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广大中国人而言，“改革开放”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词汇，它影响了数以十亿计民众的生活形态，乃至人生命运。如果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为标志性起点，那么，我们很快就要迎来它的四十周年纪念日。如何来纪念？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正视当前面临的挑战，探索光明的前进路途。做这样的工作，如果以整个中国作为分析对象，似乎颇有难度，而以某个地域作为例证，则显得更为可行。

因此，我便想到了浙江。从整体来看，浙江省可谓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之星”，它以辉煌的成绩展现出了这“一方水土”的独特魅力，主要表现为：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高、各地区发展相对均衡、城乡差距不明显，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对于这些判断，官方统计数据已经给出了佐证，比如城乡居民收入，浙江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046元，是全国25974元的1.62倍，除京沪两个直辖市，位居全国各省(自治区)第一位，见下表：2017年中国各省市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前十名）【略】

除了居民收入这一重要指标之外，在地区协调发展方面，浙江省也以“相对均衡”独领风骚。虽然丽水、衢州两个地级市“稍显落后”，其他地市基本上都可以被纳入“经济发达地区”之列，但是它们之间的差距并不太大。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我国GDP总量排名第一的广东省却出现了珠三角中心区与粤西、东“两翼”区域的巨大差距，排名第二的江苏省有着南、北两大区块的明显差距，排名第三的山东省则存在着胶东与鲁西之间的鲜明差距。

十多年来，因科研与教学工作的需要，我有幸曾前往全国20多个省市区开展社会调查，覆盖到中国的东、中、西部所有大区；特别是因为在浙江工作了七年多的缘故，我几乎到过省内所有的地级市（舟山除外）。在我的直觉印象中，浙江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很多地方的村民生活质量已经超过了不少大城市，特别是在“五水共治”后，各地自然生态环境又有了显著改善，这进一步证明，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已经到了很高的阶段。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发展”浪潮中，浙江省何以能够脱颖而出、独树一帜？我经常带着这个“疑问”前往浙江各地开展社会调查工作，还曾经多次专门“寻访”地方知识分子，试图从他们那里找到一些有说服力的答案。经过对这些调查资料的分析，结合自己的切身感受，最终，我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缘由。

首先，从人文地理与历史底蕴角度来看，浙江省属于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区域，面积较大的平坦地区只有萧绍平原，所以人均耕地面积很少，这就迫使古代浙江人很早就形成了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同时也养成了勤劳、节俭、务实、灵活的国民性格。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随着大量北方移民的进入，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浙江人的“务实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随之孕育出了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可以说，这一思想传统产生于浙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正因为受到这种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数百年来，浙江人不仅很好地传承了中国的农耕文化，将小农经济发展到了十分精致的水平，而且还高度重视教育，因而人才辈出，使浙江在很长历史时期里一直是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近代以来，浙江籍的思想家、科学家等现代人才更是占据了全国总量的相当高比例。由此，浙江人的务实精神便转化为了现实的生产力，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经济“潜能”因受到了强力压制而难以发挥出来，但它一旦获得机会，就可以迅速焕发活力，这就是改革开放后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背景。

其次，从地方商业文化传承角度来看，在一种很典型的“务实精神”熏陶之下，浙江形成了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它虽然难以达到西方国家曾出现的“重商主义”的思想高度，甚至还与“以农为本”的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还是“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固守乡土”文化藩篱，初步滋养出了韦伯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因此，与其它地方的人相比，浙江人显得更有“商业头脑”，他们认吃苦，懂经营，还富有较强的冒险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掀起的一波又一波“创业”浪潮成为浙江经济迅速崛起的最直接动力。

