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神话与猜想——《地权的逻辑》读后之所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81 次 更新时间:2011-04-24 1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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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允星  

  

  土地的产权问题现今已经超越了其自身的存在领域,成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之间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私有制与公有制之争背后实质上就是个体自由主义与国家集体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场域当中,这两个思想阵营之间的观念分歧很容易被异化为社会情绪的尖锐对立。贺雪峰在《地权的逻辑》一书中所彰显的“去意识形态化”努力不仅未能达至目的,反而彻底暴露了一个绕不过去的“心坎”。

  自由市场经济被作为一种神话已经是很久之前的学术论题了,斯蒂格利茨在为波兰尼的《大转型》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将本书作者的核心论点概括为:“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如,对穷人造成的影响)——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需”。[①]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界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新左派思想家对自由市场神话的揭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组成要素之一是私有产权制度的建立,因此,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之间的争论往往发生在所谓“公—私所有制偏好”的断裂带上,对很多具体问题的争论最终都会落实到“个体本位”与“集体本位”之间的理念对垒层面之上。

  

  土地作为人类社会的“巨额”财富,其产权归属问题历来都是社会大众争论的焦点,如今已经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理论话题,而且围绕“土地私有化”所展开的讨论显得十分微妙,隐约散发出了刺鼻的“火药味”。贺雪峰的新作《地权的逻辑》无疑又会刺激到很多人的神经,笔者就是被刺激者的其中一位;正是因为对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给予了持久的关注,并且多次修正自己的认识,深感有必要沿着贺雪峰已经提出的论题提出自己的粗浅认识,权作一种商讨。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不敢冒昧宣称自己在做着“去意识形态化”的写作尝试,自己对社会科学的学习尚未达到“价值中立”的境界,因此,很多观点与思考主要都是基于既有的认知水平所作的表述,而这其中必然会掺杂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

  

  一、土地私有化主张及其批判

  

  在《地权的逻辑》一书自序中,作者就坦言自己要“破解土地权利的神话”,其挚友李昌平又直接称呼他为“最著名的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三农学者之一”。显然,贺雪峰在本书中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就是“土地私有化”主张的不适当乃至荒谬性,从而论证中国当前既有土地制度的合理性。那么,首先就应该弄清土地私有化主张的来源,即什么人基于什么理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贺雪峰对周其仁、陈志武、茅于轼、文贯中、党国英等所谓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思想进行了总结: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学者大多都认为土地私有化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可以再造中国制度的产权基础,从而有利于建设民主与宪政国家,从最现实的意义上来说,还可以限制官员的贪污和官商勾结。

  

  贺雪峰对土地私有化主张者的各种解释逐一进行了驳斥,将他们视为“缺乏常识的人”,同时提出了反对土地私有化的理由:给农民更大土地权利不是保护而是侵害了农民利益,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农民具有更大的土地权利只是保护了农民中极少数强势者的利益,却损害了占农民绝大多数的弱势者的利益。[②]他还指出,官商是否勾结、基层干部是否腐败与土地产权制度没有直接关系,与此同时又将民主宪政国家建设的主张视为某种“阴谋诡计”,因此最终得出结论:土地私有化没有任何好处。

  

  同时,贺雪峰还从更具体的问题层面提出了自己的论证依据:土地私有之后会导致土地调整的困难,而不调整土地,农民生产所必需的公共基础设施就无法建立,最终就不是某一个农民,而是所有农民的利益都严重受损,名义上给予了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但是却排除了村干部为农业生产提供公共服务的可能,而导致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急剧恶化。[③]其次土地私有化会导致不良的土地流转,在城市取得稳定收入的农民“让土地闲置”,而真正需要种地的农民“不方便种地”,外出务工急需资金的农民冒险卖地,而在城里一旦失业就会成为让国家头疼的“社会不稳定力量”。再次,土地私有化会在某些城市郊区制造出所谓的“土地食利者阶层”,而绝大多数农民难以分享级差土地受益,还会导致个别“钉子户”在与征地方的谈判中漫天要价,导致地方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值得关注的是,贺雪峰并没有分析土地私有化是否会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改革进程,隐约的感觉是他根本就不屑于关心这个话题,或者他认为宪政民主制度本身是否值得推崇还有待商讨,因此刻意防止对土地产权问题的讨论陷入对政治伦理的争论当中去。

