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本:他们改变了香港,也必将改变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77 次 更新时间:2011-07-18 14: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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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立本  

  

  内地新移民正成为香港社会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在建立一种新的话语权的同时,已逐渐成为法治和民主自由的载体,改变着今日的香港,而在将来,他们也必将改变了整个中国发展的轨迹。这也许是历史的意外,但也是中华民族的福气。

  

  在香港历史上,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大熔炉效应”,它不仅熔合了中国不同的地域文化,也让来自中国不同省份的人都有机会在这个小岛上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改变了香港的体质,也意外地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轨迹。

  香港上一次的大规模移民是在1949年。由于政治的剧变,导致数百万人从中国不同的角落移居香港,从董建华的家族到邵逸夫,再到李嘉诚,这批移民在随后的几十年内改变了香港,让这个英国人统治的小城市,一跃成为全球瞩目的“东方明珠”。而在1997年,它打破了西方媒体所说的“香港之死”的悲观预测,上升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从而取代东京,成为中国经济融进全球化浪潮的桥头堡。

  正是这样的经济剧变,导致了新一波的移民潮,从中国的各地来到这个岛屿的新移民,和这个岛屿进行着奇特的互动,并且开创了一个难以预测的未来。

  

  一个新的话语权的出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香港面对中国内地的一道门。1978年底,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和全球华人社会的关系出现变化,过去被视为危险的“海外关系”,突然成为一种正面的关系,这让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国人有机会来到这个有待解放的“白区”来探亲,或是从此定居这儿。

  一些过去被监禁的国民党囚犯,也被释放到香港,他们有些人遭到台湾当局的拒绝,因而只能待在香港。也有一些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等地的华人,在1949年建国之初曾热情洋溢地回到祖国大陆,参与国家建设,但却历经“反右”与“文革”的折腾,也逐渐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来到了香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聚居在北角和美孚新村一带,也成为了香港社会的一员。

  当然更多的新移民是和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他们只是由于家属曾经和香港或海外有某种机缘,因利乘便,早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内地只打开了门缝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个岛屿生活,成为香港人口统计中的数字。他们大多是来自广东、福建的农村,受教育水平不高。在香港住在深水埗、大角嘴等新移民集居之处,房租便宜,担任底层的工作,当大厦的管理员,或在建筑工地当苦工,做一些本地人不太做、或不愿做的工作。

  随着八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转型,大量的港人去了珠三角投资及工作,这也导致了两地联姻的“井喷”现象,也理所当然地产生了不少“粤港合作”的“80后婴儿潮”。越来越多的人潮,往来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也不断交换生命的碎片。

  在1997年回归前后,这样的交流上升到新的高峰。过去的生命碎片,成为了新的权力板块。

  新一波的来港移民,不再是局限于广东,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各省和自治区,都有自己的驻港单位,它们都重视香港这个对外的窗口,在资金和资讯方面,都需要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不再是那些来自广东乡下的底层移民,而是可能身怀巨款、与权力部门关系千丝万缕,这样的群体在香港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刻,全球化的浪潮澎湃,中国前往全球先进国家留学的精英,毕业后不少也来到这个岛屿城市,体会这个刚刚回归祖国怀抱的城市生活,尤其在金融界和投资银行业,说普通话的声音,逐渐代替了过去这个行业被英语所垄断的格局,代表了一个新的话语权的出现。到了最近这几年,金融的监管机构和经济游戏规则的决策权,也不可逆转地落在来自中国“海归派”精英的手上。

  

  从穷苦的底层到豪气的高层

  

  李小加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英文系,后来去了美国念新闻和法律,在西方金融界工作多年。今年他出任香港证券交易所的行政总裁,权倾一时,成为香港金融界的高层领导人,也是第一位内地背景的精英主管香港金融的平台,年薪高达720万港元。

  事实上,香港已经成为了中国“海归派”的最爱。从纽约到伦敦,从巴黎到东京,中国受过最好的海外教育的新一代,都发现香港的奇妙吸引力。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有法治、也最有新闻自由的城市。这儿也是离开北京、上海、广州最近的国际城市,当然也吸引了这些共和国宠儿。他们住在过去只有白人才住的半山豪宅,在兰桂坊的酒吧,在那些必须穿上正装才能进去的高级俱乐部,过去都只是说英文的国际专业人士的最爱,但如今却越来越多地响起了说普通话的声音。

  在大学校园也是如此。香港大学的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近年也请来内地资深媒体人钱钢担任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在中国内地曾任记者多年,他写的《唐山大地震》,成为香港中学教科书中的范文。他也曾任《南方周末》的常务副主编,对中国的媒体生态很熟悉,他很有可能在香港培养出新一代的中国记者。

