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谁在助推“国学热”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5 次 更新时间:2019-12-02 18:34:08

辛允星  

   前不久,我所在单位的工会组织了一个书法培训班,鉴于自己的书写技能与职业需求有较大差距,我欣然报名参加。首次上课结束后,我就听到了两位学员的一段高谈阔论,他们表达的核心观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精湛绝伦的书法技艺就是典型例证,可惜当代国人不知珍惜,导致很多优秀文化财富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地,因此,应该大力弘扬“国学”,让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再创辉煌、走向世界。听到这样“振奋人心”的对话,我顿时便感慨万千,对“国学”一词产生了强烈兴趣,联想到不少的相关事件和亲身经历。

   几年前,浙中Z小学因大力倡导“国学教育”而名声远播,N校长因此而获得了很高的人气,成为当地教育界的红人。据说,该校强化“国学教育”的举措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在完成国家教育部门规定的基础教学任务之余,额外增加中国古典文献的传教,特别强调学生对《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与唐诗宋词等的熟练背诵;其二是着力打造校园的“国学”氛围,通过墙壁画面等宣传空间展示中国古代文化典故;其三是通过“校规”让学生在出入校园时给大门口的“孔子像”鞠躬,以培养孩子们对中国文化名人的崇敬之心。

   另一则与“国学”高度相关的新闻是知名流浪者沈巍的故事。据传,生于1967年的他因为没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而于1993年自愿放弃不喜欢的工作,做了20多年的流浪汉,在此期间,他认真研读各种古籍文献,对《左传》、《尚书》、《战国策》、《朱子家训》等国学经典有很多独到的解读,并喜欢与街头偶遇的“朋友”讨论这些国学经典中的思想与观点,因此而被很多网友称为“国学大师”。2019年初,他的“事迹”被人传之网络,迅速引起了轩然大波,使之一度成为“热搜”名人,顺带也让“国学”一词好好地火了一把。

   半年前,我在火车上结识了一位当时正在诵读《德道经》的“道家思想”信奉者,他在攀谈中告诉我说:他曾性格暴躁,与家人的关系很紧张,但在接触到一个道家思想传播团队后开始幡然醒悟,不仅主动跟随“组织”学习知识,还主动到各地“做义工”,重新找到了对生活的热爱。他邀请我加入了一个“微信群”,果然如其所说,里面每天都有老师为群友解读道家思想或与之有关的社会现象,但当我听到一位老师说“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都是因信奉道家才取得重大政治成就”这样的观点后,就再也学不下去了。

   就在加入那个传播道家思想的“微信群”不久之后,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位自称“国学爱好者”的好友添加申请。成为好友之后,这位新朋友便开始自我介绍,声称自己很希望多认识一些国学爱好者,希望好好向大家学习,所以请我拉他进一些“同行聚集的微信群”,虽然稍微觉得这位好友有点奇怪,但是我后来还是拉他进了我认为“合适”的几个群,直到发现他在群里不断发送所谓的“国学著作”销售广告之时,我才明白,此人乃是纯粹的商业推销员;只是打着“国学爱好者”的旗帜做生意,还真是我平生第一次碰到的有趣故事。

  

   透过以上事例,我们应该能从很多角度感受到了“国学”在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它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热词”,频频出现在大众媒体中。从最广泛意义上说,当前中国的这股“国学热”既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及其所内含的儒、道、法、墨等各派思想备受社会关注,也表现为书画艺术、民俗活动、中医等其他形式的传统文化元素在大众生活中的不断崛起,甚至还表现为国人对诸如孔子、老子、朱熹、王阳明此类文化名人的“推崇”等社会心理现象;其中,以中国古典文献为载体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其提倡的价值观)应该是最为核心的内容,它实际上代表着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文化保守主义”这一支系。