据一位老人介绍，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的创业历程充满了艰辛，被描述为“白天是老板，晚上睡地板”，为了开拓市场和积累原始资本，他们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但正是这群人创造了一个神话，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的“温州模式”，此后，温州人又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与之相似，义乌人“鸡毛换糖”、东阳建筑队“走遍中国”等创业故事也早已蜚声海内外。另外，浙江人还特别重视“家族组织”的功能，并形成了一种互助文化（遍布全国的浙江商会即为证据），对他们扩展商业经营活动范围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再次，从区域“政治生态”角度来看，因为比较“务实”，浙江人对中央政府及其各种指令一直表现出某种错综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是敬畏，另一方面又保持警惕，特别是在事关整体经济利益得失的关键问题上，包括官员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有鲜明的“地方本位”思想。所以，浙江经济数据不但“不浮夸”，而且倾向于尽量对上“少报”（与山东省的情况截然相反），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1959—1962年大饥荒期间，浙江省的人口损失比例相对较小；同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温州有村庄在文革期间尝试“包产到户”却没有被发现。

浙江的“地方本位”思想对当地“政商关系”构成了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以私营企业主为主体的经济精英群体不仅“善于”主动与政府搞好关系，而且还能够将自己的“价值观念”传送到政府官员头脑中，他们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艰苦创业活动推动浙江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又能引导政府官员接受他们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甚至形成与之契合的现代市场经济理念；因此，浙江地方官员的思想观念相对更加开放与开明，这就容易创造一种相对“和谐”的政商关系，进而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最后，从外部资源的支持角度来看，拥有大量“海外移民”也是改革开放后浙江经济腾飞的重要支撑要素。据一位资深的浙江文化研究学者介绍，浙江沿海地区（特别是青田、永嘉一带）有很长的海外移民历史，这些移民分布在东南亚、港澳台、欧美等地区，不少人都成为了大资本家、企业家，早在改革开放之前，他们就通过给家乡亲属“邮生活补贴”等各种渠道为浙江贡献了很多的“外汇”。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又有很多人热情回国，在自己的家乡投资创业，开办了大批的外资或合资企业，为浙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

与此同时，出于对故土的热爱，大量浙江籍的华人华侨积极介绍家乡的亲朋好友到海外工作、经商、游学，极大地开阔了这些人的视野与眼界，提升了他们对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更深入了解，并进一步激发出了他们的创业热情。如此，一批又一批的现代企业管理与经营人才在潜移默化中被培育出来，他们借助得天独厚的“国际舞台”在浙江建设起了一些很有市场竞争力的生产企业，不仅推动了浙江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而且还帮助当地企业更好地抓住产业升级换代的先机，成为中国很多经济行业（比如皮革、五金、网商等）的龙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浙江四十年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之所以辉煌耀眼，主要得益于浙江人的“务实精神”，得益于他们能够借助这一传统文化优势，积极打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勇敢地迈向现代市场经济，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而这正好对应了“改革”与“开放”这两个词汇的核心内容。假如可以由此而提出“浙江经验”这一概念，那么，它完全可以被概括为四个关键词，即：务实、重商、自主、开放。

当然，在关注到浙江的成功之同时，我们似乎也需要关注到这里最近几年来正在发生的某些不良现象。比如备受社会关注的温州“炒房团”与几年前当地房市的“腰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浙江经济“脱实向虚”的发展迹象；再如，金华东阳市2007年发生的“吴英非法集资案”，一则说明浙江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日益凸显，二则也印证了当地政商关系正在发生的一些非良性的变化。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几年来，浙江各级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明显在强化，左倾思潮抬头；而民间“地方本位”思想则出现了转向“地方保护主义”（反市场化）的苗头，这些现象都给浙江经济的未来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最后，我想说，虽然中国自古就有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之谚语，而且就目前来看，与全国的整体经济形势相比，浙江的状况仍旧相对“乐观”；但是，“吃老本”总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毕竟，中国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徽商之命运，殷鉴不远。期待浙江能够继续发扬历史悠久的“务实精神”，不断解放思想，革故鼎新，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为中国开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道路、新模式、新征程，继续扮演“改革开放”排头兵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