  这些有内地背景的精英,很快就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风貌。香港长期以来被西方专业精英所垄断的经济权力版图,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化的、但也是很有中国情怀的海归派精英,以李小加为代表;汇合了来自中国的专业人士,以钱钢为代表,他们开始在这个城市展示他们的权力肌肉,从商业到学术界,都可以看到中国内地新移民的足迹。

  在香港交响乐团,乐手的名字是汉语拼音的团员,几乎接近一半。竞逐下届香港管弦乐团指挥(音乐总监)的过程中,来自上海、留学德国的吕嘉,被视为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之一。事实上,他目前正在澳门交响乐团担任指挥,也受到香港乐评人的好评。

  在香港的医院,也出现越来越多中国海归派的医生和研究人员,更不要说在香港的大学校园,中国的海归派,已经是身居要位。这些知识新移民,了解国际的游戏规则,也了解中国的国情,因而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桥梁。

  这座桥梁也通往新的财富之路。香港这几年成为了中国企业上市集资的重要战略重地,不少海归派就在其间担任了重要的角色。这也当然和中国的经济崛起有关。中国的经济,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仅次于美国。香港作为一个经济自由和落实法治的城市,也跃升为全球企业上市集资金额最高的的城市。

  到了最近这几年,还出现了投资移民的政策安排。中国一些“先富起来”的上层阶层,也喜欢换个身份。他们不仅来香港定居,生孩子,还喜欢炒楼,将香港的房子,在这两年间炒到历史的新高点,也将一些过去被视为只是中产阶层安身立命的地区,如太古城、又一城等,也炒成了豪宅,平均的价格,已超过了一万港元一平方英尺(约十万元一平米)。这也和香港人的收入水平脱钩,让香港的中产阶层望楼兴叹。

  也就是说,在三十年间,内地新移民在香港的形象,从穷苦的底层到豪气的高层,反映了中国政治和经济权力板块的移动。他们在香港的位置,也映照出时代的变化,展现了中国从锁国到融入全球化浪潮的成果。

  

  未来中国的改革之源

  

  不容忽视的是这十几年间,中国新一代的大学生,在香港校园造成的冲击。尽管在大学本科中,来自内地的学生的比率还不是很高,但在研究生里,内地生已是占了绝大多数。从香港大学到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的八所大学的中国内地学生,都是成绩优秀的一个群体,他们求学香港,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学术氛围。他们之中,除了公费来读书的尖子生之外,还有不少是私费来港攻读学位。这些每年数以万计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也留在香港工作,或是去欧美国家留学,然后再重返香港,他们肯定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命运轨迹会带来巨大而又微妙的影响。

  比如才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所毕业的贾选凝,是典型的中国80后,她的大学本科是在北京念的。在香港拿到硕士后,在《文汇报》出任副刊记者,但也在香港电台参与节目广播。她最近在香港著名的《信报》写一个有关城市感情的专栏《心经》,吸引了不少读者的眼球。

  正在香港大学念经济的90后同学素珊说,她来到香港后,发现了一些过去根本看不到的书和电影,这也因此改变了她的职业生涯规划,她决定在香港考研究生,争取更深入地去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

  这些二十来岁的中国新一代,都会不断进行香港和内地的比较,并对内地的制度创新作出思考。拥有香港生活经验的他们,每天都在比较两地的差异,为什么在法治、言论自由与城市管理的水平上,内地和香港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出入两个系统,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有点滴在心头的反思。

  这些反思到最后也许会成为中国改革的力量之源。如果香港可以,为什么中国内地不可以?如果香港可以落实法治,那么中国内地就理应对推动法治更有信心。如果香港的言论自由并没有带来什么祸害,中国内地就更应有信心将那些重重的限制减少、消除。当两地的这些对比不断出现时,它也会化为一股沛然的、莫之能御的力量,走进千万的人心中。

  另一方面,香港的中国内地新移民,也强化了香港对北京的认同感和主体意识。他们在中国成长的经验,对国家的认同,都有一种感染力量,使中国在香港和国际社会的地位上升。每天在香港电视上出现的中国国歌,成为香港国民教育的主旋律。香港一些高端的、富裕的、也在专业上很有成就的新移民,却是超越了香港某些媒体所说的“洗脑”,而是在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展现了对中国命运的承担。爱国不是被动地“唱好”,而是要主动寻找变革的新路径。

  也就是在香港全新的平台上,新移民挥别原来的“路径依赖”,寻找超越过去既成体制的理念与实践,在国际化的香港,发现中国改革的最新灵感。

  这也使香港的新移民社会洋溢着全新的动力。有些充满抱负的新移民甚至考虑要在香港的民主政治格局中参选,香港作为中国的民主先声,也有了内地元素掺杂其间。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香港的中国内地新移民,将成为法治和民主自由的载体,他们改变了香港,也会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轨迹。这也许是历史的意外,但也是中华民族的福气,在香港与内地人民交换生命碎片的过程中,也必将淬炼一个新的香港。

  

  (作者系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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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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