  

  贺雪峰提出的土地私有化“后果”在多年前就有人零星提及,并且还受到了很多深刻的反驳,至于是否果真如此,只有到土地真正实现私有化之时才可能去检验,党和政府曾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贺雪峰的细致分析只能是一种猜想,还不能作为与现实社会现象相提并论的理论依据,但是这种猜想很容易引发出读者“对作者的猜想”。从作者的各种论述中不难发现:他天然地站在了集体主义本位的立场上,潜意识中已经认定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政府应当解决农民群体内部的贫富分化问题,这就必须防止给“自私与短视的农民”太多自主权。显然,贺雪峰认为,与农民精英的“做大做强”相比,政府干部的贪污腐败并不值得过于痛心疾首,从这一立场出发,他的以上各种猜想就变得十分合理,“反对土地私有化”同样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意识形态面纱。进一步而言,即使他的猜想大多都不能成立,但是土地私有化与农民内部的贫富分化之间所存在的关联早已被历史所证实,因此,如果他站在防止农民产生分化的角度反对土地私有化,是很难对其进行理论抗争的。

  

  应该承认,贺雪峰已经基本弄清了土地私有化主张的来源,但是他的反驳并没有十分得力,其一是对“土地私有化”可能导致结果的预测仍然是一种纯粹的猜想;其二是对“土地私有化”提倡者的动机考量也是依据推理,并且先入为主地将自由主义思想视为“阴谋”,这也不符合他提倡的“去意识形态化”原则;其三是他对现实生活中农民土地权益不断受损的状况采取“分析回避策略”,却极力强调现行的中国土地制度所具有的合理性,而寻找到的依据却是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业绩,这也不符合他自称的“乡土派”理念;其四,忽视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最普遍存在的政府与农民间的冲突现象,一味强调国家与农民的利益一致性更是对基本社会常识的漠视,有违社会科学的“现实关照”理念。

  

  二、当代的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

  

  从贺雪峰与其论敌的争论当中,我们不难感觉到北宋时期“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的影子,司马光承认农民内部出现贫富分化是正常现象,反对朝廷过多地干预基层社会的事务,显现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而王安石则主张要强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一则为防止出现地主对农民的过度剥夺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二者可以增加中央王朝的财政收入。显然,二人都很清楚的认识到,农民的弱势地位是不可能改变的,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国家利益还是贵族利益应给予优先考虑,而国家利益基本可以等同于政治权贵,贵族可以等同于经济权贵。贺雪峰可以算作当代中国的王安石,而他所极力批驳的周其仁可以视为当代中国的司马光,他们之间的争论与一千年前的王朝“内讧”有着出奇的相似性,只是具体的争论内容充满了现代话语的色彩,但是其实质内容变化不大。

  

  司马光等人关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对立关系,(潜)意识中认定农民内部的分化与对立尚且可以接受,但国家政府一旦过多参与其内部事务,势必容易引起更加尖锐的社会对立;而王安石等人则本能地将目光集中在了农民群体内部分化的问题上,并认定只有国家的干预才能化解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对政府充满了真诚的信任与信心。贺雪峰明确指出,我们往往是以农村强势群体的要求来代替了大部分农民的要求,而大部分农民的利益诉求可能正好是与农村强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相反。[④]因此,他主张要通过维持土地产权的“非私有化”来为国家参与农村重大事务提供法律保障,特别是要借助政府之手来化解乃至消除农民内部的分化;而只有将土地潜在的巨大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中,才能确保国民的平等受益权利,进行土地财富的集中自然需要防止“土地私有化”,至于如何平等与均衡地确保这些财富让全体国民受益,贺雪峰似乎并没有给出可行的建议。

