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差序格局——中国社会转型的“文化软肋”

——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2 次 更新时间:2018-10-13 10:06:44

辛允星  

   从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历史进入到近现代时期,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节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研究日臻成熟,转型理论由此而生。按照主流观点的界定,“社会转型”指的是,特定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结构性转变,具体可表现为:由农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由乡村向城市社会的转化;由封闭向开放社会的转化、由宗教向世俗社会的转化等。而文化是社会的灵魂所系,因此,社会转型的背后正是更为深刻的文化转型问题;作为深层结构性逻辑的文化机制深刻影响着社会转型的方式,甚至直接构成了社会转型的本质。文化转型以社会转型为载体,实践着人类文明进程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变迁。可以认为,社会转型外显于大众日常生活现象之表,而文化转型则潜藏于这些社会现象之内,它们共同构成了转型理论的基本研究对象。

   有学者明确指出,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特定族群长期延续下来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在特定时代为另一种新的主导性文化模式所取代的过程;它不会是经常发生的社会历史现象,只有在较大历史尺度上所发生的主导性文化观念、理念、习惯和价值体系的总体性、根本性、脱胎换骨式的转变,才算得上文化转型。由此可见,相比于外显的社会转型,内隐于无数民众头脑之中的文化转型过程必然会更加复杂和艰难,而文化转型的不畅又必然会反过来影响甚至彻底阻断社会转型的进程。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主要传统文化元素能否顺利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直接决定着社会转型的未来前途,本文将以“差序格局”为例,系统地探讨这一文化元素在当代中国的“生存”形态,及其对中国社会转型进程所构成的各种深刻影响。

  

   一、差序格局及其当代形态

   从最“原始”的意义上来说,“差序格局”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以亲属关系为主轴、以“亲疏远近”为规则的人际关系模式。尽管它只是一个尚未精确界定的触发式概念,留下来很多疑问有待澄清,但其核心内容还是比较清晰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至少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二是人在“差序格局”式社会结构中的行动实践,而这种实践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在“差”的向度内的活动;二是人在“序”的向度内的活动;三是涵盖“差、序”两个向度,即,人在整个社会结构内的活动。在传统中国社会,不管是基层乡土社区,还是顶端的“庙堂”及其介于二者之间的混沌“江湖”,都呈现出了差序格局的特征,因此,它具有立体性社会结构的内涵。差序格局及其界圈肇始于“血缘差序”,首先被运用于血缘群体的社会关系,最终演变成一种观念文化,并广泛渗透进各类非血缘社会群体中,使差序格局及其界圈可以脱离血缘基础而广泛存在于非血缘群体和非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之中。由此可见,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关系运作的主要且普遍性特征。

   从发生学以及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差序格局是建立在东西方社会结构比较上的理想类型,是一个有“灵”的结构人类学概念,它揭示了中国人的群体结构特征,体现了儒家“礼”的社会观,反映出血缘伦常的社会准则。差序格局的宏观建构,是在家族社会场域或皇权政治场域的不同情景中显现出来的,在这一微妙的建构过程中,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差序格局也就同时具备了另外一层含义,即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模式。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家长掌握着资源,并按照血缘关系对其进行分配,这种物质动力诱导着大多数人服从家庭伦理规范,从而强化了差序格局的实践化效果。通过这种体制化建构,起初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之上的差序格局,已经可以脱离这些社会基础,而具有了牢固的心理基础和强大的经济动力,从而使之自动运转起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差序格局实际发挥着伦理规范与资源配置的双重功能,并通过这些功能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因此,人们既按照亲情而形成差序格局,也按照权力和利益结成各种“小圈子”,从而将身边的人区分成特定的圈层结构,区分成亲近者、疏远者、无关者等不同的层次;这两种不同标准既有差异,又相互渗透与嵌合,体现了权力、利益、亲情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伴随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持续推进,基层社会正在发生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伦理本位”到当下的“圈层格局—核心家庭本位”、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等转变;而社会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的转型。原有的乡土社会结构已经被打乱:“差”不再完全由血缘的亲疏和地缘的远近来决定;而“序”不再简单地由长幼尊卑来定位,而且传统的社会伦理纲常走向弱化,横向关系扩展并重排、纵向等级扁平并错位的新差序格局正在形成,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一种“工具性圈层格局”;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证实,这种社会关系模式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结合机理,对中国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发挥着日益重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传统文化资源不再被当作至高无上的规则来指导人们的行动,在某种“差序思维”得到延续的同时,社会个体的行动开始更多地遵循工具理性的逻辑。在涉及经济利益时,差序格局仍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在日常的生活情感交流中,差序格局已经动摇,人们更多地按照自身的兴趣来选择角色对象;其中的物质、符号和情感网络已经由重合变成交叠状态。关系的密切程度、持续时间、交往频率等共同构成为人们是否会与某个社会成员建立和维持核心社会网络关系的关键因素,显而易见,这些特征已经与传统的差序格局存在着一些重要区别。