   如果说“国学热”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思潮的重要表现,那么,它主要是由哪些人群掀起和助推起来的呢?他们此举背后的动力到底又是什么呢?显而易见,这些人群包括部分知识分子与教育工作者,及其背后给予其支持的体制内官员,一些“文化”商人,当然,占多数比例的还是一批普罗大众。不难理解,有些知识分子之所以“推崇国学”,大多都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偏好或职业发展需要;而少数的专职教育工作者与官员则主要是为了借此“创造政绩”来获得职位升迁;至于“文化”商人,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对于“国学”的喜好完全出于牟利的需要。然而,最不容易理解的是,作为追随者的广大普通民众是出于怎样的心理动机而成为所谓“国学爱好者”的呢?这是思考当前“国学热”现象的关键所在。

   对此话题,中国知识界已有不少讨论,各种观点并立,甚至出现了尖锐对立的不同评价,真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人认为,“国学热”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与社会发展而来的国人“文化自信”得以恢复的体现;也有人认为,它是主流媒体的“盛世渲染”所导致的结果;还有人认为,它主要是源于我国广大民众的文化认同需求,我更倾向于最后这种观点。许多社会科学家(如吉登斯)指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使大众生活世界充满各种不确定性,“我是谁”的问题随之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萌发出来,于是乎,他们迫切需要借助某种“文化传统”来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位置,获得“自我认同”的精神纽带,而且,这种以“个体主义”为主轴的现代化进程越是深入,此种社会心理需要越是强烈。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国学”成为了不少民众的认同对象与精神寄托,对他们而言,国学背后的真实思想与内容并不重要,但它的那副“文化外壳”很重要,它可以被作为一种容器,装下人们孤独的灵魂,成为其生存价值的归宿。为此,人们不惜创造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传统文化”元素,以达到“现实嫁接于历史”的效果,恰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传统的发明”机制。我在鲁西南家乡开展社会调查时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典型案例:近几年当地人突然把每个人的“45岁”定为特殊年龄,并形成了在这个年份接受“亲友送鱼”、举办家宴和穿戴红色衣服(与本命年的说法相似)的民俗惯例;值得深思的是,这种“新发明”竟然被很多人想当然地视为“老规矩”,不用分辨地纳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行列之中。

   另外,当前中国的“国学热”应该还与各种社会问题的集中涌现有关。奥格本的“文化堕距”理论提醒我们,特定文化体系在变迁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精神滞后于物质”的现象,从而引发一系列的“转型难题”,并最终以社会民众所亲身感受到的“社会问题”形式浮现出来。众所周知,千百年来,国人已经养成了“通过重振祖宗之法来化解现实困难”的牢固文化传统;如此,各种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烦扰”以及对其化解之道的强烈需要自然会引导人们产生一种“美化传统”的心理倾向与对“国学”的亲近感,尽管他们对各种历史过往的美好想象并非完全基于事实,但是它们足以产生强大的心理惯性力,使之确信不疑。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注意到,有些人对“国学”的喜爱可能仅仅是一种“怀旧”情绪的表达,而并非真的渴望“过回到”从前的生活方式,甚至对国学经典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也并无多少真正的理解,或者纯粹是为了借“国学包装”来体现自己的文化品位,凸显自己的文化身份。因此,当前中国的“文化热”其实已出现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偏差”,比如有传播道家思想的所谓学者将“无为”解读成了“尽量隐忍”,将“道”理解成了“存在即合理”,将“大治”想象成了“秦皇汉武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国学”显然已经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林墨含的文章《我为什么反对国学》就是针对这类现象而展开论述的。

  

   总而言之,当前中国的“国学热”现象有着复杂与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它虽然由多元社会主体共同推动起来,但其根本的动力源头则在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大众文化心理需求;这种需求是人们在经历物质生活的巨大变革之后而自然产生。与此同时,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也促使人们在潜意识中出现了“重拾传统文化精髓”的倾向,“国学”便由此而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救世良药”。由此可见,当前“国学热”的社会心理基础就在于人们对“文化”的强烈需求与对生活意义的持续追寻,“国学”因适应了这些需要而被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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