境看,作为西方进入中国、中国走向西方的成功平台,香港市场的独特性即在于其所构成的中西融合的跨国贸易网络。自1842年英国通过强制性不平等条约使香港成为英国的远东贸易港后,英国资本开始逐步在此地建构从海外进入中国的跨国贸易网络。因此,香港作为自由港起步之初,它的贸易和商业网络就具有跨国性质。97年回归后,尽管英国资本不再垄断香港市场,但是海外资本和中资仍持续流入香港,香港的基本市场结构仍旧是由跨国资本和跨国网络构成的,并通过CEPA机制进入内地的服务业市场,通过华人和华资游资形成东西方的连结。

另一方面,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体现在其IPO(首次公开募股)的过程和效果上。港交所采用客观明晰的上市标准及更有保证的上市时间表,公司一般6-12个月左右就能完成上市的过程,不仅能节省上市审批的时间成本,更有助于企业把握上市时机。对于一些拥有品牌和国际业务的公司,香港上市能给予公司一个借助上市过程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宣传和推广公司业务的机会。

香港上市后的再融资也十分便利,通常是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不需要进行额外的行政审批,除个别年份以外,上市公司的再融资的规模都超过了首次公开发行的规模。在香港可以使用的融资手段众多,包括:配售、供股、可转债、认股证、高息债、杠杆融资等。

最后,是兼并收购的便利。香港上市公司运用股票作为并购工具的做法比较普遍,并且是市场化运作,无需行政审批。如果利用香港上市公司的平台进行国际并购,其便利性也优于涉及跨境审批的A股公司平台。

同时从银行体系看,香港是国际银行中心。银行扮演着重要的金融中介作用,提供存款、贷款、投资、保险等服务,银行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础。世界领先的100大银行中,有超过70家在香港营业,逾29家跨国银行在港设置地区总部。香港银行体系的资产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约9.5倍,并且是多间具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盈利及总资产的主要来源地。香港作为全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于2019年的管理资产额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的10倍,同时拥有全球最大股票交易所之一,市值达6.1万亿美元。

从监管体系看,香港金融管理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以法治为中心,即以法律为根本手段,致力于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香港政府对金融运作的监管,主要通过银行、证券、期货和保险方面的专门法律条例和监管机构进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监管框架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以港交所为例,港交所受一套符合国际标准且明确、完善的监管架构监管。这为企业在香港募集资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有助增强投资者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

此外,港交所重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香港的证券业、保险业、银行业均采取的是政府监管及行业自律的两级监管模式。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行业自律机构分别是香港银行公会、香港交易所和香港保险业联会。政府在监管中充当着“管理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而行业自律协会的工作重点是内部风险的控制和审查。这些行业自律机构与政府监管部门合理分工,各司其职,形成了香港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多形式、多层次的金融监管体系。

在治理方面香港也具有独特性,香港成为条约港之初就被定位为经济城市,而缔造经济城市的关键在于亲商、亲资本的环境。为维护自由市场规则,港英政府除了实施自由港和简单低税制的政策外,还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机构建设,为资本运营提供必备的软硬设施;同时设定各种保护资本和限制劳工成本的规定,比如不征收资本税和长期不制定法定低工资保障。政府致力于吸纳商界和专业精英合理制造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环境,减少公众干预社会经济事务的能力,以维护自由市场经济。因而政商联盟成为香港城市治理的主要框架,并延续至今。政府的重大经济决策中,商界精英都享有自己的主权。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亲商环境等同于经济竞争力的趋向下,香港在各种世界经济机构的竞争力评估中,一直位居前列。

同时,香港也是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与其他人民币离岸市场相比,香港具有明显优势。首先香港背靠大陆,与内地金融交易密切,人民币存量大,政策优惠倾向明显。其次,人民币双向流通途径已经打通,银行间债券市场、人民币贷款、人民币直接投资等渠道已经基本打通,香港人民币发行量每年保持30%的高增长。并且,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已经基本形成完整金融生态,人民币价格发现功能已经显现,期货市场趋于成熟并提升其吸引力,并对伦敦、新加坡等市场人民币价格产生引导作用。最后,香港的机构、市场、法律、政策等与国际接轨,接纳与认可度高。