   总而言之,在快速变迁的当代中国社会中,尽管传统差序格局的内容和取向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其感情、利益与伦理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调整,社会行动的理性化趋势日益凸显,利益因素的影响明显增强;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承认,中国社会关系的文化内核始终还在保持着差序格局的“基本精神”,不管是作为一种社会结构,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差序格局的基本模式都得以延续,它与现代社会的内在“组织需要”有着根深蒂固的抵触与对立关系。一个很显著的事实是,在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上,差序格局的资源配置模式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构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中国若要成功地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和法治社会,就必须对这一思想传统进行深刻的剖析和反思。基于对既有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本文认为,作为一种文化元素的差序格局,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公共性”培育,造成了严峻的社会信任危机,还诱发了行政运行过程中的各种“失范”现象,延缓了国家的法治建设进程,同时,也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空前的挑战。

  

   二、社会的“公共性”困境与信任危机

   在差序格局中,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一个个的圈子,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亲疏远近的等级差别,这决定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缺乏不同意见的表达机制,因而造成中国人宽容精神的缺失,使得人们害怕因与别人有意见分歧而被边缘化。而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所形成的自我主义又使得“平等协商”流于形式,亲疏导向致使思辨理性缺失,权威崇拜使得批判精神泯灭,家族私德令公共责任缺位。与此相关,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是“私德”发达而“公德”萎靡,在“熟人社会”之外的广大社会空间里,人际关系的协调和公共秩序的构建成为了一笔巨额的“文化欠账”;而且即使经历了百余年的现代化历程,这笔文化欠账仍旧未能还清。因此,公共精神的普遍缺失已成为时下不争的客观事实,社会的“公共性”困境同时也就得以凸显。按照学界的总结,“公共性”的基本内涵可以归纳为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作为目的和价值取向的“公共性”指涉的是特定空间范围内的人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从参与者角度看,“公共性”指涉的是人们从私人领域中走出来,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在公开讨论和行动中实现自己从私人向公众的转化;从参与程序角度看,“公共性”指涉程序的公开、开放和公平,人们在平等对话中达成共识;从精神角度看,“公共性”指涉个体基于理性与符合理性的法律而批判性地参与公共活动,维护公共利益和价值取向的精神。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经验来看,“公共性”是促成当代“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它可以使个体人超越狭隘的自我生活,主动关注社会公共事务,从而塑造出现代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特别强调公众对公共活动的参与过程及其机制建构,因此,被视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事实是,虽然从理论层面看,不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还是现代科层体制排除私人感情的工作纪律,都与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逻辑不能相容,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反而以独特的机制结合在一起,导致差序格局在传统社会中的道德构建功能被破坏,市场、科层制、学术体制内部应有的游戏规则被侵蚀,它们之间本应存在的边界变得极为模糊。由此可见,差序格局不太可能成为“公共性”发育和生长的沃土,它放大了“利己主义”的效应,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小团体主义“公共性”虽然也可能以某种“集体利益”的面目而出现,但其实质仍然是一种利己主义,是对更大的“公共性”的牺牲,它未能超出“自我主义”的范畴;可以说,“公共性”的发育不良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一大挑战。

   就当前中国社会而言,因“人们的物质欲望”受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强劲刺激,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在逐渐失去其构建社会道德之功能的同时,又转向了一种基于特殊主义情感偏好和充满“唯利是图”色彩的新差序格局。但是它仍然难以对中国社会的“公共性”培育发挥积极功能,因为受其影响的行动者置身于特定的权力和利益空间之中,虽然表面上可能已经具备了“现代法人”的很多特征,但实际上,他们仍然在按照差序格局的逻辑,创造和重组着各种帮派性质的利益集团,特别是位居中心的行动者更是将自身的利益和权力诉求作为人事安排的主要考量标准,而社会道德几乎完全沦为了人们攫取利益和权力的工具。由此可见,新差序格局中的理性意志不仅没有推动人们突破传统样式的人身依附关系,还提升了他们高效地建构和使用差序格局的能力;现代理性与差序格局的这种“悖论性”结合,使得社会“公共性”的培育显得十分艰难。这种情势对中国现代社会建设产生了强大的阻碍作用,使得这个过程充满荆棘。

   另外,新差序格局还体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即,各社会成员和群体对利益的“无序化”激烈争夺,加之“不规范”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强大作用,它们共同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了严峻的信任危机。更为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信任危机不仅存在于现代形态的“生人社会”之中,而且还延伸到了传统形态的“熟人”社会,乃至近亲属圈子内部,因此,才造成了所谓“杀熟”一词的流行。有学者基于对中国华南乡村“六合彩”运作过程与逻辑的研究而指出,“工具-情感”关系是农村社会转型时期的主导关系类型,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经常会和人际情感的维系发生冲突;“关系信任”受到了削弱,而“制度信任”尚未建立,因此,社会信任不足的问题变得日益突出。与此同时,由差序格局所滋养出来的社会信任危机,又必然会反过来强化人们对各种利益的“无序化”争夺,以及对权力的“不规范”运用,从而使得差序格局获得更加强大的“自我再生产”能力。

对于任何社会而言,公共性的重建都有赖于它在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和大众心理各个层面形成关于公与私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合理安排。不幸的是,在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受到差序格局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公共权力、公共领域,还是公共资源,都受到了各种利益集团的强力侵蚀;社会伦理意义上的差序格局虽然被削弱,但资源配置意义上的差序格局却正在崛起,导致它的公共道德意涵被日益膨胀的工具理性所掏空,“公”的领地不断萎缩,社会的“公共性”重建失去了应有的伦理资源。总而言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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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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