  

  尽管围绕土地产权制度问题存在着尖锐的观点对立,但对立之中也有共识,争论的双方都认为“土地的绝对产权是不存在的”,贺雪峰自己也承认,即使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党国英也认为,产权明晰是相对的,土地的使用权还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土地用途管制和社区规划制约的,“即使在美国,土地使用权也是受到极其严格控制”。[⑤]这就引申出来一个更深刻的话题,即土地私有化的提倡者与反对者之间到底在争论什么具体内容?这就应当与贺雪峰的另外一个观点结合起来进行思考,他明确指出,一个社会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有的人得好处,就会有人吃亏,在一个社会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人人都得好处是不可能的。[⑥]从中可以推论说,贺雪峰与其论敌的争论就在于“如何来确定得好处的人群和吃亏的人群”;他自己认为土地私有化实际上就是增加强势农民的“谈判资本”,这就必然导致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好处,而因此受损的就是国家和其他弱势农民。但是这种说法又存在内在悖论:既然国家和绝大多数的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那又何以如此地强调“人人都得好处是不可能的”呢?若要再附带上毛主席关于阶级划分的论述,极少数农民精英不属于人民的范畴,那么这种税法就更加显得不能成立。其实并不难理解,贺雪峰实际上在强调:即使国家政府各级干部占有更多的土地受益,也要比少数农民精英占有这部分公共受益要好得多。

  

  对于土地私有化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果,其实贺雪峰与其论敌存在着相似的认识,他们都认为那样会提高农民在土地流转与交易过程中的话语权,会导致农民内部的贫富分化,会增加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⑦]及其它的代价,会促进“农民进城”加速并带来一系列的城市问题。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学者未必真的就像贺雪峰所想象的那样“缺乏常识”,只是他们可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接受“自由”带来的社会后果,也不希望维持当前由“土地资源的国家垄断”所导致的社会现实。显然,尽管土地私有化不能避免官商勾结和官员腐败,但是却可以增加农民对抗政府官员“不当征地”的底气和法律依据,在这个意义上说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土地私有化主张者的初衷,而并非像贺雪峰所说到的那样“毫无价值”。至于贺雪峰与其论敌关于土地私有化的其他观点分歧,由于缺乏现实经验的检验,在此很难一一分析;但是在整体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稳妥的:贺雪峰确实是站在王安石的立场上与“司马光”对话。

  

  三、争论背后的意识形态

  

  显然,贺雪峰与其论敌的争论背后渗透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尽管他一再强调自己反对意识形态化的话语表达。他认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是合理的,这不仅是确保实现全民福利增长的基础,还是已经进行流转的土地获得较高级差收益的前提。中国目前的农地制度安排和土地非农使用的制度安排具有相当强的合理性,它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大秘密和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条件。[⑧]正是由于对国家主义思想的天然认同,才导致他将论敌的观点视为意识形态和道德抽象的批判性表述,但是却忽视了国家主义思想本身恰恰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关于土地产权问题的争论在本质上就难以超越意识形态和道德评判的根基,若没有特定人的特定观念偏好与利益表述,这场争论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了;因此,贺雪峰在本书中对“去意识形态化”的强调完全是多余的。

  

  贺雪峰针对自己的论敌做出了这样的评说:“在他们言论背后弥散着对政府的极大不信任,他们尤其反对或反感他们所谓的专制政府;假不懂的经济学家们主张土地私有化,可谓‘深谋远虑’”。[⑨]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话语,而不是所谓事实层面的观点陈述,更不能算作农民意识的表达和转述了。他明确指出:目前学界和媒体无原则的“好人主义”,及将农民利益与政府对立起来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⑩]说到底,贺雪峰还是站在“国家的视角”[11]而非“农民的视角”谈问题,他一再地强调“国家正是占有了土地受益,才有能力为全国大多数农民提供大规模的转移支付,才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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