通过以上分析,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不论从历史还是趋势上看,表面上是去国家化或国家缺位,实际上都有来自国家主权的作用和内地的各种支持。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就归功于香港自身的言论,实际上是不全面的。

四、迎接变化与挑战

受“冷战”思维的影响,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香港作为一个“民主的橱窗”,而台湾则是“自由的灯塔”。在民粹主义抬头的欧美社会和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取得新融合、新发展的当前时刻,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借口香港社会的矛盾,通过了所谓的“香港民主人权法案”,并实施针对个人和企业所谓的“制裁”,一再威胁香港自由关税的地位,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蒙上阴影。香港内部在经历自由市场和积极不干预的小政府制度下,其弊端也逐渐显现:香港经济长期缺乏政府导向,地产财团垄断资本,不但造成世界罕见的房地产垄断独大,难以控制资本的无限扩张,而且限制政府对社会和民众的公共供给。资本垄断扼杀香港经济活力,抑制新产业、新技术进入香港市场。经济利益集中流向垄断集团,导致香港内部经济增长偏低,缺乏创新,新企业和产业无法进入,社会结构僵化。对于发展高科技、创新与创业的活动被香港商界精英视为不具经济合理性,香港的资本投资力求短平快,商业模式和经营锁定在短期回报或廉价成本的基础上。因此对比房地产和旅游业,创新、创业以及高科技领域的吸引力是极低的。此外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后,金融业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非常少,只有极少数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人群才能匹配,无法惠及普罗大众。香港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经济体中经济较不平等地区,中底层民众与上层社会精英差距越来越大,无法享受香港繁荣带来的成果,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让人不愿意看到的是,这些因素竟然演变成了外界挑战中国政府对香港的主权的借口和时机。因此香港面临的问题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国际化问题,而是国家化后的国际化问题。也就是说国际金融中心也要承担起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这意味着香港要从一个地域化、区域化的国际金融中心转变为具有国家属性的国际金融中心。

这种国家属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具体体现为:随着中国与全球市场的融合,香港需要担负起中央政府融合全球金融市场和维护国内金融安全的双重战略目标,并支撑中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和货币体系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其次,发挥自身的专业金融和监管知识,成为促进资本在中国与世界双向流通的重要门户,最后保持投射其市场影响力的渠道,成为保护政策自主权和国内金融安全的“货币长城前哨”。

所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保持及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是通过调整金融结构和生态,完善香港法制,消除国际社会和外资企业对香港的顾虑,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使香港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跃升为国际性金融中心。维持现如今香港的金融生态会促成香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短期看香港可以依靠内地作为依托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长期看原先的经济模式给香港带来的不仅是国际性金融中心地位的动摇,更重要的是加剧香港社会的不平等和科技创新的停滞,因此融入国家,加强政府引导才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可行思路。

首先《香港国安法》之后,香港可以凭藉其国际司法管辖区的特殊地位,使中央政府有能力更好地管理政策和金融风险,有利于国家扩大国际市场资源的准入,推出新的举措和政策。

其次,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GAB),并努力成为大湾区金融中心的先驱。中央政府正在推动这个超级地区的金融发展,香港应自觉融入,并在开发离岸人民币和大宗商品市场风险管理工具方面发挥创新作用。继续发挥在“一带一路”倡议(BRI)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中的作用。通过发行债券、管理亚投行项目的资本、安排货币互换、提供便利融资以及利用其市场网络提高亚投行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的机会。

再次,中国在全球的金融影响力决定了将有更大的政策空间和作为,一方面要对国内资本市场保持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要与国际上的资本流通相适应,这使得香港成为一个独特的金融中心,帮助本国管理和实现这些多个、有时会有一定张力的政策目标。只要中国决定沿着金融全球化的道路,借助国家权威的精心指导,采用可控的、有选择性的和实验性的方式,香港将继续作为中国独特的金融中心,因为没有任何可靠的替代香港的地方。

最后就是制度优势和中央的政策支持。中央一再表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香港的骄傲和优势,不能削弱,只能加强。在2023年2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全面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进一步加强港深金融市场的对接和高水平合作。这其实就是国家属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具体化体现。

所以香港凭藉着国家的支持、自身的积累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从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成为具有国家属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将会拥有令人期待的前景。

 

注释:

①余秀荣:《国际金融中心:历史变迁与功能演进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2页。

②Z/Yen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是全球最具权威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指标指数,由英国智库Z/Yen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编制。该指数着重关注各金融中心的市场灵活度、适应性以及发展潜力等方面。

③GFCI 将构成金融中心竞争力的诸多因素分为五个核心指标:人才指标,包括人才的匹配、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度、商业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发展等。商业环境指标,包括市场监管水准、税率、贪腐程度、经济自由度和商业交易的便利程度等。市场发展程度指标,包括证券化水平、可交易股票和债券的交易量与市场价值、众多金融机构聚集产生的聚集效应等。基础设施指标,包括建筑与基础设施的成本和实用性。总体竞争力指标是指基于“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理念的城市总体竞争力水平,以及城市宜居程度指标。

④Isabed Hilton, “Beijing’s HK Takeover Is a Masterdass in creating Fear,” Financial Times, July 2020, pp.20-21.

⑤Li, Y. V., “The Irreplaceable Outpost? Whither Hong Kong in China’s Financial Future,” China Review, XX(April 2020), PP.261–278.

⑥CDS(Credit Default Swap, CDS),即信用违约互换,是一种价格浮动的可交易的保单,该保单对贷款风险予以担保。CDS买家所获得的保险承诺包括:倘若债权违约,或有债权评级下调等各种不利的“信用事件”发生,收入仍不受影响(视具体条款而定)。一般的债权人起码仍可收回所持债券的面值。如此这般,CDS买家所获得的保护,等于说它们在信用事件的条件下(债权产品违约率上升时),仍可获得预期的收入甚至利润。因为此时CDS卖家将对它们支付与所担保债券面值相当的现金。而在没有信用事件的条件下,如所担保的债券按期履约,CDS卖家将从买家获得定期的保险费收入,也能由此获取利润。

⑦马岱煊、郭百里:《双重危机下香港金融市场发展展望》,《企业改革与管理》2021年第1期,第99-100页。

⑧截至2021年4月,新加坡金管局(MAS)新数据显示,当地银行4月来自非居民存款按年增加44%至621.4亿新元,连升4个月并创纪录新高;另外,当地4月外币存款较去年同期增加近4倍达到创纪录的270亿新元,今年首4个月亦增长近两倍,设立在新加坡的单一家族办公室数量近几个月也翻倍达400间。不仅如此,部分知名企业也在考虑缩减或退出香港。如索尼互动娱乐和Mo.t表示,部分员工已经迁往新加坡。而韩国互联网搜索公司Naver Corp也表示将删除位于香港的备份服务器,并将其转移到新加坡,以保护用户数据。

⑨Jones and Geoffrey,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s in Asia, the Middle East and Australia: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405–428.

⑩从1990年开始,IMD会每年分析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以及该国家和地区内企业的竞争力,并为其排名。评估以四大标准为核心:经济表现、政府效率、商业效率和基础设施,专注于创造有利商业发展的规则和基础设施。

11瑞士洛桑国际发展学院,《全球竞争力排名2020》,www.imd.org/wcc

12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9》,www.weforum.org

13[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经济体系》第三卷,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4页。

14《2018经济自由度指数》,《华尔街日报》2018年2月4日。

15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2020年香港服务贸易统计》,https://www.censtatd.gov.hk/sc/scode230.html

 

杨晖 ,外交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朱建琴 ,普华永道助理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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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评论》2024年3月号,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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